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平衡：试论新《行政诉讼法》框架下诉权保障与滥诉规制
时间：2021-03-05 00:00: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新《行政诉讼法》的出台与立案登记制的确立，彰显国家保障公民诉权的良好趋势，公民提起行政诉讼也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途径。但是在此新阶段，也出现了公民滥用诉权等问题，导致资源浪费。因此，立法应当尊重公民的诉权，但也应合理规制滥诉。本文力求寻找保障诉权与规制滥诉的平衡点，并给出合理的建议，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关键词：“新行政诉讼法”；诉权；滥诉；平衡
中图分类号：D9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20-0035-02
作者简介：顾浩立（1991-），男，重庆人，重庆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行政诉讼法》是保护公民权益免受公权力侵害的重要工具，是纠正行政行为的重要制度。2014年11月1日通过，并于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行政诉讼法》是确立了立案登记制，更大程度上保障公民的诉权，鼓励公民提起诉讼解决行政争议，维护自身权益，相较于旧法无论是在立案、受案范围、审判结果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少亮点
保障诉权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但伴随着新法的出台与施行，其也暴露出部分公民利用新法不进行立案审查而不合理行使诉权，导致大量资源浪费的问题。笔者基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理念出发，对如何保障公民诉权并规制滥诉进行分析，解读滥诉根源所在，并作出理性建议，以期在保障诉权与规制滥诉之间达到平衡。
一、新法在诉权、滥诉方面的新变化
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并伴随着立案登记制的确立，当事人的诉权得到了更好的保障，行政诉讼展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特别是在案件数量上快速增加，如C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2015年全年新收案件1438件，较之2014年的809件增长了77%，较之2013年新收案件609件增长了两倍多。但在这良好局面的背后，大量的滥诉案件也给行政诉讼添加上了几分虚假繁荣的意味。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与立案审查制相比，立案登记制降低了诉讼的门槛，变得更加规范、公开，更好的保护诉权。辩证的来看，新《行政诉讼法》所体现的立案登记制等内容，虽然能更大程度上保障公民的诉权，但是因其缺少了审查环节，也更易导致滥诉问题的发生，大量案件得以直接进入审判阶段，其中夹杂着缠诉、滥诉案件。我国现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阶段，一些领域的“官民”对立情绪较为严重，部分原告并不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为目的，而希望通过诉讼以达到向行政机关施压、引起社会关注或者单纯泄愤等目的。以笔者经历来看，新法施行以来，出现了部分人利用信息公开，非理性的向多个行政部门反复提起申请进而提起诉讼，或者对行政机关有抵触情绪，其不合理诉求未被满足后提起诉讼。这就出现了新法要保护公民诉权，而部分公民不理性行使诉权的冲突。
二、保障诉权与规制滥诉的博弈
（一）保障诉权的意义分析
公民的权利在受到行政机关不法侵害后，都有将其诉诸于司法的权利，确立和保障诉权也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职权与义务之一。“有权利必有救济”，行政诉讼诉权的存在，是救济权利的权利，是公民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免受行政机关不法侵害最强有力的保证，也是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途径。
然而据统计，新法施行后的2015年全国新收行政案件486295件，虽然较2014有着巨大的进步，但相较于同期刑、民事案件以及国外行政案件数量，我国的行政案件数量仍然明显偏低，这并不能说明我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水平高明，其与公民之间的冲突较少，相反大量的行政争议进入了信访等非司法途径，据统计：2013年，全国信访系统接待超过1000万人（次），其中涉及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有争议的超过600万件。出于对行政诉讼不信任等多种原因，造成了公民“信访不信法”的问题，大量行政争议退出了行政诉讼市场转投到信访。从法社会学角度看，我国的行政诉讼原告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显得十分弱小，地位不对等，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对行政诉讼缺乏信心，经过对自身实力、地位结构以及诉讼价值评估后，选择放弃起诉。诉权是提起诉讼的逻辑起点，如果缺乏对公民诉权的保护，公民怯于起诉、无法起诉，行政诉讼法也将流于形式，失去意义。因此，针对行政诉讼诉权的保障，甚至是强化行政诉讼诉权，对于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状况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规制滥诉的意义分析
一方面我国行政诉讼的状况决定了必须强调诉权的保障，另一方面行政诉讼的新问题也需要对权利进行合理的限制，防止诉权的滥用。这就要求在诉权保障和规制滥诉的博弈之间寻求平衡。公民有权提起诉讼，但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有其合理的边界，特别是新法对立案登记制的确立更是需要对滥用诉权行为进行规制。
以笔者的经历来看，滥诉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类：一是出于对行政机关的行为不满，提起诉讼发泄情绪；二是通过大量诉讼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给行政机关施加压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三是对于信访不满进而转到诉讼途径的；四是律师出于经济利益，鼓动大量当事人提起诉讼。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既是由于立案登记制后，行政诉讼费用的相关制度存在不合理之处，也存在行政机关行为不得体，造成了“官民”对立的局面，同时部分公民法治观念淡薄也造成了这些问题。
不是所有的司法裁决都能产生正义，但是每一个司法裁决都会消耗资源。当事人非理性行使诉权背离了行政诉讼的初衷，不符合行政诉讼的价值取向，既浪费司法、行政资源，又扰乱了相关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如新《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在面对滥诉案件时，不仅司法机关必须进行立案审理，被诉行政机关还必须派人出庭参加诉讼，其中的人力、财力势必大量流失，同时滥诉也会招致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怀疑，丧失法律的信仰，无疑会阻碍法治社会的建设。理论上来讲，诉讼的理由是无穷尽的。可是国家所拥有的司法资源却是有限的。国家保障公民的诉求，但任何权利都有其合理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