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周策纵专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五四运动代表人物
时间：2018-12-25 03:26: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由周策纵先生于密西根大学博士论文扩写而成的55万字的英文专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自196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首版以来，在海外已经出版将近半个世纪。作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五四”运动史研究权威，周先生的这部著作一直饮誉海外，获再版无数。1996年，《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经周子平等学者的翻译终于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全书在总体阐释了五四运动的定义及经济、社会、政治背景，历史意义后，分两部分：五四运动的展开与主要思潮的分析，分别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在书后附录了对当时各派社会势力的简析；参与五四事件的学校与学生人数、参与五四事件的大专学校及有关1918―1926年中国工人罢工的一些资料。这部著作主要从思想层面，用整体的眼光来分析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为读者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视角，是研究五四运动史料丰富、分析精辟的经典著作。
一、主要特点
1.侧重对五四运动思想文化层面的论述
周先生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指1919年5月4日在北京所发生的学生游行示威和之后的全国性的爱国运动，更包括在此前后的知识分子所倡导推行的新文化运动。前半期是一场政治运动，后半期更多的是演变成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该书在说明了五四运动所包含的社会政治改革意义的同时，更强调了其文化思想层面的意义：“首先，许多在鼓动示威、罢工、抵制日货等活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人，实际上也是那些推动新文学、新思想以及社会改革的新兴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反对者则或确是或自称是中国固有传统的代表者。其次，这些思想改革家反军阀反列强的理论基础正是早先一群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民主思想。从这个角度看，5月4日的游行示威不过是两三年前开始的新思想运动的逻辑结论。第三，与这个运动有关的许多重要的学生领袖从一开始就觉察到他们的运动的真正精神并不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与民意至上、人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等观念密切相连的。他们的活动不限于反对军阀主义，也不仅是关心外交问题。随着事件的发展，他们不但注意鼓动爱国热情，也同样注意社会和思想的变革。因而，1919和1920年运动所留下的最深刻、最持久的印象是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其基调是打破社会、思想及政治偶像。”在对五四运动本质的认识上，周先生也很彻底地认为：它是一场广义的思想革命。“在某种意义上看来像西方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间所经历的思想进化的一个缩影”。正是基于对五四本质即是思想革命的认识，书中对思想文化层面的论述最力，因而现在学者更多的是将其看作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部著作。
2.用整体的眼光对事件作全面分析。
在周先生的《五四运动》一书中，五四运动并不是被作为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加以研究的，而是将它看作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对其进行立体、全面的考察。作者不仅探讨了五四运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背景，同时还深入分析了五四时海外留学生的活动及其从不同国家吸收的新的思想对五四运动造成的影响及各方外国人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考察范围不仅限于国内，也扩展到国外及其他相关问题上，使读者能够从多层次、多角度对“五四运动”有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3.尊重事实，研究客观。
周先生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早年也批评过那种“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解释，甚至五四的记录，都蒙上了浓厚的党派色彩”的状况。全书的观点基本比较中立，对史实的分析也比较客观。在五四运动领导权的问题上，周先生引用了胡适的话：“如果没有胡适之、陈独秀等一班人，文学作品中白话文的采用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又引陈独秀在蔡元培逝世时所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认为“他（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解释有时是教条主义的、歪曲的和自相矛盾的。”但纵观全书却没有出现过极具批评性的观点或词句，而是根据史实资料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述。
二、解决的问题
1.五四运动的定义及时间跨度的问题
周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工罢市，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而时间则是在1917年至1921年，其原因是五四运动的“主要事件大多发生于1917年初到1921年底这五年时间里。由于新知识界领导人1917年云集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是新思想和新文学改革运动壮大了力量，而1920年后，运动更多的是在直接的政治行动中显示出来，有一个时期思想和社会改革或多或少被忽略了”。
2.五四运动产生的原因
周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是由两方便因素促发的，一方面是由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有一种学习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国的传统以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企望。他不是一个统一的有严密组织的运动，而是许多通常具有不同思想的活动的结合。
3.五四运动领导权的问题
与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的五四运动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不同的是，周先生在书中摆出了各方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作出分析，认为五四运动在许多方面是1915年至1919年西方化的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们所做努力的实际体现。在之后的论文及采访中，周先生也特别指明五四运动在思想观念上真正的领导者来自一大批留学生：“至少，留学生是五四救国运动导火线的灌输者，是五四思想潮流的源头。”“不能笼统说五四真正的领导者是谁，要分各方面说。”
4.五四运动本质的问题
周先生很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本质上，它是一场广义的思想革命，所以说他是思想革命，是因为它是以思想的变革实现这一现代化任务的前提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它所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觉醒和改革，同时还因为他是由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这种思想革命又进而促进了各种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
5.五四运动的功过问题
周先生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它促进了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抬头，国民党改组，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政治社会团体诞生，反军阀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得到发展。新的白话文学从此建立，而群众的普及教育也因此大为推广。中国的出版业和群众的舆论的力量都大有发展。此外，这，运动也加速了旧家庭制度的没落和女权运动的兴起。其最大的影响还在于儒教的无上权威和传统的伦理观念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而输入的西方文明则大受推崇。周先生强调五四运动首先是思想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成就最大。而其主要缺陷一方面在于改革者的批判在一些方面是肤浅、缺乏分辨和过于简单的。同时当时的新知识分子对于从外国输入的新思想过于轻信，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改革者“过于自信地认为，凡是他们以为正确的和好的东西都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在中国实现。他们在处理许多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时表现出的特点是缺乏耐心和持久性”。
《五四运动史》作为系统、全面研究五四运动的开山之作，正如西方报刊所评论的那样，是“一本材料详实，内容丰富的卓越著作，任何一位研究现代中国的读者不可缺少的指导性参考书”。然而金无足赤，这部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在论述巴黎和会对于山东权益的损害上，囿于时代的局限以及地域等客观因素，缺乏对当时山东人民对此事件的看法及态度的论据，在说服力上稍嫌不足。同时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等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尤其以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些国际大环境无疑都对五四运动的发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论述五四运动发生背景的问题上，周先生似乎着重论述了发生在近期的作为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因素的二十一条及民族自决，而忽略了当时整体的国民的心理及国际局势。此外还包括在对妇女解放问题的论述时，叙述了妇女所受的粗暴对待，却没有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等等。然而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这部《五四运动史》以其严谨的立论全面地分析了关于五四运动的各种不同观点，廓清了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些理解上的偏差，使读者对那段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无愧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有关五四运动时期的权威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