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棺遗事【草地遗事】

　　今年的研究生来了。女的，很漂亮，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表情只有两种：笑和准备笑。我暗自叹息：这样一个妙人来做什么学问！　　先，是她电话问我，王老师我想选您那个方向（注：方向，专业用语，指专业下面的分支），您愿意带我吗？我反问：我是哪个方向？她答新闻语言。我说错了，我已经，刚刚，给调整到“汉语写作与文体”方向了。她忙说那么我就改方向，只问您愿不愿意带我？
　　我明白“冲导师来的学生”来了。得说明一下。以前考研都是冲导师去的——你想当某人的研究生，就考他（或她）的。现在不是了，是冲学校去了。考上了这个那个学校，再在提供给你的导师名单里选。
　　这个学生宁愿改方向，也要跟定我，这种人，或者说，情况，不多了。因此我长长地哦了一声，说那么我答应你。那一头忙说谢谢老师那么我就填表了。
　　我听这丫头普通话说的挺好的，不但标准，还有那么股子味。我问你是北方人？她说啊不，我就是本地人。我说哟普通话说到这个分上了哈。她就笑了起来，说老师我读本科时带旅行团，普通话讲得多，多而已。
　　今年我的研究生就她一个。我约她见了面，我们在校园里慢慢走着说话。这是新校区。校园很大，也很平坦。在重庆这种地方有这么大一块平地简直不可思议。
　　校园的夜色异常美丽。教学楼映出的灯光一派仙气，图书馆上的钟楼闪着翡翠的光芒。桂花香气阵阵袭来。转过那座苏州园林式的小桥，就望见了那快要圆满的月亮。月亮真亮啊，亮得就像乡下的，月里山水如画，地上人影绰绰。好月亮。
　　我问，你真是本地人？她笑着说我真是，我在青草地出生，上的青草地小学和青草地中学。
　　青草地？这地方说不上多么有名，但本地人都知道的。离市中心不近，算得上江南一隅，但若是从市内要去名胜之地的东温泉，那是必经之地。
　　这个女孩子芳口轻吐的青草地三个字，一下子就在我的脑袋里粘住了。
　　突然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对，是青草地和东温泉加起来，让我想起了一件事。
　　我扭过头去看着她——这个纯粹的青草地人。她也正扭头来看我。让我不胜惊骇的是她竟然说出了我的头脑里想着的那件事。
　　她说：八年前青草地有一个开小馆子的老板动了刀，伤了好几个人，自己也被砍伤。
　　我明白了：比我，确切的说是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我问为什么动刀子。她说他，就是那个老板，找客人要保管费，没有要成，被自己家里的人责备嘲笑，还被邻居小瞧。
　　我问他把客人砍伤了？她说没有，客人一走了之，他把自己家里的人砍伤了，把邻居砍伤了。
　　是了。我想。就是那件事。原来如此。
　　正如这个研究生说的，是八年前。因为我心里一直隐隐的装着这个事，所以记得很准。说不清楚该叫春天还是冬天的一个日子，当是个休息日吧，一帮哥们开车出游，去东温泉。
　　两辆车。一辆是卧车，民牌照；一辆是越野车，军牌照。这帮哥们是战友，只不过有的转了业，有的还是现役。我就是前一种。我是从地方的大学毕业后被部队要去的，当军事记者。曾经北上俄罗斯南下越南。短短几年也让我见得多了。最重要的是军旅生涯让我上了一种瘾，就是喜欢同人斗——哪怕只是打赌——而且一定要赢。
　　细细回想，一切是从同科长赌手枪开始的。军事记者也被称为特种兵，手枪射击是必要训练。刚去的大学生在老兵眼里也只是新兵蛋子，是还不如农村兵的新兵蛋子。因为那个年头的大学生难免自视甚高——其实也未必个个如此。但科长就是这么看的。
　　本来手枪训练不统计环数，脱靶少就是打得好，但这次为了排个名次吧，就统计了环数。几轮打下来，科长看那张表格，发现排在第一的居然是我，一个学生兵。他不相信，就问我是凑近了打的吧？
　　我正得意，被他这么一问，感到很受侮辱。我说正规的二十五米。
　　科长说哦那你运气不坏。
　　我更生气了，大声叫道你要不要我再打几枪？
　　科长笑了，说那你就再打几枪吧。他笑得有点阴险。我明白他的意思：心理上给你一搅乱，你就很难打好了。
　　但是科长不知道我是个心明如镜的人，而且心理素质超级好。我双手托枪。第一枪就打了个十环。我以为有人要欢呼，但是没有。后面那么多人，靶场却出奇的安静。我第二枪打了九环。第三枪又打了十环。还是无人吭声。
　　科长说你是双手托枪。我说没有规定只能单手啊！（事实上还鼓励双手托）
　　本来事到此刻也就罢了，但我对科长的刁难不服气了，就说科长你也双手托打三枪试试。
