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原住民_《台湾原住民概论》连载(五)

　　第六章原住民与祖国大陆的关系 　　 　　台湾同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据考证，在远古时代，台湾地区和大陆本来是连接在一起的大陆板块，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陆地下沉成为海峡。台湾变成了海岛。台湾各地相继发掘出的石器、黑陶和殷代西翼式铜镞等大量文物证明，台湾与大陆同属一脉。因而台湾原住民与祖国大陆也就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一节原住民与祖国大陆的渊源
　　
　　一、原住民与祖国大陆渊源的考古发现
　　台湾原始社会文化遗址遍布在台湾各个地区。较为有名的包括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长滨文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岔坑文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金石并用期的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遗址。从台湾岛的考古发现来看，祖国大陆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传到台湾。
　　原住民长期生活在台湾，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从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移居过海的。地球演变的历史研究表明，台湾属大陆型岛屿，即原为大陆一部分，后因地壳下陷或海洋水面上升，才与大陆分离。台湾海峡地区曾为平原或浅水区，大陆或南洋一些地区的原始人类有可能陆行或使用独木舟进入台湾岛。因为台湾脱离大陆的时间太短，从生物进化的原理观察，在一个狭小的岛屿范围里，不可能实现从猿到人的转变，所以岛上最早居民不可能是土生土长的，而应是从中国大陆或其他地区迁入的。据考古所发现的台湾最早的人类化石“左镇人”显示，“左镇人”是3万多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1万多年至3万多年前正是更新世晚期，大陆与台湾还连在一起，左镇人可能也和许多大型哺乳动物一样，是经过长途跋涉从大陆沿海走到台湾的。台湾发现左镇和长滨两处古人类遗址，福建的清流，漳州，东山也发现古人类化石。清流县境内的古人类牙齿化石，推测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期智人所有，经研究确定为距今1万多年前。漳州人类化石是一段胫骨，其绝对年代距今1万年左右。东山人类化石是一段肱骨，绝对年代约距今1万年前后。虽然，从年代看，福建人类化石比台湾左镇人晚一些，但根据对牙齿结构的对比研究，左镇人、清流人，东山人和柳江人，同属我国日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他们的体质形态基本相同，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由此推测左镇人和清流人存在着共同的起源。
　　而距今约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台湾分布更多更广。例如台北圆山、大坌坑、北部沿海土地公山、芝山岩，大直，尖山等数十处，出土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印纹陶，黑陶和彩陶等，质量和风格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同类器物相近。另外，在台湾中部和南部沿海，河谷发现的与圆山文化同时代、距今约3000年至4500年的凤鼻头文化，其陶器贝丘石斧、石锛等就与大陆东南沿海出土的同类器物有很多共性。也就是说，海南、台湾新旧石器和陶器与大陆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彼此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他们的使用者有可能进入台湾，后发展为台湾原住民，成为岛上最早居民。1980年7月，台湾考古学家在台东县卑南乡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大批石棺、石器陶片及玉器，经鉴定这是两三千年前古代台湾人的遗物，和我国南方各省古代的越濮族人留下的遗物一样。学者们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在距今2000年以前，台湾海峡两岸海水退潮时，一部分人从大陆渡海来到台湾，这部分人也可能就是今天台湾的泰雅人，赛夏人，布农人和邹人等少数族群的祖先。
