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排华事件 [合上“排华”那一页]
时间：2019-05-05 03:21: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位于旧金山湾的天使岛移民历史博物馆中有一面上了年纪的木墙，岁月侵蚀，一层层的涂漆残损剥落，露出刻在墙上的一行行古体诗，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尚存一息志无灰，敬勖同堂众楚材。知耻便能将耻雪，挥戈方可免戈裁。莫道无谋芟丑虏，思求有术把天回。男儿十万横磨剑，誓斩楼兰辟草莱。”
作者的姓名已经无从考证，他只是上世纪初的30年里，当天使岛还是一座移民拘押所时，曾经被关在这里的18万华人中的一个。他们揣着淘金梦，从被战乱和贫穷困扰的祖国漂洋过海来到代表着富庶和自由的金山，却单单因为长着一张华人脸就被拦下来进行几个月到几年的“拘押审查”或等待遣返。他们在牢中无从排解心中愁绪，只能借诗明志。如今这一代人大多已经带着他们痛苦和屈辱的记忆离开了人世，他们在拘押所的木墙上留下的诗行已经成为文物。但他们也许从未想到，回天之日雪耻之时终于在一个世纪的等待之后到来了，这次执剑的不是男儿，而是一位巾帼英雄。
6月18日星期一早上7点钟，一架从加州飞来的飞机降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机场，一名亚裔女性行色匆匆走下飞机，她就是加州国会议员也是美国国会中唯一的亚裔女议员赵美心。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对她来说比平时的工作日还要忙碌，整整两天她都是在整理资料、伏案疾书、电话会议中度过的。周日午夜一过，她就提着装了满满资料的行李箱上了飞机。
这一天，赵美心将迎来自己担任国会议员以来最重要的时刻：国会众院将对她提出的就《排华法案》道歉的决议案进行最后的辩论和表决。“那个周末过得非常紧张，但其实最艰难的工作，那些为了争取国会议员们的支持而进行的反反复复的谈判沟通和游说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已经都完成了。”赵美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天下午，当身着紫色西装套裙的赵美心优雅地走上国会山的白色台阶时，她已经胸有成竹。
130年后翻了案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因为修筑第一条横贯北美的太平洋铁路而对劳工产生大量需求，加上同时期的淘金热，使大批中国人不惜100多天的艰辛海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美国讨生活。吃苦耐劳的华工承担起美国人不愿从事的修路开矿等艰苦工作，在美国早期的建设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内战带来的经济衰退和金矿的逐渐稀缺很快让他们成了替罪羊。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加上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后推出与之配套的各种歧视性法案，使得中国人在之后的61年里不能移民美国，已经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移民不能归化成为美国公民，不能购买房产，不能在法庭作证，不能担任公职。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条禁止某个特定种族移民的联邦法律，也是华裔移民心上一道滴血的伤痕。
2009年7月，赵美心获选国会议员后，一些华裔维权组织开始与她接洽，提出希望国会能就此道歉。从那时起赵美心已经为这条决议案奔忙了整整三年。其间对移民态度友善的民主党所控制的国会参院中一个就此道歉的决议案顺利获得通过，但如果众院不能通过赵美心在2011年5月提交的匹配版本，参院的道歉就不具效力。而控制众院的共和党一向以对移民强硬的态度著称，要争取他们的支持票绝非易事。
在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白人游说家马丁·戈尔德对《排华法案》满腔义愤，主动提出要为推动决议案免费游说，让赵美心满心感动。而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拉马尔·史密斯对法案初稿的回复意见又让她的心沉到谷底。共和党方面明确表示不愿意使用“道歉”这个词，因为他们认为《排华法案》不是本届议会所为。他们也不愿意使用“歧视”，因为担心这样会引起一系列争取赔款的法律诉讼。
“最开始，决议案看上去毫无进展，直到今年5月，我仍然心里没底。国会有几百条新提出的法案，并不是所有的都能得到辩论和投票的机会。我们拼命联系所有的支持者，大家一起致电给自己选区的议员要他们支持决议案，直到投票前一个星期，我们获得了司法委员会主席史密斯的认可，那时候我才算松了一口气。”赵美心说。
虽然事先对投票结果已经心中有数，6月18日的投票还是给赵美心带来了刻骨铭心的深刻记忆。辩论在下午4点半开始，史密斯致开场白之后，赵美心首先陈词，其他议员们逐一发言，辩论持续了20分钟。
“最后宣布全票通过时，从全国各地赶来声援的华人们一起热烈鼓掌，响声震天。那时候我几乎不能动了，我感觉自己的心被那种巨大的喜悦攫住了，我脑子里闪出的只有3个字‘我的天！’。这个国会议事厅就是130年前《排华法案》通过的地方，今天，我站在这里，给它翻了案！”赵美心说。
