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才短命人谁惜]曾昭燏 墓

　　她是晚清“同治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家族后裔，具女中英豪之誉。 　　她是当时中国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专业的第一位女性，是李济领导下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鼎盛时期最著名的女“海龟”。
　　她主持了一次次的考古发掘，使其主掌的南京博物院成就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
　　她心系国运，一生未婚，决绝在安葬国民党抗战阵亡将士、蒋介石题字的灵谷塔下。
　　
　　她是中国女性奋斗史上
　　一个令人惊叹的异数
　　
　　曾昭�是曾国藩二弟（行四）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按照曾家“国、纪、广、昭”的排列，曾昭�属于第四代。
　　曾昭�出生时，曾家虽失了往日的辉煌，但豪门显宦的余晖仍照耀着这座标志着梦想与荣光的巨宅深院。1923年刚满十四岁的时候，曾昭�与其姐曾昭浚一起离开湘乡荷叶镇来到长沙，进入堂三姐曾宝荪创办的艺芳女子中学读书。在艺芳这座基督教会的学校里，作为校长的曾宝荪期望学生“好学，又不专读呆书”，能“崇信基督，又不忘孔孟之道”，能“守校规，又能提出有条有理的建议”。这些校训和教育方法给少年曾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夏，二十岁的曾昭�于长沙艺芳中学毕业，报考中央大学并被外文系录取，秋季开学后成为中大的学生。一年后，曾昭�转入了中文系。当时的中大中文系，可谓名师云集，高手如林，如黄侃、吴梅、胡小石、汪东等均于此执教。
　　中央大学毕业后，曾昭�担任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国文兼职教员。1934年秋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深造。
　　1935年3月初，曾昭�辞去金陵大学研究班学业和附中教职，在两位兄长的资助下赴英伦求学。3月13日，曾昭�由二位兄长送至上海码头，登上一艘意大利的邮轮，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这是中国首位赴海外就读考古专业的女性。
　　1936年，曾昭�利用寒假到各地博物馆收集散失在英国的中国铜器资料，为写作硕士论文做准备。
　　通观中国近代杰出女性活动的领域，多是在文学、艺术、教育、医学等几个门径中来往穿梭，而曾昭�却从古文字学入手，最后选择了连许多男性都望而却步的田野考古学，而且坚持下来，并蔚然成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女性奋斗史上的一个令人惊叹的异数。
　　1937年6月初，曾昭�以学术论文 《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得到导师叶慈的赞许并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实乃一部专著，文中所列古代铜器上的六百种徽识，是从两千零八十二件青铜器中整理得来的。这是曾氏留学海外数年的收获，也是她的成名之作，曾昭�在学术界的地位由此奠定。6月底，曾昭�按照中央博物院李济的约定和学习计划，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什维希威格（Schleswig）为期十个月的考古实习。
　　
　　在国事家愁中离英归国
　　
　　曾昭�到达柏林的这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曾氏闻听，大为惊骇，刚刚告别同学亲友、孤悬海外的她，感觉沉闷愤激，心中凄凄。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曾昭�与同学们才“以万分振奋的心情，注视这战事的发展，而且慎重地考虑自己能在这抗战中做些什么事”，并“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考古，想当初如果随兄长曾昭抡学化学多好”。 她以为学化学可以制造炸弹，可以直接参与抗战报效国家。
