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的诗化_唐传奇与诗化小说

　　〔摘要〕“诗化小说”是一个现代概念，其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却渊源有自。唐传奇就具有诗化小说的品质，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小说人物生活的浪漫性，即对于艺术的痴爱、对于行侠仗义的想象、对于自由爱情的赞美与渴望。第二，艺术表现的诗意性，即环境、气氛描写的象征性、意象化，志怪与宗教故事素材的化用和诗句的直接使用。唐传奇这种诗化品质，不同于现代诗化小说之精神，其来源于追求浪漫的特定时代精神，亦受到同时代诗歌文化精神的浸润。�
　　〔关键词〕唐传奇；诗化小说；浪漫；时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6－0167－07���
　　
　　①《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有进一步论证，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2006年度规划课题“共生与激变――论唐代诗歌在传奇生成中的作用”（AHSK05-06D12）�
　　〔作者简介〕吴怀东，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安徽合肥230039。
　　
　　引言�
　　“诗化小说”是一个现代概念，其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却渊源有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在欧洲兴起了一种新小说，即吸收了诗歌表达特点的“诗化小说”。 《草原》是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中篇小说，爱伦堡就认为这部小说“其实构成了一首长诗”(1)。当代学者追溯当时俄罗斯这一诗化小说的创作思潮之起源，认为此前创作诗化散文《猎人笔记》的屠格涅夫之中短篇小说如《春潮》、《初恋》等已经是“诗小说”(2)了。到了19世纪末，这种所谓诗化小说在法国象征主义思潮流行的背景下加速发展，延续到20世纪初，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更扩大了其影响和声势。这种“诗化小说”不同于叙事诗或者诗体小说，后者是使用诗的语言形式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到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在欧洲的文学史上有一个巨大的传统，而“诗化小说”，其实就是具有诗意的小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狭窄的艺术之桥》中明确宣称：“我们渴望着理想、梦幻、想象和诗意。”(3)所以，英国小说理论家戴维•洛奇归纳说：“现代小说家发现他们在创作中越来越依赖于属于诗歌，特别是属于象征主义诗歌的那些创作技巧。”(4)�
　　与此相映成趣，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存在这种吸收诗歌、特别是古代抒情诗表达特点的小说，王瑶先生认为，某些中国现代小说就继承了古典“抒情诗”传统：“鲁迅小说对中国‘抒情诗’传统的自觉继承，开辟了中国现代小说与古典文学取得联系、从而获得民族特色的一条重要途径。在鲁迅之后，出现了一大批抒情诗体小说的作者，如郁达夫、废名、艾芜、沈从文、萧红、孙犁等人，他们的作品虽然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艺术上也各具特点，但在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这一方面，又显示出了共同的特色。”�①上个世纪末以来，钱理群等明确将这些中国现代小说名之为“诗化小说”，并进一步注意到其产生背景，指出其除了对中国古代传统的继承之外，还受到了上述西方19世纪中后期逐渐兴起的“诗化小说”的影响(5)。�
　　 其实，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传统东方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在中国文学革命中的对抗》早就指出：“旧中国的文学主流是抒情诗，这种偏向也贯串在新文学当中。所以，主观感情往往主宰或突破叙事作品的形式。”(6)而美国华裔学者高友工说：“抒情艺术家全神贯注于内在创造行为，对创造行为而言，艺术对象或客体只是一种延展和复制；而叙事艺术家则主要关注外在的创造产品，对创造产品而言，创造过程只在有利于其对事物的阐明时才是有关的。”(7)在中国叙述传统中却存在着一个抒情境界，以文言为载体并以士大夫为读者对象的古代小说“与抒情传统有极密切的认同”，《红楼梦》与《儒林外史》都达到或实现了这种抒情境界(8)。《红楼梦》、《儒林外史》以及《聊斋志异》的少数篇章实际上继承的就是唐传奇诗化小说这一传统(9)。不过，这些学者没有明确使用“诗化小说”这一概念，也没有指出唐传奇开创了中国古代诗化小说这一极富民族传统特点的小说类型。李剑国则明确说，“几乎是唐小说特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诗笔”的运用（按：他认为“诗笔”就是传奇行文中运用诗歌）和“诗意化的创造”(10)。�
　　 可见，唐传奇不仅代表着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文体独立，而且其中优秀作品还构成了现代“诗化小说”的前驱，换言之，唐传奇除了具备小说的基本特点之外，还表现出特定的艺术品质。本文试图结合典范的传奇作品，归纳和描述其诗化表现，并进一步揭示其文化内涵。�
　　一、 生活的浪漫性�
　　 在中国文化史上，唐朝既不同于汉代拘束于儒学与事功追求，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恐惧死亡与鬼神，也不同于宋代拘束于道学观念，这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唐代文人面对的不再是钳制人性的黑暗时代，取而代之的是生机勃勃的世界，新鲜、丰富、自由，充满希望。唐传奇小说突破六朝志人、志怪小说的拘囿，尽情显示了唐人的个性风度，表现了他们浪漫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情调。唐人生活的浪漫性，就传奇所集中表现者，约有三端：�
　　 第一，痴爱艺术。�
　　 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品味和超越，生活浪漫性的直接表现就是对艺术的爱好。唐传奇所写各类人物，大都爱好诗歌，他们或者评论诗歌，或者创作诗歌，不仅如此，他们不少人还擅长书法，熟谙绘画，甚至能歌善舞。�
　　 崔莺莺之于张生（元稹《莺莺传》），霍小玉之于李益（《霍小玉传》），所爱者均为对方的诗才。《三水小牍》所写的步飞烟，读了赵象的诗，“长太息曰：‘丈夫之情，心契魂交，远如近也。’”又为书曰：“发华缄而思飞，讽丽句而目断。……犹望天从素恳，神假微机，一拜清光，就殒无恨。兼题短什，用寄幽怀。伏惟特赐吟讽也。”诗能使青年男女心契魂交，思飞目断，既是其浪漫情怀的体现，又是进一步推动其浪漫生活情调上升的催化剂。不仅人如此，《东阳夜怪录》、《玄怪录•元无有》、《灵怪集•姚康成》等篇，还写了骆驼、驴、牛、鸡、犬等动物，以及故杵、灯台、水桶、破铛、铁铫、破笛、秃帚等精怪，它们以自我为吟咏对象，赋诗品评，可谓更具浪漫气息。�
　　诗、赋之外，唐人对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的喜爱乃至痴迷，也反映了生活中的浪漫精神。《太平广记》收汉至宋初笔记小说，其中收录有关音乐类故事三卷、书类故事四卷、画类故事五卷，多数作品出自唐人之手，唐人浸沉于艺术的浪漫情调表现得极为充分。李肇《国史补》载录的《李舟著笛记》、《李牟夜吹笛》就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时代精神：�
　　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以为笛，鉴如铁石，以遗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维舟吹之，寥亮逸发，上彻云表。俄有客独立于岸，呼船请载。既至，请笛而吹，甚为精壮，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尝见。及入破，呼吸盘擗，其笛应声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记，疑其蛟龙也。�
　　牟尝秋夜吹笛于瓜州，舟楫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吹，微风飒然而至。又俄顷，舟人贾客，皆怨叹悲泣之声。�
　　类似这样善笛和听众为笛声所陶醉的描写，唐传奇还有多篇。《太平广记》卷204除收录上引有关李舟、李牟故事外，还收录了《甘泽谣•许云封》、《逸史•李�》、《博异志•吕乡筠》等多篇，均生动地反映了唐人对艺术的善感之心。�
　　 第二，行侠仗义的想象。�
　　 侠义小说故事也是从唐人浪漫精神中生发出来的。陈平原说：“武侠小说中‘侠’的观念，不是一个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可用三言两语描述的实体，而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征的融合。”(11)唐诗中对于侠客的歌颂，是非常富有时代精神的一种类型：“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李白《侠客行》），“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李白《结客少年场行》），“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杜甫《遣怀》）“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孟郊《游侠行》），“宝剑黯如水，微红湿余血”（温庭筠《侠客行》），除这些歌颂侠客精神的抒情诗外，还有以侠客为题材的叙事诗，如李白的《东海有勇妇》、柳宗元《韦道安》等，这类诗可以视之为用韵文写的侠义传奇故事。如果说从魏晋以来诗与酒结合的风流在唐代发展到了极致，那么，诗与侠的结合更是唐人所特有的风流，从而武侠小说才在唐代成熟。�
　　 唐代豪侠传奇和侠客诗精神一致，并且深受后者的影响。侠客一般都有高强的武艺、仗义的精神，即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气概或忍辱负重的报恩思想，然而，不同时代的侠客行侠仗义的标准与内容不同。此前最著名的侠客就是荆轲，荆轲并非普通的刺客，而是一个参与了秦燕之争的重要历史人物。然而，唐传奇中侠客们所处理的问题，并不局限于重大政治事件，更多的是普通人之间的怨结，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有情人结成眷属，如《柳氏传》中的虞侯许俊，《霍小玉传》中的无名豪士，《无双传》舍生而成人之美的古生等。人物也很多样，不少是下层社会普通人，还有妓女、仆人、黑奴（《红线传》、《聂隐娘》、《无双传》、《虬髯客传》、《昆仑奴》），他们出身普通甚至低贱，但是，他们轻生死，重然诺，成人之美而不求回报，义薄云天，光彩照人，如房千里赞美杨娼云：“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娼，差足多乎！”（《杨娼传》）有些人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技艺，但是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却矢志不渝，例如谢小娥为了为父亲、丈夫、家族报仇，隐姓埋名，隐忍苟活，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终于得到好人帮助而一雪冤仇（李公佐《谢小娥传》）；有的侠客，本身也有人性的缺点，如沈亚之《冯燕传》中的冯燕，“少以义气任专”，不务正业，“为击逑斗鸡戏”，杀人亡命后又奸人妻女，只不过后来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个人生的机会：官府追究责任而草菅人命误杀无辜，他挺身而出去自首，才成为“古豪”。�
　　 唐传奇中大量的侠客形象正显现了唐人生活的浪漫性和艺术的想象力。�
　　 第三，对自由爱情的向往与赞美。�
　　 唐代文人追求自由、浪漫、新奇的生活情趣，更多地体现在爱情婚姻生活之中，直接表现就是此类题材的传奇大量出现。�
　　唐代文人将眼光更多地投向女性与爱情，美色与名士的相配，即名士与妓女的爱情故事，不仅是其意兴所在，也是当时文人现实风流生活的写照。在这些小说中，他们关心的不是世俗性、功利性的婚姻，而是感情、爱情，男人爱美，女性爱才（当然更多的是诗歌才华），正所谓郎才女貌。蒋防《霍小玉传》记载李益与霍小玉故事，正是因诗才和美色才相互爱慕。青年男女甚至神仙鬼怪，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私下结合，如戴孚《广异记》记载汝阴有一许姓男子，“为人白皙，有姿调”，后于一大树下拾到一只五彩囊，晚上从囊中出来一神女，年十六七，“艳丽无双”，他们遂自相结合。牛僧孺《玄怪录》描写一位沉醉鲜花的崔姓书生，喜爱种花，又痴迷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女，开头即云：�
　　 （崔生）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郁，远闻百步。书生每初晨必与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马而来，……女有殊色，所乘骏马极佳。崔生未及细视，则已过矣。明日又过。崔生乃于花下先致酒茗樽勺，铺陈茵席，乃迎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园无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颇堪流眄。女郎频日而过，计仆驭当疲，敢具单醪，以俟憩息。”�
　　这类浪漫的艳遇故事在唐人小说中俯拾即是，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许尧佐《柳氏传》。小说中的柳氏本来已经是李生的姬妾，但在看到韩翊之后，不管韩翊当时只是一名落拓书生，她仍情不自禁为其才貌所迷，“自门窥之”，“遂属意焉”。李生了解这种情况后，反而设宴招饮韩翊，主动出让柳氏，并赠以巨资，以成就他们郎才女貌之姻缘。后遇乱，二人分离。柳氏剪发毁形，寄迹佛寺。姻缘似乎到此而尽，却赖诗歌为双方传递消息和情意。番将沙咤利“恩宠殊等”，闻知柳氏之美艳，强娶为妾，宠之专房。后韩翊在路上偶遇之，又得到侠客许俊帮助，二人再续前缘。韩翊和柳氏，并没有家产巨万，也没有高官厚禄，可是，一个有才，一个有貌，互相爱慕，历经曲折而衷心不移，并为社会认可，堪称真正的人间传奇。�
　　传奇中的艺术形象，或虚构，或真实，他们已成为一种精神力量的化身，传载着文人真实的生活感受与情感。唐传奇中的女性善良、多情，她们似乎为爱所生、为情而死。《庐江冯媪传》中董江之妻，虽属异类，但同是有血有肉的痴情女子，柔弱但执着，于悲伤和不幸之中，以她的痴情浸润着世人的心灵。沈亚之《湘中怨辞》中的蛟宫之娣，《异梦录》中的梦中美人，聪颖美丽，前者可诵楚人九歌招魂，后者能吟诗“春阳曲”，她们多情而善属文，悄然而来又悠然而去，于匆忙的相逢、离别之中寄托人间悲欢离合之万千感慨。这些故事反映了唐代进士文人对爱情的一种企盼和理想，红袖添香的愿望在传奇之中都可实现，而绝色的红粉佳人似乎也留下了无限美的憧憬，一位位窈窕淑女给他们带来了短暂的温暖与幸福，抚慰文人的心灵，那是文人心中的世外桃源，高尚纯洁。李景亮的《李章武传》更是其中的杰作，作者没有进行道德的说教，而是细致地描写了李章武与王氏子妇跨越一般社会功利、社会性身份甚至超越阴阳两界的生死不渝的爱情，汪辟疆说：“此文叙述婉曲，凄艳感人。蒲氏《志异》，专学此体。”(12)�
　　总之，作为唐代文人思想意识的承载品，唐传奇在开放的朝代中获得极大的发展，呈现出特定的精神风貌，展露出文人个性的光彩；在其宽阔的想象空间中，文人们驰骋梦想的翅膀，描绘出一幅幅唐人生活的五彩画卷。如果说，李白、杜甫以及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诗歌，展示了那个时代文人们浪漫、飘逸、进取的内心世界，那么，传奇则使用纪实性的手法，更全面地再现了他们五光十色的真实却富有诗意的社会生活。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诗话》曾经评价唐传奇说：“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报死，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词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13)�
　　二、 艺术表现的诗意性�
　　 唐传奇还借用了诗歌作为抒情文学的一些特有的抒情手法和经验，以作为创造诗意小说的基本手段。�
　　第一，环境、气氛描写的象征性、意象化以及意境的追求。�
　　 晚唐范摅《云溪友议》记载：�
　　 明皇代，以杨妃、虢国宠盛，宫娥皆颇衰悴，不备掖庭。常书落叶，随御水而流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顾况著作，闻而和之。既达宸聪，遣出禁内者不少。或有五使之号焉。和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卢渥舍人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搴来。叶上乃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获其退宫人，睹红叶而吁怨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去，不谓郎君藏巾箧。”验其书，无不讶焉。诗曰：“水流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这就是著名的顾况、卢渥红叶题诗故事。除此处所记见于《云溪友议》者外，还有孟�《本事诗•情感》记载顾况在洛阳与宫女借梧叶题诗唱和，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为僖宗时李茵故事，北宋时刘斧《青琐高议》署为张实所撰的《流红记》则记载为僖宗时于�故事。故事传播范围如此之广泛，证明这类事情的实有，而宫女被遣出深宫，固然可以见出唐代宫廷不如后代那么忌讳。这些记载，从短小零碎逐渐发展到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从仅仅是在叶上题诗唱和，发展到红叶诗为良缘，成就了令双方惊叹感泣的婚姻，唐人对此津津乐道，不断加以丰富，更显示出唐人的浪漫精神。故事围绕诗歌展开，充满了诗意。两个未见面的青年男女通过水流红叶写诗传情，最后竟然喜结连理，红叶本身也被赋予了象征性。而诗情诗韵的动人，尤在于被幽闭的宫女，借御沟红叶传诗于外间的意境，以及被意象化的红叶，所象征的那种禁锢不住的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生命精神。�
　　 一般来说，史书叙事不重视环境描写，描写环境是辞赋的特长，而注意环境与人的心理、情感的映衬关系，则更完全是诗歌的特点，这就是诗歌的比兴艺术。这些艺术经验的使用，有助于形成诗情画意。如《柳毅》写龙女获救回到洞庭龙宫的情景：�
　　 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怡怡，幢节玲珑，箫韶以随。红妆千万，笑语熙熙，中有一人，自然娥眉，明�满身，绡�参差。迫而视之，乃前寄辞者。然若喜若悲，零泪如丝。�
　　既写出龙宫仙境的祥瑞气派，衬托了龙女的身份与获救回归的喜悦；又于喜中微露悲情，以见龙女所遭遇婚姻的不幸。这一段的文辞韵味，完全可以视作诗笔。�
　　 在传奇中有大量的景物描写，虽然大多简短，但是意蕴悠长。如《南柯太守传》叙述淳于棼自梦中清醒过来，采取了以主人公为视点进行的描写：�
　　 宛是昔年东来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旧。�
　　寥寥几笔对于环境的简单描写，堪称神来之笔，极为传神，胜过千言万语，暗示主人公刚刚经历的一切荣华富贵不过转瞬即逝恍然若梦，令人顿生万千感慨！�
　　 第二，利用志怪与宗教故事素材，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丰富性和诗意性。�
　　 唐人生活在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宗教文化浓厚的时代与氛围之中，他们根据构成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立场，对于宗教故事进行了世俗性、现实性的改造。同时，唐人生活在一个国力空前强大的国家，生活在一个实行科举制度从而个人相对自由地把握自己命运的时代，对于个人的自信使得他们对于宗教鬼神既不是虔诚信仰，也不是彻底否认。因而唐人生活在从信仰神怪向不相信神怪过渡的特定历史阶段，这种将信将疑、半信半疑的思维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富有想象力的素材，在他们的心目和生活中，神仙鬼怪既逐渐褪去了恐怖的色彩，按照人类的思想、情感以及人类社会的规则、制度行动，同时又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超人间的神秘性质，具有很强的想像力和吸引力。�
　　 传奇作者们根据现实生活的规则和逻辑自由地驱使这些神仙鬼怪，它们神通广大，在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广阔天地中，天马行空，呼风唤雨。《柳毅》中的钱塘君（赤龙）能在洞庭湖龙宫拽走金锁玉柱，凌空飞去，“辰发灵虚，巳至泾阳，午战于彼，……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又回到龙宫酒席之上。《南柯太守传》中的小蚂蚁，能够在大槐树洞内建立一个大槐安国，并召人去做驸马。《古岳渎经》中形若猿猴的水神无支祁，从大禹治水，一直被锁在淮阴龟山下，到了唐代永泰年间（765－766）仍在水中。可见，唐传奇所表现的时空不是一维的，而是打破三界或三界共存，古往今来与人间、天上、地下都被打通了，甚至互相交错，随心所欲，幻想丰富，光怪陆离，汪洋恣肆，自由浪漫。�
　　 唐人眼中的神仙也不是那么可怕，人甚至和天上神仙开玩笑，如李复言《续玄怪录》之《李卫公靖》写李靖代替龙王在天上施雨以解除人间旱情，可是，李靖布施到了一有恩于他的小山村上空，他不是布施一滴雨水，而是连滴了二十滴，下来一看，洪水滔天，“水已极目，大树或露梢而已，不复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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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宋人多根据文风特征而断定《龙城录》非柳之作，清代以来始有学者力辨其非，李剑国续有深论，其说可从，参见《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493－507页。