最终通过的决议案中将最初版本里使用的“道歉”改成了“遗憾”，并在措辞上进行了精密的安排，使决议案不能成为受害者索赔的依据。但即使如此，决议案仍然足以成为华人移民史和美国民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此之前的25年里，让国会参众两院共同通过决议案认错的情况只有三次，分别是针对对本土印第安人的暴行、蓄奴和珍珠港事件后抓捕日裔。虽然《排华法案》取消至今已经有69年的时间，“通过这个决议案仍然是必要的，它可以传达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历史不能重演。”赵美心说。
关于“排华”的个人记忆
“你太年轻，不知道那时候的事，男人们在家乡娶了老婆，女人和孩子却不能跟着来，骨肉分离啊，在美国的中国男人个个都饱尝孤独寂寞。很多家庭就这样分开了，很多人就这样孤独终老。现在的人们已经不理解那时候的伤痛了。”70岁的李胡慧儿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对于她，《排华法案》绝不只是个历史名词，从它当年的实施到结束，再到今天道歉决议案的通过，每一步都与她个人的生活轨迹交叉重叠，左右着她的喜怒哀乐。
李胡慧儿的曾祖父是当年来美国修筑铁路的华工之一，铁路完工后，曾祖父回到中国。她的祖父和父亲又先后来到美国，最初为白人家庭当仆人，之后把积攒下来的工钱全都拿出来，开了一家中餐馆名叫“亲爱的加州”。但加州却没有爱上他们和那些与他们一起在这里打拼的中国人。《排华法案》让祖父和父亲不能加入美国国籍，也因此无法将妻儿带来团聚。父亲拼命攒钱，隔几年凑足路费回国探亲一次，每次也只是匆匆停留，以至于母亲怀上慧儿之后，马上返回美国的父亲对此完全不知情，入关时呈报家属，慧儿就这样被漏掉了。 1942年李胡慧儿在家乡广东开平出生，次年《排华法案》取消，父亲得以将妻儿接来美国团聚，但慧儿却因为未被呈报而不能同来。她随着亲戚辗转香港，在寄宿学校长大。直到18岁那年作为留学生来美才得以与家人团聚。
这样的个人经历让李胡慧儿对维权工作情有独钟，20多年前，她加入为美国华人争取平等权利的组织“美洲同源会”。
“美洲同源会”在全国多个城市设有分会，在其100多年的历史中，不乏引人注目的亮点。《排华法案》期间华人不能购买保险，同源会从会员手中收取一定费用，集资抚慰死难会员的家属。《排华法案》取消后的22年里，华人移民美国仍然受到每年105个配额的限制，同源会推动了当年允许华裔老兵子女不受配额限制来美团聚的法案。这次的《排华法案》道歉决议案，同源会也是重要的推手。
“如果你回头看看就知道我们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但我们还得接着走下去。”李胡慧儿说。
与李胡慧儿相比，纽约市立大学荣退教授李瑞芳算是幸运的。88岁的李瑞芳出生在美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有了这层保护，《排华法案》基本奈何她不得，但法案的影响却在她童年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父亲经营洗衣店辛苦谋生，年幼的李瑞芳每天在洗衣店帮工。“放学后我根本无处可去，那时候华人被另眼相看，我们不能去公园或电影院，因为那是白人的地盘，只能呆在自己的店里干活，洗一件衣服才挣几分钱。”李瑞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即使老老实实地埋头工作，华人很多时候也不得安生。“《排华法案》要求华人必须随身携带证件，警察经常在华人集中的街区突然出现查看证件，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些没有证件的人一听警察来了，放下手中的活计就跑，有的躲在阁楼上，柜子后面，有的躲在地库里。”李瑞芳说。
在那个年代的华人女孩中，李瑞芳算得上是特立独行。高中毕业后，父亲希望她像姐姐那样赶紧找个婆家出嫁，寻个稳定的饭碗，因为华人在美国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更别说是女孩。但她却一心向学，为此她与父亲决裂离家出走，靠着奖学金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业。“当时全校学生中只有两个华裔女孩，我虽说进了大学却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那时候连百货商场都不要华裔售货员，我一直盘算着毕业以后到中国去找工作。”她说。
但1948年李瑞芳毕业时，《排华法案》取消给华人带来的变化日益显示出来，她在“美国之音”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从那里起步，她拿下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华裔移民史的研究，出版了关于《排华法案》的专著，成为这个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
关于《排华法案》，只有一件事出乎她的意料。“我没想到有一天国会能为此道歉。这是一个重大胜利，他们终于承认他们做错了。”李瑞芳说。
隐性的现代歧视
不过，无论是当年《排华法案》的取消还是现在国会的认错，都不等于说歧视和偏见在美国彻底消失了，一张华人脸带来的无端创痛、引发的致命悲剧和因此在华裔社区燃起的冲天怒火仍然在古往今来中循环上演。
1982年，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27岁华裔青年陈果仁在底特律的一间酒吧举行最后一次“单身派对”，他和朋友与一对白人父子产生口角。当时美国的汽车制造业正面临急剧上升的日本同业的强烈冲击，车城底特律失业高涨人心惶惶。陈果仁被这对在车厂工作的父子当成是抢了他们工作的日本人，用棒球棍打成重伤不治，婚礼变成了葬礼，但白人凶手却被轻判，引起全美亚裔社区长达数年的大示威，最终迫使法庭改判。
