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传统家庭语篇对比分析】两个企业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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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为例，从语篇系统的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社会化、语篇形式和面子系统）对中、英传统家庭语篇进行对比分析，以找出两者在语篇和文化层面的异同。
关键词：语篇系统 中英传统家庭语篇 对比分析 《红楼梦》 《傲慢与偏见》
1.前言
传统语篇分析（如Brown & Yule，1983）对语篇的定义，是指如何使用语法手段实现句内和句际间的衔接以达到语篇连贯。（Scollon，2000： F16）而Scollon & Scollon （2000：95）所提出的语篇系统指的是整个交际系统，即语篇就是个体之间的交际。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把家庭语篇看作是具有自身文化的独立单位，而家庭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的组成形式，并以其特有的方式折射所处时代的社会关系。这一语篇系统由四个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意识形态、社会化、语篇形式和面子系统。
近年来国外学者在家庭语篇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如Watts（1992）对家庭语篇中的权势关系的研究，Sterponi（2003）对家庭语篇中日常活动的道德构建的研究，Cooper（2004）对西班牙文学中家庭动态和语篇的研究，Tryggvason（2004）则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瑞典和芬兰家庭语篇进行了对比研究。相比之下，我国尚未有人对中、英传统家庭语篇进行系统的对比分析。本文旨在运用Scollon & Scollon（2000）的上述理论模式，以《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为文本，以揭示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差异。
2.从《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看中、英传统家庭语篇对比分析
众所周知，曹雪芹、高鹗的小说《红楼梦》（以下简称《红》）常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四大名著之首。作者通过描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样态，使读者对十八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和家庭文化有一个客观的认识。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以下简称《傲》）则被列为世界十大小说名著之一，作家以其女性独特的敏锐目光，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向读者展示了十八世纪末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状态。因此，以这两部小说为样本，对中、英传统家庭语篇进行对比分析是具有现实性的。
2.1 中、英传统家庭语篇的意识形态对比分析
语篇意识形态指的是语篇系统中成员所持的共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语篇的群体的历史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特征。
《红》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以贾府为中心，以四大家族为背景，上到朝廷，下到民间，辐射到整个社会的家族网络图。维护家庭的稳定和谐是最为重要的伦理目标和宗旨。家族中的每个人只是血缘链上的一个环节。虽然也出现了追求自主婚姻、人格尊严的人物，但中国传统社会重家庭轻个人，个体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界定自己，这种反抗最终也未能越过封建藩篱。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小农经济决定了家庭生产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方式，因而家庭是人们物质生活的保证，稳定性、保守性和封闭性较高。这也就使得绝大多数人的绝大部分活动都限制在家庭范围内。如《红》第一回便写道：
［１］ 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
田租是贾府的主要经济收入，但是由于其田租管理长期处于失控，加之周瑞的贪污，使得“东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
西方社会脱离氏族社会的影响比较彻底，家族组织也比较简单，一般都是以夫妇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子女婚后便离开父母另立。
［２］“我好像听你说过，她们有个姨父在梅里顿当律师。”（p35）
从例2看到，贝内特家的亲戚中既有当律师的，也有做买卖的，虽然在贵族阶级的观念中，这些职业是不体面的，但这也反映了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新兴的资产阶级已在崛起之中，男人进入了广阔的职业市场。
2.2 中、英传统家庭语篇的社会化对比分析
语篇系统中的社会化的意义在于分析以上这些意识形态通过什么途径被该语篇使用者所接受和承认，即一个团体中的成员怎样获得他们的历史资格与身份。中、英传统家庭对其内部成员采用了不同的教育方式。从《红》和《傲》的话语描写中，可以大致看到中、英传统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模式的异同，如：
［３］ 宝玉接着说道： “……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红》第八十二回）
［４］ 先父供他上学，一直上到剑桥大学。（p185）