　　科长说算了，我没你枪法好，行了吧？算他聪明。
　　但是回去以后，哥们韩成却埋怨我不该这样。他说你以为你赢了？你赢了你就输了。
　　我说我就是要让他看看，学生兵也是能打枪的。
　　韩成说你以为他真没看到？他说什么你让他说嘛。
　　我说他就是不舒服学生兵，他自己学历不高，他就不舒服学历高的。
　　这个也好理解嘛！过一段时间让他了解了我们就好了。
　　你明明是真本事，他偏说你是好运气！
　　他说你运气不坏，你就说好运气是科长带来的。这不大家都好。
　　我盯着他。这哥们圆滑。但你不得不承认他有道理。
　　韩成说，你做得最蠢的是还要让科长来打三枪。他打不过你，他没面子，他打过你了你没面子。你真不会做人。末了竖起食指警告我：三分做事，七分做人。
　　他说得对。这话我母亲也爱说。母亲还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讲究。
　　但是我骨子里讨厌这一套。如果都这样，那么真理怎么坚持？我从小就受到反复的教育：坚持真理。至今也还常常读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云云。
　　所以我没干几年就转业了。韩成的说法是：你之所以转业，是因为枪打得太好了。我没吭声，但我知道他说得对。
　　我转业到地方的大学教书。这也算我还有自知之明吧。
　　车过青草地，大家都说还没有吃早饭。于是将车停了，找到一家小面馆坐下来。
　　我把随身带的挎包递给儿子。我问清楚了各自的需要，就向老板报出。
　　一眼能看出这是个家庭小馆子。厨师在里面应答，让我看到了她还算年轻，颇有姿色。相比之下老板作为丈夫就长得很平常，但似乎还算精明。 　　其间有一个半老的妇人，花白了短发，但行动利索。粗看像是请的员工，到后来知道了是老板的母亲。
　　这个店子还算干净，桌椅摆放也还规矩协调，透出少许的艺术气息。听口音，是重庆长江下游不远的县份。当是农民进城。农民有农民的艺术素养。譬如田野给伺弄出的美感也不是城里的建筑大师可以替代的。这个小店子的韵味也不是什么大酒楼可以替代的。
　　一边等，一边有一搭无一搭的说话。答话的多是正在灶台前忙活的老板娘，再就是老妇人。老板基本不吭声。这无端的让我想起所谓人间规律。譬如但凡两口子，一个外向，另一个必然内向，那么一个话多另一个肯定话少。
　　面条、馄饨味道还不错，分量也充足。
　　吃完后一一上车，继续前进。
　　我和儿子都坐在韩城的军牌照车上。到了一个叫做五布镇的地方。我们停下来买柚子（当地特产）。冬日的阳光突发性的极度灿烂。大家一阵欢呼。然而又怀疑在灿烂的阳光下泡温泉是不是反为不美……这时候我发现我交给儿子的挎包没有在他身上。一问，他说我交给你了呀！
　　他说，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一坐下来，我就给你说，挎包我放在桌子下面了。你还嗯了一声。
　　我想发火，但我忍住了。顷刻之间我明白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也许小子的确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这就叫“交给”我了吗？我也许嗯了一声，也许那一声不叫嗯，而是嗯？即你说的什么？就算我含含糊糊的答应了，也不能叫做交给我了呀！我是亲手交到你手上的，你也应该亲手交到我的手上啊！
　　大家被惊动了。先问是啥样的包。我说帆布的，土黄土黄的，有点像个装工具的。又问包里都有些什么。当听我说除了证件之类还有两千多元现金时，大家说那还是应该回去找一下。
　　其实我不想回去找了。毕竟已经开出来三十多公里，换句话说，半个多小时了。倒回去，再回来，耽误太大了。倒回去也不一定能找回挎包。我说算了吧，放弃。
　　一个哥们盯着我，问：不找回来会不会影响你的心情？
　　我就明白了。如果不倒回去找一趟，朋友们会被那个悬念弄得不安的——说不定能够找回来的呀。我想象大家泡在温泉里，替我挂牵着那说不上大也说不上小的损失，还要想法宽我的心……我就决定无论如何得跑一趟了。就算找不回来，也让全体死了心。死了心可比悬着心强。我们可是出来游玩的，心情比什么都重要。
　　于是决定，回去一辆车。因为如果全体杀回去，过于兴师动众，反为不美。开军牌照的就有点威慑力了。人也不必多。因为是我儿子放的挎包，所以他也去。
　　韩成掉头上路。我想的是能找回来当然好，找不回来也能平稳了我自己的和大家的心情。