　　再从出土的石器来看，长滨文化的旧石器，是用在水里磨滚过的砾石打制的，有一面或两面打击的砍砸器、刮削器等。其制法与大陆南方发现的旧石器十分相似，尤其是与湖北大冶石龙头，广西百色上宋村两处出土的砾石砍砸器在基本类型和制作技术上没有什么差别。考古学家认为，“这里的砾石石器属于华南的工艺传统。”台湾学者将长滨旧石器与周围同一阶段的文化石器进行比较研究，也认为由各种条件及已知考古资料来说，台湾长滨文化的祖籍是中国大陆。
　　以绳纹粗陶为代表的大坌坑文化，以印纹细陶为代表的凤鼻头文化和圆山文化，都和大陆东南华南地区新石器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大坌坑文化的遗物在大陆东南沿海各地广泛存在。1968年，台湾学者在金门岛富国墩发现夹砂陶为主的文化遗存，1985年至1986年，福建省博物馆在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也发现了与富国墩遗址相似的文化遗址。因此，考古学界把这类型的文化遗存称之为“富国墩――壳丘头文化”。富国墩遗址陶片的刻印纹和贝印纹，与台南八甲村遗址相近。壳丘头遗址出土的石器，打制与磨制并存，与大坌坑文化有许多相同和相似的文化因素，但也有不少差异性。因此可以说，大坌坑文化的产生“与大陆早期新石器的绳纹陶有着某些联系”。
　　凤鼻头文化“是继承大坌坑文化而继续发展的，当然接受大陆文化的影响也更加显著”。凤鼻头红陶，显然受到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马家滨――良渚文化的影响，当这种红陶类型文化在台湾中南部扩展时，又受到福建闽江下游昙石山文化的浸润。昙石山文化中层出土陶器以夹沙陶印纹硬陶为主。纹制为拍印的条纹和交错条纹，还有一定数量的绳纹。这些特征与凤鼻头红陶文化十分相近。再从其文化层的年代看，属于凤鼻头红陶类型文化的南投县草鞋墩遗址，其碳14测定数据为距今4000年左右，正与昙石山中层的年代相吻合。凤鼻头上层的素面和刻画黑陶文化与昙石山遗址上层以及福建福清东张遗址中层的遗物十分相似，同属于闽台地区以几何印纹硬陶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古文化遗存。
　　圆山文化以彩绘陶，印纹陶，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巴图石器为其主要特征。尽管在大陆还暂时找不到基本相同的遗存，但有许多文化因素表现了密切的联系。其中有段石锛起源于长江下游，在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便出现原始的形制，到良渚文化时又进一步发展。同时在华南分布也很普遍，台湾圆山文化中出现的有段石锛，显然有大陆文化的影响。有肩石斧起源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主要分布在两广云贵各省。圆山文化中的彩绘陶，印纹陶及殷周式的双翼铜铸、石刀，玉块等，也显然受到大陆的影响，只有巴图石器是台湾特有的遗物。
　　此外，台东麒麟的巨石文化可能受到浙江南部瑞安东阳巨石遗址的文化影响。鹅銮鼻发现的史前遗址，与大陆东部或东南部古代文化有关。卑南发现的玉决耳饰，则与东南亚及大陆沿海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耳饰极其相像。在台东县成功镇发现的马武窟“海蚀洞人”，采用“蹲踞葬”，台湾考古学家认为，这种安葬仪式常见于广东广西史前文化遗址，“海蚀洞人”很可能与大陆有关。
　　这些考古发现显示，在我国大陆南方、海南和台湾都发现有日石器和新石器文化。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内涵均属于大陆古越族之前的古人类和古文化，它们组成了个完整的古文化系统，有力地证明台湾原住民与大陆古越族属于同一起源。 　　
　　二、原住民与祖国大陆渊源的文化人类学证据