从例3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家庭中的男性成员需要接受学业教育，即通过读书识字达到明人伦、懂事理，同时反映出当时社会读书做官是光耀门楣的根本途径。例4达西给伊丽莎白的信中可以看到当时男孩子所受的教育模式：“英国传统家庭男孩子受教育的方法可以在自家请私人教师，或者在一位学者家里，或者在公立学校，学成之后再选择相对适合自己的职业。
中、英传统家庭中女性所受的教育如下：
［５］ 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之所不及。”（《红》第五回 ）
［６］ 夫妻无子，故爱如珍宝，且又见他聪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得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红》 第二回）
［７］ 一个女人必须精通音乐、唱歌、图画、舞蹈以及现代语言，才当得起这个称号。除此之外，她的仪表步态、嗓音语调、谈吐表情，都必须具备一种特质，否则她只获得一半资格。
例5中薛宝钗的得体举止来源于良好的生活教育，即生活技能、交际礼仪等方面的教育。例6则说明由于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古训的影响，女性读书识字的机会很少。此外孝悌、忠信、义方、勤俭等方面的品德教育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若幼时对子女不及时教育，则可能后患无穷。这个时期英国的许多女孩子由家人教育或请家庭教师。例7正好说明了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才艺，目的则是培养高雅的气质，得体的举止，最终使其能找个体面的婆家。
2.3 中、英传统家庭的语篇形式对比分析
语篇形式指的是言语社团的成员通过教育和文化熏陶所采用的具有身份确认性质的话语形式。
《红》中的家庭是三世乃至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传统家庭中只要双亲还在世，成家后儿子一家以及未出嫁的女儿都同在一个屋檐下，不得分家。而《红》中出嫁的女儿则住到夫家：如远嫁宫中的贾元春，从王国府嫁入贾家而搬到荣国府的王夫人、王熙凤等。而当时的英国传统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家庭，组织构成相对简单。
贾政对宝玉是过严而少慈，而贾宝玉逆父亲之命，不愿走仕途经济之路，从小说中周遭的人看来也实属叛逆之举。这正是父权至上的中国传统家庭，父母的命令不得违抗。相反，《傲》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较为平等的。如第十八章伊丽莎白同父亲就是否让莉迪亚随兵团出行进行了一次平等的对话。在英国家庭中，“为了保障一个家庭的相对稳定，家庭成员之间有必要形成一种统治与服从秩序。但是随着儿女们长大成人和自立门户，供养和被供养关系结束，父子间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也相应结束了。”（刘海欧，2005）
贾母、王夫人、凤姐最终出于家族的长远利益考虑，包办选择了端庄贤淑的薛宝钗和贾宝玉结为连理，而非和宝玉心意相投但却体弱多病、孤高自傲的林黛玉。而《傲》中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的求婚，尽管这门婚事是她母亲所期望的，即使说出了“我可养活不了你――我要事先警告你一声。”伊丽莎白仍然没有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讲子女在婚姻上较大的自由，越发地重视情感的和谐与性格的接近，而非仅仅考虑对方的家庭条件。
《红》中贾母因其辈分最高，年龄最长，地位尊贵，其子孙们均小心伺候。贾环是庶出，因此他母亲不能教训他，但其嫡生的哥哥贾宝玉却可以当面训斥。雍正在《圣谕广训》中写道：“凡属一家一姓，当念乃祖乃宗，宁厚毋薄，宁亲毋疏，长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连，喜则相庆以结其绸缪，戚则相怜以通其缓急。”（胡文彬，2005： 584-585）
《傲》中也有表现子女对父母态度的描写，如：
［８］ 父亲在做丈夫方面的失职行为，从未视而不见过。……不过， 她敬重父亲的才智，又感激父亲对自己的宠爱，因而尽量忘掉那些无视不了的事情，尽量不去思索他那些失职失体的举动。这些举动惹得女儿们看不起母亲，真是太不应该了。（p216）
从例8可以发现，伊丽莎白对于父亲的敬爱是辩证的，是以父母对子女尽了养育、爱护、教育的责任以及以父母的行为与品行是值得子女尊重的为条件的。
《红》中的贾府同其他府也有些日常性的来往，但却并不频繁，绝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周旋于自己的家族之中。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封闭性使人们平时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
例9对贝内特太太的描述，则是当时英国家庭里走亲访友频繁的写照：
［９］她人生的快慰，是访亲拜友和打听消息。（p5）
当时英国中等阶级甚至有机会去旅行，《傲》中伊丽莎白就被她的舅父母邀请参加他们的夏季旅行计划，尽管最终并没能像原先计划那样饱餐山川景色，但已足以看出旅行在当时的盛行。
2.4 中、英传统家庭语篇的面子系统对比分析
语篇系统中的面子系统指的是语篇中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语篇之外的个体之间独特的人际关系。
2.4.1 祖先在传统家庭中的地位
传统中国家族通常设有祠堂以供奉先祖神主让宗族人祭祀。《红》第五十三回对贾府的祠堂作了详尽的描写，其建筑规模，肃穆辉煌的程度足以看出祖先在家族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家庭中死去的列祖列宗受到的是后代的尊敬和崇拜，不敢忘祖功祖德。后代祭奠祈求他们的神灵保佑后世的子孙人丁兴旺，家族昌盛。
英国传统家庭对祖辈的崇拜程度不及中国。虽然贵族上层阶级后代的爵位是从祖辈处继承而来，或者从父辈处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但其后代纪念祖辈的方式也仅仅局限于在家中悬挂家族的画像。《傲》中也只是在达西先生这样的贵族家的画廊里看到了家族的画像。
2.4.2 女性在传统家庭中的地位
