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商诚信道德对诚信机制建设的意义
时间：2021-04-10 00:02: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作为明清时期十大商帮之首，晋商以其精湛的商业经营技巧、票号间的规模经营以及敏锐的商业经营意识而著称，内在的诚信经营意识也是晋商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精神信仰恰是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欠缺的。文章在分析晋商诚信道德形成原因的基础上重点提出了当前我国诚信体系建设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晋商诚信 文化基础 诚信建设 信用档案
自古晋人善商，山西商人的历史可以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然而真正兴盛起来并成为一支地方性商帮，则是始于明代，更盛于清代。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晋商，实际上是指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俗称“山西帮”。晋商处在一个商业法律尚未健全、主体诚信意识缺乏明确约束的历史环境中，却可以将诚信道德有效的渗透进其商业经营之中，其诚信道德必然存在特殊的实现方式。
晋商诚信道德价值原则
以诚为本。“诚”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不仅有世界本体的含义，同时他认为“诚之者，人之道也”①，也就是说，“诚”同时也是一种做人的伦理原则。孟子同样认为“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②。相反，如果这个人本身就充满善意并具有“诚”的品质，那他就一定可以因感动别人而受到称赞。晋商商业历史中始终流传着“诚招天下客”这样一句至理名言，其理论基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诚”的见解。晋商以诚信为本，纵横数百年而不衰，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神话。以诚为本，即以“诚”为主体的指导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宗旨，这是晋商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形成的经营理念。
以信为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不仅包含着其内在的本质，也兼顾着其外在表现。《礼记·礼运篇》中讲“讲信修睦”，意思是指在和睦的社会中，“信”应作为一种人际关系中的重要原则，只有社会成员之间重信守诺、互不欺诈，才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信”作为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对商业的兴旺发达起着决定性作用，正所谓“诚招天下客，信连八方人”。晋商的营业原则是“信义”，这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信义”具有相同的含义，并作为晋商的经营原则使得晋商在日常运营中折本亏损力求信誉，最终使得各方百姓主动购买晋商的产品，不计价格，只认准其商标。山西商人常用这些警句来约束自己，告诫自己无论在何时何种情境下，都应做到“重信义，守良规”，甚至在晋商的心里，认为宁可亏本买卖也决不可以丢掉自己的信誉。
以义制利。自古以来，义与利这对矛盾始终贯穿在商业经营活动之中。在义利关系中，“义”始终是制约人们商业行为的道德规范。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尚义轻利”、“贾而好儒”等伦理规范也就成为了晋商从事商业活动的道德准则，并把以义制利作为其经营活动的核心价值观。在晋商看来，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特质，是一种基于共同的生活实践、精神信仰、历史风俗的地域文化特质，“以义制利”更是一种被同行业所公认并从内在角度去实践商业经营道德规范的“文化模式”，其中不但包含山西商人自身的为人处世之道义，也包含商业经营本身的道德规范—以义制利、见利思义等，这是对晋商精神内涵的形象阐述。晋商始终秉承儒家见利思义的经济伦理，以义制利是晋商精神的核心价值。
晋商诚信道德形成的文化基础
“诚信待人、重义轻利”的传统儒家文化。“诚”和“信”这一对道德范畴，儒家文化最早是将二者分开来解释的。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诚指的是诚实无欺、真实无妄；信指的是遵守诺言、言行一致。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诚信生神”的这样的语句，西汉时期，也有“诚信著乎天下”的名言。“诚信”在传统儒家中的解释也更为明了，即诚实无欺、恪守信用。而在“义”的问题上，儒家文化把“义”作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合理获取个人利益的基本道德标准，同时也是个人道德品质的标准。孟子认为“义”最重要。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儒家文中，“义”“利”涉及道德规范，并且关系着经济行为关系的好坏，所以“义”与“利”关系的好坏决定着社会经济行为和道德之间的和谐与否。儒家的义利观主要认为“义”是首要的，“利”应放在“义”之后，即在义利关系中，强调人们应以义为先，特别在出现义利矛盾时，能够做到舍利而求义。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取信于人、重信重义，是一个人应具备的最根本的道德素质。晋商在批判性地继承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商业实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自身特色的诚信体系，包括交往有信、轻财尚义等。此外，深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晋商始终把“诚信经营、重义轻利”作为自身商业活动的首要道德准则，同时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高度提炼的道德精华，在规范晋商的商业经营行为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山西“关公信仰”的地域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人类个体的行为习惯在很大程度并非先天赋予或家族遗传，而是由于受到他所处文化系统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行为主体从其出世前就已处于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中，他的每一种行为习惯都不可能跳出其独特的文化环境而存在。由于中国历史因素和地域的关系，晋商的商帮在明清十大商帮中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崇尚关公。因为关公被山西人看做是“忠义”的化身，而且可以为他们祈福求财，所以，山西很多人的家中都设有关公的画像或铜像，尤其是经商之人，他们甚至每年都会去关公故乡进行祭拜。由于在山西会馆中包括在某个地域中的各行各业的山西商人，如典当行、茶商、汇兑行、绸布商等，种类繁多，涉及面广泛。在这种因素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商业模式，这样的商业模式是按照地域而划分的，它不同于按照行业划分的普通会馆模式，因此这样形成的会馆使得商人集聚在一起的难度增加，于是就不能单纯依靠享有威望和感召力的会馆组织者，同时还应树立一个具有山西文化中独特的精神信仰，而关羽无疑是最佳的精神领袖。此外，晋商在经营过程中会面临种种商业风险，有的风险甚至会导致他们多年的财富积累亏损得血本无归，在这种精神压力下，晋商必定希望存在一个能够为他们避祸祈福的神灵。而声名显赫、浑身正气的山西同乡—关帝，无疑是晋商最好的精神寄托。而山西商人崇奉关公最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晋商可凭借同乡对于关公的敬畏，利用对关公的信仰号召同乡同心协力共渡难关。所以，晋商在共同祭祀关公的活动中不仅在心灵上得到了慰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以期从内在角度来规范晋商的商业行为，具有积极、强烈的震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