　　但她还是逐渐认识到自己对于国家、民族和抗战的帮助，莫过于做好目前的工作，待学业大成后再为国效力。想到此处，她遂强按悲怆心境把自己埋于学问中。
　　12月8日晨，曾昭�一出家门，即见德国报纸以大字登载南京失守的消息，曾氏立感“触目惊心，心痛欲裂”。她本不欲往史前古史博物院实习，只是因为昨日说过自己必往，觉得“不能失信”，于是，“在车站徘徊良久后，仍决心一往工作如常”。下午，曾氏去学生会阅报，方得知南京失守是误传，心中“为之稍定”，同时认为“其实南京之失，于我战略无大关系。徒以为我首都观瞻所系，不由不特别关怀也”。
　　这天深夜，曾昭�悬着的心仍未放下，乃写信向朋友询问国内真实战况。10日晨，得到正在巴黎访学的北大教授向达信函和所附《泰晤士报》一份，知“南京沦陷，盖旦夕间事”，心情又陡然沉重，发出了“感痛何极”的哀叹。
　　12月18日，曾昭�突然从报上看到了南京确实已经失陷的消息，顿时痛哭失声。
　　随后的日子，曾昭�在学习的同时，仍关注国内抗战情形。1938年1月31日，曾昭�完成了实习课程。想到国事家愁，前途暗淡，她不禁流下了热泪。2月19日，曾昭�出任伦敦大学叶慈教授的助教，主要从事教书及编目工作。然而几个月后，她便主动放弃了留在英国工作和戴上博士帽子的双重心愿，决心辞去教职，回归祖国。
　　1938年6月10日，曾昭�闻“广东遭敌机惨炸。平民死者已达五六千，惨不可言”的消息，发出了“此真百世之仇，不可忘也”的愤慨与悲鸣，遂坚定了尽快回到祖国，与人民一起受难的决心，并写信向家人讲述了这一打算。8月1日，曾昭�收到时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大哥曾昭承的信函，谓中国已战火遍地，混乱不堪，抗战前途甚忧，并力阻其归国。曾昭�一时心绪颇乱。经过几天的思考，她仍坚持返回家园。
　　9月19日，曾昭�向导师和伦敦大学校长告辞，起程返国。在当天的日记中，曾氏以略带伤感和恋恋不舍的心情写道：“别矣，伦敦！”
　　26日，曾昭�由柏林抵达巴黎，此时欧洲战局更趋紧张，巴黎民众人心惶惶，开始逃难。因一时不能成行，曾昭�遂独自到卢浮宫一观。因时局混乱，卢浮宫已闭门谢客。
　　正在怅然中，有一守门人问道：“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曾昭�抬头答道：“中国人。”
　　对方听罢大为欢喜，说我们两国人都是朋友呀！遂向曾昭�送了一个飞吻。曾氏见状，心头的阴霾消了一半，心想法国人的愉快性情真非英国人所能比，笑意中，也学着法国佬的样子给了对方一个飞吻，对方大为高兴。
　　晚8时许，曾昭�登上火车前往马赛港，夜色朦胧中她透过车窗向外看了最后一眼，心中默念一句：“别矣，巴黎！”
　　9月30日，曾昭�踏上了由马赛港起程的轮船，向东方故国驶来，同船的有中国留学生费孝通等数人为伴，倒也不显孤寂。10月22日，曾昭�一行在越南西贡上岸，此时传来广州失陷的消息，一行人顿感“晴天霹雳，闻者皆面无人色，大事从此去矣”！
　　
　　曾想舍弃学术研究去当记者报国
　　
　　经过几番周折和长途跋涉，曾昭�等终于在29日上午接近国境，众人见到久违的国内风物山色，不禁触景生情，又“遥见一穿灰色衣之士兵荷枪而立，几为之泪下，看见其老迈龙钟之态，不免失望”。
　　经过一天的颠簸，曾昭�下午6时抵达昆明，她到西南联大找二哥曾昭抡，到校后方知曾昭抡去重庆开会未返，而时在联大读书的三妹亦居亲戚家，不在校内，遂大为失望，幸得曾昭抡同事介绍表哥俞大绂在此，方喜出望外，立即找寻其交谈。
　　第二天，曾昭�与俞大绂谈及归国时，一路看到大好河山遍布疮痍，难民成群，民族危殆，她欲暂时舍弃学术研究工作，做一名战地新闻记者，以便更直接地为中国的抗战服务。这一设想，除了曾昭�对国难的焦虑，以及受爱国人士勇于牺牲精神的感召，在她的血液中，还暗伏着作为一名政论家和记者的因子。但是，曾昭�的记者梦刚一萌生，就遭到在昆明的亲友特别是俞大绂的反对。俞认为眼前这位曾小姐过于天真，对国内抗战情形亦不够了解，徒凭一腔热血欲弃多年的学术造诣于不顾，去做一个并不内行的战地记者，于国于己皆无益处，还是以教书和进研究机关为正途。
　　曾昭�亦觉俞大绂所言有理，遂打消了做一个记者的念头，于11月4日到昆明靛花巷史语所租居之处拜见李济。
　　5日，曾昭�与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夫妇共同聚餐，商谈受聘中央博物院事宜。
　　6日，曾氏赴昆明郊外温泉傅斯年一家居处拜访，就留学与归国后的前途等与傅斯年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傅明确表示支持曾昭�进中央博物院筹务处工作，并对曾的事业和前程寄予很大希望。
