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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谣言的内生路径]找不到网络路径

    时间:2020-03-13 07:37: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谣言作为一种异化的信息形态,是伴随信息传播发展共生的社会现象。因此,伴随互联网兴起而出现的网络谣言,可视为一种以新媒体为传播载体的异化信息。而网络谣言依托新技术手段呈现出新的变化。
      网络的放大效应
      互联网时代造就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网络放大了网民个人的话语能力,使每个普通人具备了发言的权利;另一方面,网络海量信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让人难辨真假。有观点认为,互联网已成为谣言集散地和信息垃圾场。诚然,在信息过载的网络空间中,特别是当人们造假的能力已超过辨别真假的能力时,网民甄别信息的真伪变得异常困难。在这一悖论下,每个网民都承担着传者和受者两种角色,即每人、每时都可能成为网络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或受害者。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互联网本身是导致网络谣言泛滥的原罪呢?笔者并不认同这种看法。谣言并不是网络社会的独有现象,古已有之。只不过互联网技术的新发展和新应用,改变了之前既定的信息传播模式,特别是微博出现后,精准界定和明晰信息传播主体、路径及后果的成本变得更加高昂,致使信息失真或者发生网络谣言的几率增加。
      互动、平等是互联网的重要价值,具体投射到网络传播上,主要体现为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解构化、扁平化。这就是说,网络架构中信息传播的主体不是特定的信息源,而是多中心的。传播的方向不是线性的,而是互动的。每个传播者、每个网民都成为网状传播结构上的一个个信息“节点”,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发送者,信息就是在这些节点间循环游走的。
      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随时有可能受自身的偏好、阅历、地位、教育等因素影响,自主或不自主地对信息传播内容进行选择性筛选和加工,正是这种“互动”将网络介质和传统介质区分开来。目前,有学者将网民在网络上的“互动”总结为社会参与、人际拓展和网络分享三个方面。网络谣言则多集中在社会参与领域。特别是发生突发事件时,网络谣言往往如影随行。
      此外,回过头来检视这些年发生的网络谣言公共事件,其中很多谣言本身均明显背离生活常识,经不起推敲。可是,“每则谣言都有听众”,公众和网民“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种反常的现象表明或许所谓网络谣言的根源并不在互联网本身,利益格局剧烈调整阶段的社会与个人关系失衡和无序才是问题的关键。
      从这种意义上说,互联网作为网民信息表达的渠道与网络化生存的环境,在目前网络谣言发生和传播过程中承担的角色是“放大器”和“倍增器”。谣言一旦利用了网络的放大效应,其传播速度、影响范围、社会危害将呈几何数级增长,谣言的影响力也被放大和极化,变成公共言论空间难以承受的“网络病灶”。
      “谣盐”可畏
      有关谣言产生的原因,1947年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总给出了一个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即谣言的产生与事件的重要性、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会越大。而若一件事情的重要度为零或是非常确定,则不会产生谣言。
      此后,不断有学者或者专家修正和丰富这一公式内涵。比如,除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和模糊性影响谣言传播外,普通公众对谣言信息甄别能力的高低,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因素也是影响谣言传播的重要变量。
      以今年三月席卷全国的“抢盐风波”为例,相关谣言经网民疯狂转发后,旋即引发国内民众大量抢购、囤积碘盐,造成部分地区碘盐销售告罄,产生恶劣社会影响。同时,以中盐集团为首的盐企亦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约一周后,随着政府相关部门就此事件紧急澄清及出台措施,因谣言而引发的“抢盐风波”逐渐归于平息。
      一条网民发布的谣言帖文短时间内从东部沿海蔓延全国,致使各地出现“谣盐”四起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网民、普通公众、专家、网络媒体、传统媒体、中央职能部门、地方政府、盐业公司等纷纷卷入这一社会公共事件,谣言带来的可怕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把这次全国性“食盐恐慌”事件带入公式中,即为:“谣盐”=(福岛核泄漏、核污染可能随风播散到日本以外)×(普通公众对气象学、核工业、核医学的不了解)。在这一具体案例中,事件的重要性以及事件的模糊性两项齐备,并且指数都很高,所波及的又几乎是整个人群,所以相乘后造成的抢盐威力可想而知。
      另外,从谣言声起、发酵、扩散、破灭的整个过程看,网民出于对核污染的不安而在信息传播中扮演了传谣者的角色。在传谣者的影响下,相关信息通过口耳相传,以及电话和短信的形式迅速渗透到亲人、朋友、同事、同学等熟人圈子,特别是影响到家庭主妇、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由于这些群体对真伪信息的甄别能力相对较低,在谣言的煽动下大量加入到抢盐、屯盐的队伍之中。
      抢盐风波造成较大影响,也与政府相关部门和盐企在谣言潜伏期和扩散期预警不足、信息公开迟缓、反应节奏过慢密切相关。从谣言显露苗头到澄清核污染情况,公开权威检测结果,以及采取应对措施,政府职能部门及相关企业的应对是在三天之后,整体的反应节奏比谣言慢半拍,令谣言跑在了真相的前面,给其传播和扩散提供了空间。
      网络谣言的内生防范
      从网络信息传播角度看,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无法根除的。不同论者应对网络谣言的思路和举措多以防范为主,力求尽力压缩网络谣言存在的空间。比如,推行网络实名制、完善网络监管法规、畅通信息公开渠道、强化网络媒体“把关”角色等等。这些思路和举措一定程度上对压缩网络谣言的滋生环境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也要看到,这些措施大多着眼于强化外在于网络的管理,较少关注网络内生性的治理路径。
      目前,从外在于网络的防范思路来看,相关管理措施要切实发生效力,仍面对不少现实难题,不是遭遇舆论压力抵制就是执行环节易出现异化,这在公众对实名制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态度方面反应尤其明显。至于强化信息把关方面,媒体可在核实和求证方面做出努力,但由于面临生存与竞争的压力,令网络媒体在信息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上做出明确取舍或者兼顾平衡目前也存在难度。此外,转载现象的大量存在和议题设置能力趋弱,也会抵消媒体信息“把关”的实际效果。
      除官方或者管理层在网络谣言防范方面的探索外,在微博上以民间姿态出现的辟谣联盟等组织也在进行辟谣机制的摸索。不过,目前舆论对民间辟谣联盟反应不一,人们的担忧主要是类似的辟谣组织可能存在“选择性”辟谣的倾向,背后或许有商业利益驱动。
      在上述探索之外,充分发掘网络的内生力量和机制,防范网络谣言或许也是一条路径。一般来说,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信息传递渠道会越来越多样化,过程会越来越顺畅,信息失真会越来越少。所以,对于网络表达和网络发言应尽可能地让信息质疑、碰撞、交流、沉淀。
      此外,从更深层的角度看,网络谣言滋生可能植根于社会个体对自身存在的不安和焦虑。有论者将网络谣言比作是一面社会多棱镜,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中的某些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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