　　到了那家小馆的门口，停下来。我一眼扫去，就感到不对劲。怎么个不对劲，说不出。只是一个沉默安放在那里。没有顾客。那颇有姿色的老板娘和应该是她婆婆的老妇人在那里做着什么，相互没有说话，但是好像都有一点紧张。老板不在。我正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儿子嘀咕了一声老板不在。
　　儿子的这一声嘀咕强化了我的疑惑：老板为什么不在？
　　我们进了店子。我儿子指了指我们吃面条的那张桌子，桌子的下面有一层隔板。儿子说我把挎包就放在这里的。那隔板上现在只有几张旧报纸，没有我的挎包。
　　我问老板娘。她说挎包？没有看见挎包。她正对着我的面容比当初我认为的还要娇好。她很平静。我又说了一下挎包放这里了忘了拿走。
　　那老妇人答腔了，说你们走了以后又来了几拨客人的，我们也搞不清楚哪个是哪个的东西。意思是你的包被别的客人拿走了。
　　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我正踌躇，我的儿子在一旁嘿了一声。这一声让我想到一般的客人吃了饭怎么会把主人家的包拎走呢？对于后来的客人来说，这个包应该是主人的。而且这个包既然有点像工具包，它也不会很打眼。
　　如果是店主瞒下了我的包，人家不承认你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不知为什么，一想到对方有可能“不承认”，我的劲头就像一根钢筋似的上来了。我慢慢踱出店子。我看见韩成在路边抽烟，我想叫他上车，先到派出所报案……但是我那个疑惑又来了：老板呢？老板为什么不在……后来的后来，这个事情过去很久了，我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老板不在是一个疑惑。然而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个关键。全部的全部都在这个关键里面。
　　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今天非得见到老板。即使挎包找不回来，我也要见到老板。我如果就这么走了，那我就输了。丢了可以，输了不行。
　　我回到店子里，我问你们老板呢？老板哪里去了？两个女人都不吭声。我又问了两声，两个女人同时回答了。老板娘说的是他回去了，老妇人说的是他赶场去了。
　　我的儿子又嘿了一声。连他都听出了这回答的问题。老妇人连忙对儿媳说是赶场去了。
　　我走出店子。我判断：说回家了你可找到家里去，说赶场去了你就无法找人。那老妇人比小妇人狡猾。
　　再判断：这会儿正该是忙活午饭的时候，怎么会去赶场？采购总是在半下午空闲的时候去——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那么肯定是回家了。这么忙却要回家去，不是取什么就是放什么。如果是放什么，没准就是我的挎包。
　　我不可能问这两个女人你们家住在哪里。那么我只有问别人。这周围的人谁不知道谁住在哪里呢？但是谁会告诉你谁住在哪里呢？
　　这左右的紧邻都知道了有顾客的挎包掉在这个店子里了，顾客在找老板。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任何人告诉顾客老板的去向……那么我隔远一点打听。找此刻还不知情的人打听。
　　我环顾四周。我相中了公路对面的小烟摊。我走过去。摊主是一个半大的女孩子，一脸涉世未深的神情。我说买你两盒烟。我慢慢掏钱，一边问那家面馆的人住在哪里。
　　女孩子盯着我掏钱的手，很爽快的指了一下前方，说靠着那根电线杆的门就是的。
　　我又问老板是不是刚才回去了。她说好像是吧。
　　我付了钱，把烟拿在手上。我不抽烟，所以我不习惯把烟揣进裤兜里。其实我后来才明白我已经预见到了我要找回我的挎包了，那么这两盒烟我就要放到挎包里。
　　我往那电线杆一走，那老妇人就跟过来了。看来她一直都在盯着我。 　　快到门口是老妇人往里面打招呼了：我们没有拿你什么东西噢！我给你说了我们什么也没拿的噢！
　　老板显然没有料到我会打上门去，门只是虚掩着，我一推就开了。伴随着他母亲的喊声我在他惊谔的神色面前从天而降。他坐在床沿上——感觉上他一直坐在床沿上，坐了不少时间了。（店子那么忙，你坐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把我的挎包还给我！
　　与此同时老妇人说我们没有拿你的东西。
　　老板还是把我盯着，不吭声。我看出他的犹豫——他拿不准我究竟知道多少。