　　10日，曾昭�突接一亲属自昆明打来的长途电话，谓曾昭承来信，嘱其回湘迎母，遂立即告别傅斯年夫妇搭车返回昆明。时俞大绂以“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聘书相示”，但曾昭�思母心切，无暇顾及，当天下午即起程出发了。
　　曾昭�抵达桂林，与逃难至此的母亲相会，又经过一番旅途周折和千辛万苦，母女及随行的亲属经贵阳、越南海防等地，总算于1月19日到达昆明，与在昆的亲人团聚。也就是这一天，曾昭�见到了刚从重庆回昆、分别四年的二哥曾昭抡，其亲近欢乐之情非外人所能体会。第二天下午，曾昭�来到西南联大宿舍，与曾昭抡、俞大绂商谈未来工作事宜，俞大绂告“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以‘考古讲座’名义邀请其至金大工业讲学”，曾昭�以“余心在中央博物院”而辞谢了陈校长的好意。
　　其后，“为了使国内田野考古学的炬火不熄灭”（夏鼐语），在国难当头的危难中，曾昭�正式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了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的苍洱古迹考察团，于1939年2月9日与吴金鼎、王介忱等人，一道赴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借此际遇，曾昭�大显身手，首次向中国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发掘成果极为惊人。
　　1941年2月，曾昭�因出众的学术才能和组织能力，被任命为迁往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位居李济一人之下而统揽实际上的全局事务。随后，刚刚三十岁出头的曾昭�，参与彭山汉代崖墓的大规模调查发掘，完全按近代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操作，已超越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的范畴，工作方法真正代表了当时英国乃至世界的先进水平，使田野考古学上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1947年1月，在曾昭�的具体操持下，中央博物院主体大殿修建工程开始，至年底按计划竣工。此项工作使曾昭�在政学两界人士和同事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其间，曾昭�充分展示了她的聪明才智和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除了与曾氏友善的学界中人，国民党内部纯粹的官僚政客也不得不点头，对这伟大的建筑和曾昭�的主政能力表示由衷的敬佩。
　　
　　在文博界成为“南曾北夏”之“曾”
　　
　　自1948年12月至翌年4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总数为八百五十二箱，其中包括殷墟卜辞、毛公鼎等出土文物和宫廷文物，皆为国之重宝。
　　曾昭�眼见自己保管的藏品大势已去，遂处在极度悲愤又无可奈何的伤感中。在国民政府属下几个中央级的人文科学研究机构中，陶孟和与曾昭�是国民党风雨飘摇中留在大陆最为坚决和高调的两位负责人，而中共控制局势后对二人加以重用也缘于此。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对这一天的情形和感受，身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曾昭�回忆道：“我们凭着窗栅，看国民党匪军从南京最后的溃退，我们以万分兴奋严肃的心情迎接着新时代的来临。”
　　1950年3月9日，遵照新中国中央文化部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曾昭�为副院长，履行新职并宣誓，成为中共信任和重用、手握实权的知识分子中坚。对这一变革与人事安排，曾昭�感到心满意足，她在日记中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温情与妩媚写道：“今日，是南京博物院正名的日子。这有无限前途的博物院的新生，也是我自己事业的起始。离去年六月二十九日，只八个月零十几日。去年的接管，可以说是起始怀胎时期，今年则真呱呱坠地了。”
　　1950年5月1日，曾氏约请恩师胡小石等五位专家学者，调查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被盗情况。