　　台湾的原住民，不论是居于北部山区的原住民，还是居于南部海岸的平埔原住民，大部分都是属于南亚蒙古人种的原马来人后裔。大多数人类学者认为，原马来人的祖先最初发源于亚洲北部大陆，一支沿东部海岸南下，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部，南部沿海地区，古代叫做百越；另一支越长江上游南下，分布于五岭以西的西南峡谷地区，叫做百濮。古代越濮诸族群和原马来人存在有许多类似之点，至今仍然依稀可以辨认出来。大概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或晚期，有一支越族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分数批渡海到了台湾，一部分留下来与先住在那里的矮黑人相融合，后来就成为泰雅人赛夏人，布农人和邹人等少数族群的祖先。大约在同一个时期，有几支越人和濮人也分作若干批，有的沿着海岸，有的溯江南下，经中印半岛而至南洋群岛，分别与来自印度或高加索的古印度奈西安种人相融合，成为原马来人。大部分原马来人留下来与原住在那里的尼格利佗种人相融合，成为后来的真马来人。而没有同尼格利佗种人相融合的部分，后来有一支经由菲律宾群岛移入台湾，这些人就是排湾，阿美、卑南，达悟和平埔等人的祖先。这样，从我国大陆出发的两支南亚蒙古人种，在经过不同的路线和长期迂回的迁移以后，最后又在台湾汇合了。
　　从体质人类学特征看，民族虽然主要由其文化特质决定其归属，但一个群体的体质人类学特征对于比较他们的来源也是一个重要依据。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显示，台湾原住民与大陆中国人一样，同属亚洲蒙古人种。他们的头指数、体高，鼻型、眼型，肤色、发型等都基本一致或十分相似，有着异乎寻常的同源关系。民族学者经比较发现，主要聚居于海南岛的黎族与广西汉族最接近，其次与湖南汉族以及台湾原住民较接近。这些资料表明，黎族和台湾原住民的起源和进化与中国内地人具有同一渊源，只是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差异，形成某些体质特征略有不同。正是后者，成为他们后来分属不同民族(系)的自然基础。
　　文化人类学特征显示台湾原住民渊源于大陆古越族。
　　文化较之血统，对民族认同更为重要，而文化的个性和共性，是研究民族识别和民族比较的主要标志。语言、风俗作为比较稳定、持久的文化要素，它们的共同性或类似性，同样说明台湾原住民渊源于大陆古越族。
　　1.语言特征
　　比较语言学表明，台湾原住民使用语言(旧称番语)为胶着语，有一字数音特点，不同于汉语一字一音，而古越语也是胶着语。例如“船”，古越人称为“须虑”。古越语后随民族迁移，发展为不同分支，但作为底层语言仍保存下来，古今都在使用。台湾原住民保留了这种语言习惯。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记载，台湾原住民“呼民人为弥麟”，《隋书・地理志》则记载，台湾原住民首领“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日多拔荼”；明末陈第《东番记》也说台湾原住民首领被称为“大弥勒”，也一字数音；到清代黄叔敬《台海使槎录》和《台湾府志》等史籍所记“番语”均列举大量一字数音之例，如台湾土话“女婿”称“阿郎”，与广东北江瑶族、广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粤方言对女婿称谓相同。虽然台湾原住民内部有多个分支，但语言的这种共同性没有变化，都使用古越语。古越语至今仍残存于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和民系语言中。如黎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与同一语族之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等有亲缘关系，但它们皆源于古越语。台湾原住民的语言既与古越语相通，当然是从大陆传播过去的。
　　2.断发文身、凿齿穿耳习俗
　　大陆古越人有断发文身习俗，这类记载和实例甚多。它具有多种文化意义，其中作为热带丛林中的保护色，也是适应地理环境的一种方式。
　　三国时，吴丹阳太守沈莹写的《临海水土志》中记岛上“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后代台湾原住民普遍保留着断发文身、凿齿穿耳的习惯，与汉人不同，与古越人相似。以后许多典籍都记载这种断发文身风俗。如清黄叔敬《台海使槎录》云，“水沙连北港女将嫁时，两颐用针刺如网巾纹，名刺嘴箍，不刺则不嫁”。1948年曾昭璇教授在台湾考察，见岛北泰雅人盛行文身，男子文额，女子文面，被称为“乌鸦嘴”，南部各支文身亦相类。此俗长盛不衰，以致男子喜少恶老，头白也不留胡子，有一根胡子也要拔除，一些人外出喜欢携带拔胡子工具。古代大陆南部的僚人有“凿齿穿耳”的习俗，大陆仡佬族女子将要出嫁时须拔掉两颗牙齿，这些都是民族渊源和文化特色共同性的表现。
　　3.崇拜龙蛇等图腾
　　古越族以龙蛇为主要图腾，崇拜有加。古越人流徙各地，龙蛇图腾即作为文化转移在当地传播。