　　我坚定地说街上有人看见了的，我的包是你拿去了。
　　他看了看我手上的烟。我后来回想，他是从我手上的烟——是两盒，一看就知道是才买的——判断出是谁告发了他的。
　　我说快拿出来。再不拿出来我就要报警了。我们是部队的，挎包里有军事秘密。真不是开玩笑的，兄弟！末了我说。我想他不会没有看到我们的军牌照。
　　这下他不再盯着我了，他转过身，拉开了被子。我看见了我的挎包。
　　我拿过来我的挎包。老妇人不见了。我翻看挎包。那些证件什么的都在。那些钱被翻过了——显然被他大致数了一下——但是它们基本上还在。这就行了。
　　接下来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标准，我拿出一张百元钞，想递给他。后来，以及后来的后来，我对这个主动想给他一百元始终有点说不清楚。我的意思是我道一声谢一走了之，恐怕他也不会说什么的。不管怎么说，给钱总是好意吧。
　　谁知他不接，冷冷地说再加一张。
　　我一下子就被激怒了。不是被多索要一百元，而是被他的傲慢激怒了。好像，一切道理都在他那一边；好像，局面是被他控制着的；好像，我是在乞求归还我的挎包，他不答应我就不得离开……我将本想给他的那百元钞收回，不再说一个字，掉头出门。
　　他跟在我后面，不停的嚷嚷，说你这个人好不讲道理，给你保管了包包，你一点钱都不给。反复说这话。
　　到了他的店子前，我看见儿子已经坐进了车里。他只有十多岁，半大，但是他坐在车里看不出年龄，而且像个警卫员。正好。我怕的是强龙难斗地头蛇。这个老板是外地人，但他在这里是地头蛇。如果来一群人围住我们，也很难办。
　　要命的是韩成这会不知到哪里去了。我们应该赶快开车走人。后来，以及后来的后来我想，如果韩成此刻就像抢银行负责开车的家伙那样坐着把车发动着，我一拉开车门车就开走，我也不必说后面的那些话了。
　　我心急如焚，四面张望寻找韩成。
　　人们渐渐围上来。老板对众人说我给你收好了包，你一点钱也不给。人群里响起支持他的声音。这种情形如果发展下去可想而知。
　　我不能不说话了。我大声说收，你就应该放在这里，我来了就还给我。你拿到你家里藏在两床被子里面这个叫收吗？
　　有人就笑了起来。他等于被我揭发了。他想贪污被我揭发了。他很尴尬，但是他反击说我不给你收好会被别的顾客拿走的。
　　我更大声的说我本来要给你一百元的对不对？你还嫌少对不对？凭什么你要多少我就得给你多少？难道这包里的现金要同你平分吗？
　　更多的人笑起来。他又被我揭发了。他的贪心——愚蠢的贪心被我揭发了。
　　他更尴尬了，但他只能说哪个在说要平分，我只说我给你保管了你就应该付一点保管费……正在这时韩成不知从哪里回来了。我说走。我们理直气壮但是快步向那个挂着军牌照的越野车走去。引擎声响，我们绝尘而去。
　　车里我问小子你怎么跑到车里坐着了？小子说我站在那里起什么作用？站久了人家还要看出我年龄小。我没有吭声。半晌，小子说了一句后来让我在心里一直丢不开的话——
　　弄不好那家人内部还要闹起来。
　　我说那也是咎由自取了，我总得想办法找回自己的包吧，我要给他一百元他还不干。
　　小子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只是觉得他们输得太惨了。
　　回到五步镇。大家见居然真还找回来了，个个又惊又喜，一片轻松。老张的妻子说这个包哇也只有老王（就是我）你去才找得回来。大家都说对对，只有老王你才找得回来。
　　我的心情自不待言。除了失而复得的高兴，还有智取制胜的得意。甚至后面这个还更为强烈。我想起了当年手枪射击，和后来难以记数的生活中的取胜，觉得自己说得上一个强力人物了。
　　我们在东温泉呆了两天。我只要一泡在温泉里，嗅到那淡淡的硫磺味，看着飞舞的蒸汽升上那莫辨冬春的夜空，我就要陶醉在这次的胜利里，细细玩味那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对自己一次又一次的佩服着。啊，那真说得上是挽狂澜于既倒啊！
　　我们回去时走的另一条线路，没有经过青草地。
　　回去以后我还同儿子说起过几次这次取包的大获全胜。这倒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了，这是为了孩子的成长。这是一个经典的案例，每一个细节都饱含思辨。这种生活的教材不是任何书本能够代替的。我是父亲，我的孩子是儿子。我们都是要在社会上摔打的男性。如果说女儿是母亲的小棉袄，那么儿子应该是父亲的好徒弟。
　　小子默默地听着，既不检讨自己的责任缺失，也不恭维他老子的缜密机智。