　　同年10月，曾昭�主持对南唐二陵正式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于红星照耀下首次运用科学方法发掘的封建帝王陵墓。
　　南唐二陵发掘成功后，曾昭�信心倍增，又于1954年3月，以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的身份，率领南博同仁与山东省文管会，共同发掘了著名的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收获颇丰。
　　1955年至1958年，曾昭�、尹焕章率领文物工作队先后四次对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安徽寿县发现蔡侯大墓，曾氏又率队于1955年5月至6月，转赴安徽与当地文物工作者一起对蔡侯墓进行发掘、清理，对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想尽办法进行有效保护、收藏。
　　1960年，曾氏再度率队赴江苏连云港，对二涧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
　　一次次的考古发掘，使曾昭�在国内外所学知识得到了充分发挥，也使南京博物院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南京博物院作为业内的一个庞然大物居于长江之岸，看江南，望中原，傲视群雄。曾氏领导的南博与夏鼐主持日常工作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南北呼应，一个新兴的格局业已形成。曾昭�与夏鼐作为业内两只仅有的留英“海龟”和这一领域的顶尖学者，被当时文博界称为一对并驾齐驱的魁首，具有“南曾北夏”之称。
　　
　　在“日三省吾身”中惶惑、痛苦
　　
　　1954年9月9日那天，在经历了一系列“组织考验”之后，侥幸得以过关的曾昭�被“扶正”，正式出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掌控全院通盘事务。像年轻的夏鼐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一样，当年曾昭�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抉择，此时看来是明智的。
　　1956年，曾昭�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会议，其间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宴请，曾氏也得有机会一睹毛泽东的容貌。就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与曾昭�等几位女性“碰了杯，喝了酒”，天南地北地畅谈了一通。当问及曾昭�的身世与职业时，毛泽东自是大感兴趣，对曾氏家族的历史与功绩大谈了一番。毛泽东对曾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一次讲话中特地提到曾昭�，说“曾国藩的后代，还有个叫曾昭�的”云云。
　　1951年12月23日，南京为迎接“思想改造运动”，成立了南京市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曾昭�受聘担任该会委员。就在这年冬天，她主动要求参加赴皖北太和土改工作队，到基层接受“改造”。
　　待到1956年3月6日曾昭�向全院职工传达全国政协会议内容时，她说：“知识分子的问题是最中心的问题，特别是思想改造的问题。郭老引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说，每个知识分子每天都可以把自己问三次：一、我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否有不够积极的地方？二、我为扩大队伍加强团结做了多少？三、我学习马列主义是否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自此之后，曾氏开始真诚地“三省吾身”，每日都要反思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政治形势和党的要求。曾昭�自以为当年管不了的“国家大事”，如今像一把利剑落到自己头上，且非让她表态“管一管”。她必须硬挺着身子表明立场，且在对台湾亲友的公开政治表态和广播讲话中，要显得异常激烈，势如冰炭甚至仇寇，如此方能过关。曾昭�这样做了，且做得还算令人满意，因而尚未引来大的麻烦。