2011年，21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廖梓源和19岁的陆军士兵陈宇晖先后因为华裔身份而在军中受到同僚欺侮，不堪其辱自尽身亡。陈宇晖是家中的独子，而廖梓源恰是国会议员赵美心的侄子。华裔社区再度沸腾，接连不断的集会示威最终推动军方对军中反霸凌的相关规定作出检视。
但与这些显而易见的歧视、无可否认的暴行，和它们给华裔社区带来的同仇敌忾一呼百应相比，那些暗藏的偏见、隐性的限制和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多元的社区对它们的不同见解，在现代美国社会中才更加常见，这也给华裔维权带来了更大挑战。
这种多元从智库机构皮尤中心6月份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和它引起的反应中可见一斑。报告发现亚裔是美国增长最快、收入最高、教育程度最好的族群，但亚裔社区组织立即群起反驳，认为报告虽然彰显了亚裔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却忽视了那些在社会最底层辛苦挣扎的亚裔新移民。
不过对李瑞芳来说，比起教育、收入水平带来的差异，年龄的差异和与之相关的成长经历的不同才是最令人担心的。“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吃过当年的那种苦，他们从小享受到的权益比我们当年多得多，所以他们根本不认为还有歧视存在。”她说。
李瑞芳的担心得到很多老一辈人的认同。2010年，专门扶植亚裔演艺人才的纽约泛亚剧场推出了一出新戏，名叫《Ching Chong 中国佬》，以黑色幽默的基调讲述了一个中国男孩来到美国，寄宿在已经完全美国化了的中国移民家庭中，引发的一系列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让人在笑声中思考自己的文化根源。虽然这部戏的内容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同，但它的名字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Ching Chong是美国人模仿中文的发音生造出来的一个词，用来嘲笑亚裔。66岁的李美蔬仍然对儿时被人骂作“Ching Chong”的经历记忆尤新，她无法相信亚裔演艺人员竟然会用这样的字眼作为剧作的题目。“相信我﹐这不是幽默。”她说。
剧作家余秀菊只有20多岁，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三代华人。虽然对祖父母在《排华法案》时代的遭遇有所耳闻，也能理解上一代人对“Ching Chong”的反感，但她自己却从未亲耳听过有人用“Ching Chong”来辱骂华人。“我上的高中里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学生是华人﹐我们才是主流。”在旧金山长大的余秀菊说。
余秀菊的想法也代表了她这一代人的心声。在纽约唐人街经营华埠雪糕行的赵殷爱和余秀菊一样是第三代华人，当年《排华法案》让祖父母常年分隔两地，也使她的父亲与大姑的年龄相差了15年。“老人们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当年的苦难，但我们从他们默默做事、勤俭持家的习惯里面可以感觉得到，这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赵殷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赵家的雪糕行远近闻名门庭若市，她从小过着衣食不愁的生活。但从12岁起她就开始在店里帮工，直到今天，她在生活上仍然继承着父辈的节俭。
作为年轻的华裔女性，在当今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独挑大梁经营家族的小生意，赵殷爱坦承步履维艰。但她说：“我觉得很多事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亚裔生活才对我们这样苛刻，其他族裔的人一样面临很多困难，我更愿意从乐观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总把自己看成是个受害人。”
对于赵美心来说，这种代沟不是无法弥合的，而沟通的契机就是新老华人从政意识的普遍提高。
赵美心的祖父1904年从老家广东新会来到美国经商，当她还是一个婴儿时祖父就去世了，关于《排华法案》时期祖父在美国必须随身携带证件、因为华人女性奇缺讨不到老婆只能回国娶妻的遭遇，赵美心都是从父亲的转述中得知的。她对《排华法案》的真正了解是来自大学期间读过的资料，法案的内容和它给华人造成的伤害让她很震惊，这也成了她日后投身政界的直接原因。
赵美心说下一步她将检视美国的教科书，确保关于“排华”的内容在教科书中得到准确的体现，并通过拍摄纪录片、举办展览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入籍和投票，等于在超过60年的时间里华人的政治力量被剥夺了，只能忍气吞声承受苦难。华裔年轻人也许认为今天拥有的一切理所应当，但他们大胆直言热衷投票，选出越来越多自己的民意代表，才使国会对《排华法案》认错。”她说，“防止历史重演的最好方法就是积极参政，不平则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