　　岁月流失，这事也慢慢淡忘了。直到来了这个青草地的研究生。
　　我的研究生，现在我听出来了：八年前的那一天她在场。算一算她还只是一个初中生。她像一个影子样的尾随着我，洞悉了全部过程，所有细节。当然我没注意到她，我的心在另外一个固定的地方。
　　但是此刻想到有一双眼睛像摄像镜头一样在暗中记录着我，不禁有点不寒而栗。她说老师，那天发生的全部在我的心里捂了八年了，我没有给任何人提起。
　　我说这有什么不能提的，一切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
　　她说是的老师，就事实而言，一点秘密也没有，但是我总觉得里面是有些东西的，这些东西吧你说不出来是什么，但是起了想不到的作用，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作用。她说了我们当时离开之后，那一家人的确起了严重的内讧。一开始是在店子里小声吵。
　　老妇人，也就是老板的母亲吧，同他的妻子一道埋怨他：蠢货，拿都拿回屋了还交了出去。
　　妻子：你还给他还是要他付一点保管费的嘛。 　　老板：他本来要给100，我叫他加100，他就干脆一点都不给了。
　　妻子：你应该先把那100收下再找他要。你真的是个傻儿。平常说我笨，关键时刻完全是个傻儿。
　　老板：你们为什么要说我回去了。
　　老妇人：是她说的，我说的是你赶场去了。
　　老板：他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哪里？
　　回答：可能是在外面打听的嘛？
　　老板：他妈的是哪个家伙告的密？
　　老妇人：我们哪里知道？我一直在门口打招呼，说没有拿没有拿，你就是稳不起，他说你拿了你就交出来了。你不交出来他敢在屋里翻吗？你干脆走出来不可以吗？
　　（这么一说那老板的确是个蠢货了，心理素质又差。）
　　接下来说不上很精明的老板娘问了一个很要害的问题，情况一下子严重了：你回去那么大半天，你在干什么？你把东西放好就回来屁事都没有！
　　（研究生说：老板娘是怀疑丈夫想藏一些钱独吞，结果在屋里耽误得太久。
　　我也认为，如果我赶回来时一家三口都在，他们不承认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这里的内讧没有完，老板又去打听是谁说出了他家的住处。他一定是通过我手上的两盒香烟分析出是我以买烟为条件得到了情报。他的分析完全正确，但他把对象弄错了。我是在下边那个摊买的（那个摊稍远一点），他去找上边那个摊发出了质问。那个摊主也是个姑娘，但是她的男朋友很厉害。
　　总而言之，激烈的战争——有内战也有外战——发生了。出了惨祸。这个家庭，其实还不止这个家庭，消失了。
　　我问，既然出了这么大的社会新闻，怎么没有看见报道呢？
　　研究生说，当地的派出所，还有公安分局，成功的控制了舆论。打架嘛，有什么好报道的。派出所说，而且这个事情跟部队有关。记者们掉头就回去了。这怎么能叫做跟部队有关呢？
　　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我问：好像这几年你一直在找我。
　　是的，她说。她仰头看着我。她的脸在月光下就像那将圆未圆的月亮。那些人也想找你。但是他们相信你是个军官，他们不可能闯到部队去找一个军官。
　　他们找到我又能怎么样呢？我很奇怪。我取回了自己的挎包，我一点错也没有啊！
　　您是没有错，完全没有错。但是他们有他们的标准。他们认为您应该付一点保管费。
　　我没有委托他们保管呀！那个挎包如果没被老板拿回屋里，它应该一直在我们吃饭的那张桌子下面呀！
　　在他们看来，你们吃了饭离开了，忘了拿挎包，如果很快就倒回来取了，就没有被保管。但是你们过了很久都没有回来取，那就应该算作这个挎包丢了。那么他们就算捡了一个包，那么他们把挎包拿回自己屋里，就个算作替你保管了。
　　这个完全是强盗逻辑！
　　但是我很快又觉得这种逻辑虽然荒唐，但是有趣。我问怎么算很快？
　　几分钟，或者一二十分钟。
　　那么我们过了一个多小时，算是很久了？
　　他们是这么看的。
　　我哈哈大笑了。
　　但是有不少人认为是这样的。事情过去以后人们议论，有不少人认为是这样的。
　　我一时无语。慢慢的我也觉得那个逻辑也并非毫无道理，尽管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
　　他们得不到保管费，还被你当众揭发了，羞辱了。