　　然而，令她想不到是，按倒葫芦起来瓢，海外的亲属刚刚按住，国内的亲属却接二连三地“出事”。二哥曾昭抡被打成右派后又身患癌症，大哥昭承之子曾宪洛逃离改造农场后死活不知，恩师胡小石中风去世，曾昭�的痛苦与恐慌随之加深、加重。
　　
　　一代才女决绝而去
　　
　　1963年“四清”运动来临，曾昭�感到了一种更加剧烈的痛苦、迷惘与恐惧。按照“四查”的行动原则，曾照�除了自信经济上无问题可查，“历史问题”则无话可说。曾氏家族被定为“反革命历史家庭”已是铁板钉钉，且这个钉子还是拐了弯的铁案。而在思想、政治上，曾氏始终认为这是悬在自己头上的一把利剑，时刻有落下并刺向自己头颅的可能，必须拼尽全力来应付这场对自己凶多吉少的风浪。此时曾昭�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明显消瘦无力，无精打采。
　　这年3月，曾昭�在巨大的压力下导致精神崩溃，患上了忧郁症，不得不入住南京丁山疗养院接受医治。
　　1964年12月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当曾昭�躺在病床上收到烫金的代表证书时，先是目光呆滞，毫无表情，而后潸然泪下。送证书者一看对方精神状态处于崩溃的边缘，遂好言相慰，令其放下一切思想包袱与生活烦忧，勇敢、理性、热情地投入伟大的“四清”运动中来，展开双臂拥抱火热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云云。面对风雨共济几十年的老同事那充满善意和真诚的目光，曾昭�凄然地说：“别再宽慰吧，我不行了！”
　　此时曾昭�的心境如同曾国藩晚年“心力交瘁，但求速死”的诅咒，她心如死灰，感到活着已了无生趣，对生命的最后一点留恋也随风飘散。
　　十几天之后的12月22日，曾昭�主动提出要用南京博物院的小轿车送为她治疗的医生回家。当送回医生后，她对司机淡淡地说：“去灵谷寺吧，我想散散心。” 司机会意，驾车向灵谷寺驶去。
　　曾昭�乘坐的小轿车悄然停在了灵谷寺前，她把一包苹果送到司机怀中，轻轻地说：“请你吃着，等我一会儿。”说毕打开车门，匆匆向灵谷塔走去。在塔下茶室，曾氏逗留沉思，又拿出笔在一个小字条上写着什么，写毕将纸条装进大衣口袋。
　　在外面等候的司机似乎感到了一点不祥的气息，急忙弃车走进茶室，只见曾昭�表情木然。她把大衣脱下交给司机，让其在此稍候，说自己要到塔上散心，言毕即登上塔梯向上攀登。十几分钟后，外面的游客忽见高耸的灵谷塔上，一个身影凌空一跃，如同天空一朵瑰丽的彩云飘然而下，倏忽间落入枯草丛生的石阶，鲜血喷溅处，枯草被染成殷红。
　　一代女杰与世长辞，终身未婚。
　　据有关部门派来的验尸者说，曾氏是从灵谷塔第七层跳下，属自杀身亡。后在其交于司机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一个小字条，上写“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当曾昭�血溅灵谷寺时，据说“组织”上已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只是未来得及通知她本人。当时中国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自杀者太多，每有人“自杀”，便被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一种“罪恶”，而曾昭�又恰恰是在安葬国民党抗战阵亡将士、蒋介石题字的灵谷塔绝命，无疑有蒋介石经常提及的“一死报党国”的况味，自是一种超级罪过。因了这种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理由，江苏省党、政高层决定对曾昭�之死秘而不宣，不准家属到现场和火葬场看尸体，并给南京博物院下达了三条指示：一、不发讣告；二、不开追悼会；三、以家属的名义料理丧事。在省委统战部部长亲自坐镇指挥、调度下，南京博物院采取从速、从俭和“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坟墓”的方式，将曾氏的遗体秘密收殓于一个木质薄棺中，于一个夜色朦胧、星光惨淡的黎明悄然无声地运出城外，于牛首山脚下一个人迹罕至的角落匆匆挖坑掩埋――中国考古文物界一代女杰就此长眠于荒草野坟之中。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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