　　台湾原住民的龙蛇图腾崇拜比较突出，龙蛇在文身图案中居最显要地位。《隋书・地理志》记载，台湾原住民“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在台湾历史文献所记习俗中，常见“虫蛇“，“乌翼”等描写与蛇祖崇拜有关神话。福建和广东潮汕地区旧为闽越人居地，对龙蛇崇拜尤甚。许慎《说文解字》云：“闽，东南越，蛇种也。”台湾多闽潮移民，龙蛇崇拜传八台湾，与原住民龙蛇崇拜相互影响，更加剧了此风俗盛行。
　　4.自由结合婚俗
　　婚姻形态在风俗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异同也反映了民族文化相互关系。古越人婚姻形式异于汉人，婚姻自由结合，婚前有较多性自由。而台湾原住民也一秉古越人婚俗。沈莹 部落，不相救助“。到明末，据陈第《东番记》，其人“喜斗而易动，疾战而轻解，起则两社相攻，休则亲戚不仇“。后世台湾原住民对外来势力入侵反抗甚为激烈，绝非偶然，正是古越人民性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张扬。
　　6.嗜食槟榔
　　我国南方古为瘴疠之地。槟榔含多种生物碱，有消谷、逐水、除痰、灭菌等功效，与南方湿热地理环境相适应，故为古越人嗜好，且世代不衰。唐刘恂《岭表录异》明确指出“不食此无以怯其瘴疠”。古越人迁入海南台湾，那里瘴疠比大陆更为严重，故食槟榔之风有增无减。
　　台湾土著人民至今喜欢嚼食槟榔他们往往拿扶蒌叶和蛎灰一同咀嚼。食用方式与黎族完全相同。现今台湾槟榔漫山遍野，消费量甚大，槟榔摊档至为触目，性感十足的“槟榔西施”成为台湾街边特别是旅游区一种独特情形。这绝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台湾原住民和海南黎族为适应相类似的地理环境而形成了共同饮食习惯。
　　7.共同地名文化渊源
　　地名作为一种可视和可悟文化景观，其命名与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民族迁移有关，并且地名历史比文字还要久远，透过地名可了解很多历史文化现象。
　　台湾现今地名仍有一部分是用原住民语命名的，即按原住民读音用汉字书写的。原住民语言既为胶着语，其命名方式，构词法和含义属古越语，应当为古越人迁入台湾在地名上的佐证。随着历史发展，台湾原住民对地名称呼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可借助于地名对比分析，看出其原住民来源。其中南或为典型古越语，作为地名与方向无关，意指水。台湾也保存了一些文字地名，如子(云林)、雅(新竹)，水、湖，大、芦竹(苗粟)，草，仔等。这些地名无疑是古越语地名遗存。台湾多山地，以“多”宇字地名表示，根据日本安倍明义先生列举，即有哆(新营番社)，哆咯唧(原日月浑东边番社)，哆咯唧(花莲新城乡)，另“多阿科汉姆”山地今写成大科陷大姑或大姑嵌。在海南也不乏“多”字地名，如琼山有多佩、多贤；文昌有多寻，琼海有多坭、多异；万宁有多扶，多格，多萌、多辉；陵水有多味弓；乐东有多能；儋县有多美、多业；临高有多文，多莲，多瑞、多郎、多贤，多朗等。亦偶见于大陆，如廉江有多浪，多宝：吴川有多曹等。可见“多”字地名把两广大陆和台湾都联结起来了。海南还有“打”字地名，且与“大”字同音，也属古越语地名。如儋县有打蜡；白沙有打安、白打等。“大”字地名更多，如昌江有大安、大章；陵水有大宁；东方有大田；乐东有大安；儋县有大成、大域：琼山有大林、大坡，大宾，文昌有大山：琼海有大路：万宁有大茂；屯昌有大同：澄迈有大美等。“大”字含义有一部分表示大小之意，一部分为。地”的意思，后者为古越语含义。在台湾，“打”字地名在宜兰有打那岸(罗东)：嘉义有打猫(凡雄)；高雄旧称打狗，打鼓，实也属于古越语地名。此外，海南还有马，麻，过，美、武、六(鹿)等古越语地名，在台湾也不乏其例。如马袅、马赛、玛。海南保亭有六弓，台湾有鹿野，鹿寨。“美”字地名在海南甚多，琼山有美兰，台湾高雄有美派。“武”字地名在海南也不在少数，如儋县有武教，临高有武来，琼海有武弄，澄迈有武田等，台湾屏东有武洛(里港)，意义为弓矢，这都不是汉语之意。以上地名几乎成对应关系，应是古越人习俗在地名上的遗存。
　　从上述可知，台湾原住民很有可能是从大陆迁去的古越族的一个分支，族源相同。但作为一个民族，无论文化还是血统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来源。在民族繁衍进程中，有其他民族加入是不可避免的。有关台湾原住民的”南来说”即就属此例。
　　
　　第二节　原住民与祖国大陆的交流交往
　　
　　一、16世纪至17世纪之前台湾原住民与祖国大陆的交流交往
　　16世纪至17世纪之前，台湾原住民与祖国大陆交流交往的领域及范围，限于当时的交通等条件都很有限，交流交往的方式也往往是比较被动的。见于历史记载的，多是大陆政权统治者派使者或军队向当地原住民进行招抚和慰谕。而在民间，自发产生的大陆汉人与台湾原住民之间的交流交往，包括大陆汉人向台湾的移入以及彼此之间展开的贸易行为，实际上已经开始并达到相当规模。不管怎样，毕竟拉开了祖国大陆与台湾原住民交流与交往的大幕。