　　
　　唐代小说所表现的女性与女性神仙鬼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喜爱文学才子，她们对于才子往往一见钟情，于是就幻化为美丽的女性，与才子结合，两情相悦，尽情享受人间的男欢女爱。她们和人间的女子一样，她们会爱，忠贞不渝；也会恨，甚至仇，睚眦必报。李娃感于郑生为爱而遭受磨难，于是救郑生于水火，并帮助他登第；柳毅可以进入龙宫，可以和小龙女历经曲折终于结为夫妻；因为生前被自己所爱的人背叛，霍小玉死后化为鬼魂，进行报复。《裴航》中的仙子云翘姐妹，爱慕书生裴航有才而且多情，云翘夫人以“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诗一首，诱导裴航以诚信和坚毅追求仙女云英。小说中写云英的美貌：“露�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容也。”这样精彩的描写，再加上生动的情节和环境气氛渲染，使得小说成为一首爱与美的赞歌。而柳宗元《龙城录》�①记载的一则故事更为奇丽：�
　　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于松林间酒肆傍舍见一女人，淡妆素服，出迎师雄。时已昏黑，残雪对月，月色微明。师雄喜之与之语，言极清丽。因与之扣酒家门，得数杯，相与饮。少顷，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亦自可观，顷醉寝，师雄亦懵然，但觉寒风相袭。久之，时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须，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尔。�
　　这本来也许是一则普通的关于老树成精的志怪故事，但是，作者将花之香、花之韵、花之魂幻想为一个具有同样品质的美人，这是花？还是怪？亦真亦幻，如诗如梦。�
　　 传奇大家李公佐的《燕女坟记》也是类似之作：�
　　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卫敬瑜。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养姑舅。常有双燕巢梁间，一日为鸷鸟所获，其一孤飞悲鸣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别然。玉京以红缕系足，曰：“新春定来，为吾侣也。”明年果至。因赠诗曰：“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自尔秋归春来，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来，周章哀鸣。家人语曰：“玉京死矣，坟在南郭。”燕遂至葬所，亦死。每风清月明，襄人见玉京与燕同游汉水之滨。�
　　这个传奇故事与《南史》卷74《孝仪传下》关于卫敬�妻的记载大致相同。史书作者赞赏姚玉京守志养舅姑的忠孝精神，其中燕子无非也是感于姚玉京的这种精神，可是，李公佐渲染的则是同生同死、生死不渝的忠贞爱情和真诚友情。“为了爱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鬼可以变得温柔美丽，神可以变得可亲可爱，狐可以有最美好的人性，虎可以有最真挚的感情，在爱情面前，法术会失灵，道士的威力会消灭，甚至神也无可奈何，这正是文学的感情。道教为文学提供了象征‘善’的神仙意象、象征‘恶’的鬼怪意象和象征整顿世俗行为大权的道教与法术意象，本来是用来构筑自己的宗教体系的，可是，在文学中，道教自己制造出来的意象却常常站在道教的对立面，作为人间感情的象征向非情感的宗教挑战”。(14)道教如此，佛教亦如此，它们在发挥信仰作用的同时，扩展了唐人的思维与想象空间，成就了传奇小说的诗意境界。�
　　 第三，诗句的直接使用。�
　　 唐传奇往往不太关注故事过程的客观再现，而是在写意性的叙事中表达作者的感受，营造一种诗意的氛围和空灵的意趣。这些传奇情节并不曲折，很多就是生离死别之情，但诗歌的使用大大增加了故事的感染力，而情节的简约，更有助于造成一种悠长的意蕴。�
　　《唐�手记》记载：唐�妻在其外出期间不幸死去，数年后唐�回家，物是人非，睹物思人，写悼亡诗两首，反复吟诵，情不能已：“寝室悲长簟，妆楼泣镜台。独悲桃李节，不共夜泉开。魂兮若有感，仿佛梦中来。”“常时华堂静，笑语度更筹。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阳原歌薤露，阴壑悼藏舟。清夜妆台月，空想画眉愁。”其妻深受感动，魂魄于“风露清虚”之夜前来相见，款叙平生，并再申缱绻之情。斜月沉沉，再别之时，唐�感怀赋诗：“峄阳桐半死，严津剑一沉。如何宿夕内，空负百年心。”其妻生前虽不善属文，亦情不自禁“裂带题诗”二首：“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兰台兔月斜，银烛半含花。自怜长夜客，泉路以为家。”唐�“含涕言叙，悲喜之间，不觉天明”。悼亡诗是中古士大夫文人非常熟悉的题材，中唐元稹的悼亡诗是文学史上此类题材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则借助宗教阴阳的观念构筑故事情节，将悼亡诗的内容具体化，而诗歌则将情节情感化，二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如果上一篇是人、鬼爱情的悲歌，沈亚之《湘中怨辞》则是一篇人、神爱情的悲歌。在众多唐传奇作者中，沈亚之最擅长将诗境化入小说。汜人是湘中龙宫之女，而且熟谙楚辞，作者显然是化用了楚地的传说和楚辞的意境，表达了人神阻隔的遗憾与惆怅，而其中楚辞体诗歌的使用发挥了画龙点睛乃至锦上添花的作用，极好地表达了汜人依依不舍、难舍难分的痛苦心理。沈亚之小说中的这些诗歌本身很有艺术性和感染力，明人杨慎曾经赞美唐传奇中诗歌之佳，引用了四首以说明之(15)，其中有两首皆出自沈亚之小说，“命啸无人啸”一首出自《感异记》，“旧日闻箫处”一首出自《秦梦记》。沈亚之与中唐著名诗人李贺为友，李贺写有《送沈亚之歌》，其中诗句云：“吴兴才人怨春风，桃花满陌千里红。”沈亚之自述“攻文，又能创窈窕之思，善感物态”（《为人撰乞巧文》），宋人《沈下贤集序》甚至说李贺称赞沈亚之“工为情语，有窈窕之思”。�
　　 唐人传奇确实不同于六朝或偏重纪实、或偏重说教的志人、志怪小说，也不同于有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的现代小说，其追求生命情绪的表达，追求一种简约的氛围和意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诗歌是相通的，甚至和古典诗歌一样，具备了审美意境。�
　　余论�
　　西方19世纪中后期以来诗化小说之兴起，原因与唐传奇的诗化当然完全不同。徐岱认为，欧洲“小说的祖先曾脱胎于诗”，欧洲小说“在近百年中之所以会出现‘返祖’现象”并非偶然，就小说内部的发展规律而言，是“由于传统小说自身的‘增熵’所引起的负反馈”(16)。而唐传奇之所以在与抒情文学分化的同时，又能够吸收其经验与精神，并创造出诗化小说这一小说形态，其原因与过程完全不同于欧洲近代诗化小说的“返祖”：�
　　第一，艺术的本质，根本上造成了诸艺术类型的相通性。�
　　“一切艺术都只能起于诗”(17)，尽管艺术品种、类型不同，但都具有审美性。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列•托尔斯泰说：“艺术起因于下列事实：一个人抱着想把自己感情传达给别人的目的，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且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现出来。”(18)人情相通是各种文体乃至艺术门类相通的根本，“艺术类型是大千世界无数类型现象中的一种，是艺术世界的‘个性的一般者’”(19)。英国小说家司各特说：“成功的小说家多少都得是诗人，哪怕他一行诗也没有写过。”(20)唐传奇中的诗化小说，与诗歌共同受到时代浪漫精神的滋润，同时，它们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传奇无疑又受到诗歌文体的深刻影响。从宋人洪迈到明代桃源居士，都将唐传奇与唐诗相提并论，显然注意到了唐传奇中的这类诗化小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21)“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何也？盖诗多赋事，唐人于歌律以兴以情，在有意无意之间，文多征实，唐人于小说�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至纤若锦机，怪同鬼斧，即李杜之跌宕、韩柳之尔雅，有时不得与孟东野、陆鲁望、沈亚之、段成式辈争奇竞爽，……《楚辞》、汉史而后，自应有此一段奇宕不常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唐人第神遇而不自知其至耳。”(22)�
　　 第二，特定的社会条件。�
　　 唐代特定的时代政治文化环境，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广大士人的见闻，激发了他们的生活激情与想象力。对此学界成果甚多，在此不必赘论。�
　　 第三，中华文化的诗性品质。�
　　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研究原始文明时，提出一个重要概念“诗性智慧”，他认为，人类社会最初的功利与超越不分的一种文化形态，或曰生存智慧，是一种“诗性”“智慧”。由于原始人处在人类发展的儿童时期，其智力是混沌不分的，理性的抽象能力尚不发达，却富于感觉力和想象力。这种感觉力和想象力被维柯称为“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因为能凭想象来创造”(23)。显然，维柯所讲的诗性智慧，只是对人类感官特有的创造性功能的一种肯定，它代表了人类认识的初级形态，是诗的原始想象力与原始方式的体现。人类文化总体的成长阶段和单个人的成长历程是吻合的，原始人类拥有诗性智慧，同样，在文明社会中，“诗歌在某种特殊意义上是儿童的精神王国”(24)。�
　　 与西方文化特性及其发展路径不同，中国文化进入文明社会后，仍然保持了这种诗性精神。徐复观指出，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25)。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它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的探寻和追求，旨在说明人应当有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因此，中国古代美学具有极为鲜明和突出的重视并落实于人生的特点，同时，中华文化不需要宗教，便能将平凡、琐屑、卑微的现实人生进行升华，使之进入崇高、美丽的境界，这是一种执着而又潇洒的生活态度，也是一种审美的领悟(26)。中国美学的诗性智慧，并非是原始的感觉智慧，它是在中国传统的诗学精神与活性文化的熏染下，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一种艺术型的创造性灵智，或曰整体的直觉型智慧。这种智慧充盈着完整的生命体验，并与感性直观的创造性领悟巧妙结合，展示出一种超越逻辑和知识的灵性，获得了一种对于世界的审美感，也就是一种诗情。中国文化这种非常鲜明、强烈的诗性精神，渗透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就哲学与人生观念而言，体现为孔子“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的人生慨叹，体现为庄周化蝶的意境，体现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赠秀才入军》）的玄学人生观，体现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的禅诗境界，体现为宋代理学家提倡、推崇的孔颜乐处的人生境界；在中国文学中，这种诗性精神在先秦就已经凝聚为“诗骚传统”陈平原认为，影响或贯串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有两大传统，一个是“史传”传统，一个就是“诗骚”传统，前者之影响“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后者之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突出作家的主观情绪，于叙事中着重言志抒情；‘�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结构上大量诗词入小说”。见《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475-476页。本文同意其观点，但是论述角度与其稍有不同。，不仅表现为中国古典文学以诗为尊，其中又以抒情诗最为发达，而且，诗歌及其诗性精神广泛渗透于其他文体和叙事文学，包括小说、戏曲之中，形成其叙事性之中包含强烈抒情性、写意性甚至超越性的特征。因此，唐传奇的诗意性显然也来自于中华文化这种特定的、深厚的诗性品质。�
　　 唐传奇的诗化小说经验后来凝聚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它是一部诗的小说，一部叙事的诗”(27)，而中国现代“诗化小说”无疑也浸润着唐传奇所开创或代表的这一古老的民族叙事精神和深厚的叙事传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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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尹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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