家国文化下公共理性成长的局限及其可能
时间：2021-07-05 08:02:3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成熟的公共理性是民主体制得以优良运行的前提。传统中国在家庭为基础的农耕经济之上，形成了情理本位的思维模式，并造就了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家国不分的政治文化遏制了公共理性的成长。在家国文化政治传统基础上，如何发掘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公共理性成长的积极因素，并形成有利于政治良性运行的公共理性，是变革中的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关键词： 民族国家;公共理性;家族—国家;道德理性
中图分类号： D03;B8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2.0014
自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系统讨论公共理性之后，公共理性成为当代政治哲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国内很多学者围绕公共理性作过诸多研究，涉及公共理性理念、原则、适用范围、局限性等领域。但是结合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语境对公共理性的解读则明显薄弱，公共理性的建设在政治实践中也进展甚微。为什么西方社会发育出了相对成熟的公共理性，而在中国却困难重重，其背后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构现代中国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理性？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如何甄别西方价值取向，将其转换并应用于中国现代语境，发展一个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公共理性。这既是一个理论议题，也是一个实际的挑战。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创建了独特的“家”“国”概念，有必要从比较政治文化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公共理性的建构与传统家国文化的关系，以推进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
一、 西方公共理性建构的历史成因与条件
公共理性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政治背景。西方的自然科学辩证思维奠定了公共理性的逻辑基础，民族国家的建立逐渐形成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政治理念，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分野，推动公共理性付诸政治实践。
不同的文明塑造出不同的思维方式，西方政治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自然科学、哲学密不可分，其文化中的理性来源于先贤们对自然科学的探索与自然法的论证。得益于海运地利之便，古希腊成功地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商贸中心。航海商业扩大了文化交流，也催生出了希腊先哲对自然背后的规律的浓厚兴趣。自然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将对自然的探讨方法运用到讨论政治秩序的内在规律和本质是否合理中，形成哲理思辨。赫拉克利特将其归纳为“逻各斯”（logos），后来演绎为自然法，逐渐成为西方政治社会视野中最高尺度的权威，自然法、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等重要概念也由此而生，实现了政治生活的理性化。近代启蒙运动的渊源是近代的自然科学，数学、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法被运用于政治思维，人的经验观察、理性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破除了神创自然的迷信，论证了人依靠理性不仅可以认知自然背后的绝对真理，也可以发现支配人类社会的规律。理性主义使对政治的研究产生了辩证法、演绎法、实证法等，成为西方政治学继续发展的基础。于是，这种源于对自然秩序的探索以及由此形成的规范的主智主义成为近代西方文化的基础。
安乐哲等学者曾对中西文化作过比较，“古典时代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可以认为是意向式和隐喻式地发生作用”[1]144，西方则是将“隐喻看作寄生于实在意义……最终要与构成基础的逻辑联系在一起。这用于将思想的和审美的文化条理化，防止想象不受限制地飞翔。”[1]145中国的思维是注意审美的，而西方注重逻辑性。总之，西方文化中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方法论的成熟，使得对公共理性的讨论摆脱了中国式道德的桎梏。万物在理性的支配下、人在自然状态下都是平等和自由的，昭示了绝对公理和终极价值的正义论：人和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点燃理性之光”的启蒙运动之后，公共理性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逐渐成熟。民族国家（nation-state）特指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在欧洲封建国家基础上演化而来，取代了其他一切统治形式并被大多数国家所效仿，最重要的是在共同价值基础上塑造了宪法意义上的公民。这首先得益于欧洲中世纪市民阶层的形成。商业的复兴产生了多元化的利益共同体，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后，王权及封建贵族的权力被分流到代表市民的国民议会手中，通过议会保障人民权利逐渐被广为接纳。随之而来的是特定地域内的民众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时期的归属感。这种同一的政治归属感把人变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之一，身份由臣民转向公民，获得独立的现代公民政治身份。公民政治上的独立自由，产生了满足人人平等的参与政治的民主政体。新的民主政体的确立既是对欧洲封建等级制度崩溃的回应和对封建旧有身份的否定，也是對个人从属于国家中平等公民身份的肯定。
市民在争取政治权利的过程中，伴随着个人主义的伸张。个人主义是区别非西方文化的主要元素，也是构筑西方政治的基本单元。“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翻译成汉语或许用‘分立主义’更确切，因为这里的个人主义仅仅指个体的人独立而不隶属于任何人或任何集体的存在状态。”[2]在城市商业的繁荣下，个人主义赋予市民更大的自由，而个人主义与自由反过来又促进商业的发展。因此，保护个人主义与自由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设立政治制度的核心目的之一，这恰是公共理性得以发展的前提。因为在公共领域中，只有赋有独立人格的个人的存在，公民才能自由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意见，并作出理性判断。
民族国家中公私域的二元分殊孕育了公共理性发展的空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人不仅作为个体存在，也以群体生活的方式存在。个体与群体不同的生活方式，将人的生活划分为公域和私域。国家权力依照假定的民主、法治等正义契约被限定在公域之中，不得越界深入家庭等私人角落。而私人领域禁止国家权力入侵，靠公民间的道德来维系，且私人领域的道德不一定通行于公共领域。在罗马法中，家长在家庭中拥有的绝对的家长法权与公域的社会法治之间界限分明。“在公共领域，家庭中的成年男子和家长地位平等，一样有公民权、参加公民大会……与此同时，政府的权力不能逾越家庭的门槛。官员有事也只能在门前高声叫唤，不得直接入内。”[4]国家权力囿于政府职能范围、保护私人家庭的政治传统一直被西方民族国家所继承。在家族的私人层面，希腊罗马时期的家长像中国传统族长一样，对妻子、儿女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任意处置，家属没有独立的人格。不过罗马的家长制并没有上升为社会政治的专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开始主动介入家庭关系之中，通过法律限制和取消家长的绝对权力，保护子女的人身和财产，家庭成员之间开始强调平等、自由。过去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等级关系转变为具有平等意义和契约特征的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也成为具有独立意识的公民在凝聚认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国代表的是公域，家庭等代表的是私域，两者的权利范围不同。因此，在民族国家中，家、国在政治与文化上并不是同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