　　三国时期吴国将领卫温等率一万多人到达台湾。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两岸之间的最早往来，而史料记载的大陆向台湾移民则首见于隋朝。此后，汉人与原住民之间的民族融合进一步加速。公元3世纪成书的《三国志-孙权传》中记载，孙权于公元230年春，“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甲万人浮海求夷州……得夷州数千人还。”在其二、三十年后，吴丹阳太守沈莹写了《临海水土志》，其中说：“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两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吴时临海郡治在今浙江宁海，从所叙述夷州的方位以及气候、地形看，可以肯定夷州就是今日的台湾。夷州居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也可与后来的台湾原住民的生产、生活形态相印证。夷州人居山，“各号为王”；“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居民兼行农耕与渔猎，“用鹿貉矛以战斗，磨青石以作矢镞刃，斧，”表明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以鱼肉腥安中，共食之，以粟为酒，用大竹简饮之；“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已脱离群婚阶段而实行对偶婚制，”战得头，着首还，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以彰其功，”台湾原住民还处于原始状态。到7世纪，《隋书》再次出现有关台湾的记载。公元607年，隋羽骑尉朱宽入海求异俗到达琉球，因言语不通而返。公元608年，又奉隋炀帝命，前往”慰抚”，琉球不从。公元610年，隋炀帝遣陈棱率军从义安(今广东潮洲)泛海前往琉球再行“慰谕”。从所记地理位置、动植物，气候和习俗看，琉球就是台湾。陈棱率军从台湾西海岸中部登陆，经过几次激战，击败了琉球首领欢斯、渴刺兜的抵抗，焚烧了他们的寨栅，“虏男女数干人而归”。此时的琉球人分部落，各立头目，弓箭狩猪，刀耕火种，文身具饰，有尚人头骷髅、食人肉之风，还处于原始状态。7世纪的琉球与3世纪的夷州的社会文化面貌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说：“当地原住民初见船舰，以为商舶，往往诣军中贸易。”由此可推知，此时大陆与台湾已有了通商关系。
　　上述两次出师台湾是从浙江和广东，而不是从近离台湾的福建出海，其原因在于当时福建尚未开发。中原汉人大规模入闽是唐初(669年)陈政、陈元光带将士从固始(在今河南)入闽，开发漳州，唐末(870年)王潮，王审知又率将士从固始入闽，据泉州，形成了闽南民系。北宋末(12世纪初)宋朝南迁，大批汉人进入闽粤赣交界山区，形成了客家民系。他们就是后 来的台湾河洛人和容家人的祖先。
　　12世纪南宋时代，江南一带开始发达，泉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船舶时而停泊澎湖，众多渔民移居澎湖，离此不远的台湾西海岸也成为他们的渔场。南宋诗人陆游(1125～1210年)忆在泉州任官时的诗说：“行年三十忆南游，稳驾沧溟万斛舟，尝记早秋雷雨后，舵师指点说琉球。”看来船舶到过琉球(台湾)。1171年，泉州知州汪大猷在澎湖建屋，遣军屯戎，归福建晋江县管辖。这是大陆封建政府第一次在台澎地区正式驻军，元朝继承南宋市舶制度，也十分重视航海事业和对外贸易活动，于1270年设澎湖巡检司，经营台澎地区。这是大陆封建政府第一次在台、澎地区建立行政机构，征收租赋，行使统治权。澎湖开发以后，大陆劳动人民横渡台湾海峡，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左右的航程，由此进一步与岛内居民发生广泛而频繁的接触更加便利。1292年派杨祥率军“往使琉球”，因语言不通而还。1297年再派张浩率军往琉球，进行招谕，因台湾原住民分为各不相属的部落，也无结果。关于台湾情况，元末，汪大渊随商舶浮海，历游数十国，亲自到台湾西南部，登大崎山(今高雄)，于1344年前后写成的《岛夷志略》说：台湾“男人妇女卷发，以花布为衫，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他国之人倘有所犯，则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头悬木杆。地产沙金黄豆黍子硫黄、鹿，豹鹿皮。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珠、粗碗，处州瓷器之属。海外诸国，盖自此始。’14世纪中叶的琉球人已与7世纪隋代的琉球人大不一样。他们虽有割食人肉习俗，但那是对犯禁的外来者。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显然已脱离野蛮阶段。琉球人与祖国大陆有通商关系，大陆商舶经台湾西南部往来南方各国。