　　我想起了我在那个小馆子门口的据理力争。我说的全部是事实：他把我的挎包用被子和棉絮盖住，我主动给他一百元他还嫌少……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问她：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肯定一直在找我。
　　其实我并没有找你。当时我也以为你是军人，因为你的车。那事过去了不久，我在电视上见到了你，我才知道你是这个大学的教师。你在电视上谈城市规范化和进城农民的低成本谋生，谈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你好像有点反对城市的过分规范化。你当时有个说法，我一直记得，叫做“给进城的农民一块飞地”。我是偶然看到那个节目的。我认出了你，很吃惊，也很兴奋，就尖着耳朵听你的每一个字。
　　我明白了。她既然知道了我的名字和我的单位，她当然可以随时打听到我。顺便说一句，我们这所大学名气不小。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她保护了我。她如果告诉了那些人我是谁，在哪里，一切也很难讲。
　　算了一下，她当时还是一个初中生。我问：你为什么要来当我的研究生？
　　她说我就是想来同你说那件事。那件事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奇怪太说不清楚了。你，你们，肯定没做错什么。是的，一点错也没有。应该说做得相当的聪明。最聪明的是你坚持要见到老板，而且通过买两盒香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拿回自己的包理所当然，而且你还主动要给一百元……但问题就在这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如果你不给那一百元，或者他要加一百你就依了他，就没事了，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我突然觉得不对劲了。我问你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拿了你的包道声谢就走了，他未必会找你要钱。他会心里不舒服但不一定说出来。这事就算了。但是你一给钱他就认为他应该收取报酬，那么他多要也不过就是讨价还价而已，他也没什么错呀！实话说这类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标准的，在他们那种人心里更没有什么固定标准的。
　　我为她的这番话吃惊。按照她的逻辑，那老板想要钱，是因为我先想给钱！
　　我想她的这番话。我倒回去设想。我惊讶的发现她说的有道理。真的有道理。那么。一系列完全正确的程序到底还是产生了错误？不可思议。
　　如果我们吃了饭没有忘拿挎包，没事了。
　　如果我在五步镇死了心，不回来找包，没事了。
　　如果我们相信了是别的客人拿走了，
　　如果我没有对老板不在产生疑心，
　　如果我相信老板赶场去了，
　　如果我没有想出那个绝妙的注意，用买烟打探住处，
　　如果我不把香烟拿在手上，可能也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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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说上面那些都是做错了的，这肯定不公平。就算她，等了这么多年来当我的研究生的青草地姑娘说的我不该主动要给一百元，真的要确定为一个错误，也大可商榷。
　　那件事如果倒回去重新来，我还是会那样做的，一模一样做的。但是我在心底有种隐隐的感觉，世上有些事情，每一个地方都是对的，但整个可能错了。而且为什么错了，还没法说清楚……
　　我扭过头看着她的脸，在月光下就像月亮的脸。我突然想到一个关于月亮的问题：月亮不是也在自转吗？我们为什么总是看不到它的背面？
　　我问她，你花这么多年的时间，来当我的研究生，这有点，有点不靠谱吧？
　　她说是好像有点怪怪的，但是现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责任编辑 欧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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