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时间：2021-07-03 16:02: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无论是在学科构筑、学术前沿方面，还是在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重大理论问题上，均取得了长足发展。本文对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马克思主义国家与边疆理论、“从边疆观中国”研究范式、中国历史疆域理论、朝贡制度等五个重大问题做了专题式的学术梳理与评述，进而提出，尽管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者为推动边疆研究做了很多工作，但这种尝试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初始阶段，构建中国边疆学仍应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这需要我们一方面细致梳理中国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从历史当中获得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从动态的视角认知新时期乃至未来边疆省区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着重展望中国边疆学研究如何回应“变化中的边疆”，深入阐释重塑边疆的重要变量，回答“变化中的边疆”所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
关键词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边疆学 历史疆域理论 从边疆观中国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0-0001-12
引言
40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涌现出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既是对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的深化及再开拓，也是对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及范式加以利用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是对中国边疆现实情势的因应。
追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之缘由，实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自由论争的空气更加浓厚，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已经认识到，边疆史地研究“非集中专门人力进行经常研究不为功”，①至此，边疆研究领域人为设定的禁区开始被打破，一些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开始对一些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做出了筚路蓝缕的工作，并吸引了许多相关学科的学者和青年学者加入其中，进而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二是近些年来中国边疆地区及毗邻周边国家多事，边疆治理难题的内外因素叠加效应凸显，边疆研究者顺应时势，希冀透过对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为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提供有益的理论视角与现实借鉴。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种理论的全部观点和结论应当基于对历史事实的观察和研讨，要想完全理解现在，惟有从历史出发才有可能。同样，要理解一门学科的形成，也只有详细梳理它的学术发展史，才会变得可能。正是就此意义而言，梳理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思想史，可谓必要。以下，笔者拟就目前所掌握的难称全面的资料，对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学科构筑情形、重大理论问题、最新研究范式及学术前沿等问题作专题式的梳理与评述。
一、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历程
在梳理中国边疆学发展历程之前，一个问题不得不予以提出：多数学者将“边疆学”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学术概念来使用，但是对“边疆学”如何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提出与传播等基本史实，仍然需要进行认真的考察。根据娄贵品的研究，就目前所见，作为学术意义上的“边疆学”一词最早见于《殖边月刊》1933 年6月号，该期杂志编辑罗列了一批与边疆有关的书籍，称之为“边疆学图书一览”。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計划书》中提出了“边疆学”的概念。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 年，杨成志提出要在国立中山大学设置“边疆学系”，希冀将“边疆学”建设成一门学科，然则未获批准。不过，总体来看，缘于改造边疆政治的现实需求，时人倾向于考察“边政”，遂有“边政学”之说，至于“边疆学”一词则淡出了国人的视野。娄贵品：《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学术探索》2012年第8期。
20世纪90年代以降，出于推进中国边疆研究的强烈愿望，“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问题开始被提出。1992年，邢玉林首次较为完整地探讨了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问题，除阐述建立中国边疆学的必要性外，还探讨了中国边疆学的名称定义、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框架及其功能。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1997年，马大正、刘逖亦呼吁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标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并将其视为“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78～279页。稍后，马大正再次提出，21世纪的中国边疆学应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进行历史和现状的综合研究，“一是中国边疆研究应以中国边疆学来命名；二是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但也包括自然科学的部分内容；三是中国边疆学要通过研究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进而全面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规律和探求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治国安邦之策”。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回顾与前瞻》，《人民日报》1999年10月23日，第6版。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入拓展，本领域的诸多资深、前沿学者集体发声，呼吁构筑中国边疆学。参酌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马大正：《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方铁：《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李国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透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邢广程：《关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考察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历程，自然不容忽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引领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前身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13年更为现名）的学术规划和学术贡献。自1983年成立以来，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学科发展规划一直强调两个领域的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其中，基础研究领域主要致力于从历史学的研究学科属性出发，着力于历代中国边疆治理、疆域构造、近代中国边界变迁、疆域理论等诸问题；应用研究则着重从维护当下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目标出发，使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民族学、地理学等诸方法，开展对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关系与区域稳定状况的调研。从中国边疆研究所三十余年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演进的轨迹来看，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一直被置于优先地位。1994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曾有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中心”的动议，希冀以更名为起点，进一步推动单位的学术工作和学科发展。《关于更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中国边疆研究中心”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档案室馆藏资料。这份文件从“适应边疆新情势，推动边疆现代化建设”“与国际研究接轨，扭转我国边疆研究相对落后的局面”“拓宽研究覆盖面，促进‘中国边疆学’的兴旺”“扩大边疆研究专业队伍”“为中国边疆学权威性研究机构的建立创造条件”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更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99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十年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未来十年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可归结为：“一个出发点，二个服务，三个坚持。”这其中，“一个出发点”即是“为下个世纪完成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总目标努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2005年9月）提出：“十一五”期间，边疆中心将围绕学科建设和发展来开展工作，以完善中国边疆史地学科体系为核心，努力构筑中国边疆学学科的理论框架。具体来说，有关边疆学学科的构筑工作，包括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边疆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方法、边疆学的框架结构、边疆学的学科特点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同一时期编制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论证报告》（2005年9月）“学科建设”条目指出，“十五”期间，学术界对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研究持续开展，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一定拓展。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1）对中国边疆学学科定位的讨论日益深化，并更加清晰；（2）对中国边疆学学科框架的讨论已不再停留在历史学或其他学科的单一层面，而是呈现出跨学科领域的思考。2013年，中国边疆研究所提出了“123战略”。这其中，“1”即以构建“中国边疆学”为中心，从边疆形势和边疆研究的实际出发，通过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进一步夯实构筑“中国边疆学”之基础。本处所引中国边疆研究所推动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相关文献资料，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档案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