　　从上述史料看，从3世纪到14世纪，台湾原住民只与祖国大陆汉人有往来，从汉人得到铁器粗碗布及其他粗手工艺品，社会生产力和文化有所提高。到了明代，由于实行海禁政策对于大陆人民移入台湾和台、澎地区的进一步开发，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为时长达两个世纪之久。期间经历倭寇的入侵，荷兰的殖民统治，直到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祖国大陆与台湾原住民大规模的交流交往才重又开始。
　　
　　二、16―17世纪以来台湾原住民与祖国大陆的交流交往
　　
　　台湾岛内原住民分为许多不相隶属的独立部落，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其中以聚居在西海岸的平埔人与汉人接触最早，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最高。17世纪中叶，汉人大量移台以前，平埔人口大约三四万人。他们最迟在14世纪中叶起就同汉人有贸易往来。在以后汉族移民不断增加和接触日益频繁中，开始了与汉人相融合的过程。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积极鼓励沿海人民移居台湾，下令各地收沿海之残民，移之东土(台湾)，开辟草莱，以相助耕种。这时期，有数以万计的大陆人移入台湾。在18世纪初期汉人移民出现高潮之后，这种融合过程进一步加速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汉人与平埔人交换物品的品种和数量大大增加；汉人与平埔人杂居同处甚至通婚；在争斗中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不过两百年的时间，“两族”人民已经基本上融合为一体了。与此同时，汉人与东海岸原住民、居住在山地的原住民之间的接触融合也都在或快或慢地不断进行着，而且呈现日益加速的态势。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后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尤其是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中，汉人与台湾原住民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和声援，共同谱写了轰轰烈烈的台湾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又回归祖国怀抱，台湾原住民与祖国大陆的交流交往愈加密切。特别是在两岸开放交流交往以后，原住民台胞中的一些有识之士陆续到大陆求学深造，从事民族学研究，并推动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之间的学术交流与探索，他们还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参与台湾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促进台湾原住民争取合法权益的事业的发展；近几年来，有些原住民同胞还参加了大陆主办的烹饪技艺旅游管理等专业的培训，为他们在台湾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谋求发展创造了条件，还有不少的原住民台胞，特别是青少年到祖国大陆观光游览参加大陆举办的冬令营、夏令营，与大陆青少年进行体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广泛交流一些原住民同胞还深入到大陆的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的各民族兄弟姐妹联谊沟通，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有的还在寻根过程中，找到了与自己民族有诸多共同之处的少数民族，他们在不断的接触交流中，进一步加深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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