中国传统家族实行的是父权制， 家族伦理道德也要求女性“三从四德”。《红》里家族的小环境虽然给贵族女孩儿们提供了与父兄之外的异性较多接触和交往的机会，但她们仍都不同程度地恪守着传统女德。因为中国儒家伦理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女性在出嫁前不能抛头露面，几乎没有机会、也不允许与异性接触。而当时的英国未婚女性则有机会走出家门，参加社交活动，如成年后通过参加一些舞会以结识一些可能的婚姻对象，最终嫁给一位同阶层的年轻人。《傲》中宾利先生就是在舞会上结识贝内特家的大女儿简，并对她产生爱慕之情，最终结为夫妻。
《红》中且不说荒淫无耻的贾赦，就连“人品端正”的贾政也是有妻有妾。贾琏因为王熙凤生的是女儿，便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借口纳妾。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一夫多妻极为普通。在这种制度下，众多的妻妾中有一个法定的正妻，称为“嫡”，其子为“嫡子”；其他妾均为“庶”，其子为“庶子”。嫡为尊，庶为卑。（李建中 2005）
在中世纪，英国婚姻家庭关系一般不许离婚。在夫妻关系中丈夫具有特权，妻子处于从属地位。夫妻财产由普通法调整，实行“夫妻一体制”，财产全归夫管理。在当时的英国，嫁一户有钱有地位的体面人家，是一个年轻小姐得到并保持可靠社会与经济地位的理想途径。
《红》里有婚后不久丈夫即得暴病而亡，立志守寡终身的史湘云；有为夫守寡，虽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的贾珠之妻李纨；也有最后因贾宝玉出家而守活寡的薛宝钗。中国传统家庭婚姻制度的不公平要求女性必须从一而终，即使丈夫死了也必须终生守寡。而《傲》一直强调“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的观点，简和宾利，伊丽莎白和达西的婚姻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爱情的因素。可见在十八世纪英国家庭中，也出现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婚后如果丈夫不幸去世，当时的英国社会并没有要求女性必须为其守寡，在选择再婚或不再婚上女性具有自主权。
2.4.3 子女在传统家庭中的地位
《红》是一部孝亲氛围浓厚的小说，对死去的祖宗尽孝道，对活着的长辈也要必恭必敬。贾母是“老祖宗”，儿孙们平日的孝顺自不用说，第33回宝玉挨打时，贾政在贾母赶到后诚惶诚恐的表现足以为证：只见他上前躬身陪笑，跪下含泪，叩头认罪。但 “子孝”的要求得到强化，“父慈”的内容则逐渐削弱，这种“无违”的儒家孝道伦理严重地损害了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相反，《傲》中的英国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等级差异相对较小，如贝内特夫妇抱怨女儿一直咳嗽时，基蒂气冲冲答道：
［10］“我又不是咳着玩的。” （p6）
“气冲冲”显示了作为子女，在面对父母的抱怨时仍然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不必诚惶诚恐。
《红》描写的贾府这个贵族大家庭，兄弟之间毫无友爱可言：贾赦和贾政明争暗斗;宝玉和贾环，一为嫡生，一是庶出，互不往来，形同路人。然而兄弟之间的和睦相处才能保障家庭生活的和谐，否则只能导致家庭失和。相反，《傲》中既有宾利小姐和达西小姐对她们哥哥的依赖与尊重，也有兄长对妹妹们的照顾与保护。由此可以看出，英国传统家庭也是非常注重兄弟姊妹间的和睦相处。
3.结语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语篇不仅反映了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化模式和面子观念，也反映了家庭成员在该社会形态中日常交际的话语方式。本文从Scollon & Scollon （2000）提出的语篇系统的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社会化、语篇形式和面子系统），通过对比分析《红》和《傲》这两部反映所处时代家庭生活的经典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中、英传统家庭语篇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鲜明的对比：（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加上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带来的封闭性――相对广阔的收入来源加上宗教带来的较为开放性；（2）私塾教育后迈向仕途――学校教育后选择职业；（3）大家庭，父为子纲，尊卑有序――核心家庭，父母与子女之间相对平等；（4）祖先崇拜，女性地位卑微，一夫多妻，孝亲感浓重――祖先尊敬，女性依附男性，缺乏独立的人格，一夫一妻，子女有话语权。上述分析也证明了Scollon & Scollon （2000）的语篇系统分析模式的可操作性。相信随着汉、英语篇对比研究的深入，我们对中、英社会文化及其在语篇中的体现有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
参考文献：
［1］Cooper， Sara E.（ed.）.The Ties that Bind： Questioning Family Dynamics and Family Discourse in Hispanic Literature ［C］.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4.
［2］Scollon.R & S.W.Scoll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3］Sterponi， Laura.Account episodes in family discourse： The making of morality in everyday interaction ［J］.Discourse Studies， 2003， Vol.5， No.1， PP.79-100.
［4］Tryggvason， Marja-Terttu.Comparison of topic organization in Finnish， Swedish-Finnish， and Swedish family discourse ［J］.Abstract Discourse Processes.2004， Vol.37， No.3， PP.225-248.
［5］Watts， Richard J.Power in Family Discourse ［M］.Beri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2.
［6］胡文彬.红与中国文化论稿.北京：中国书店，2005.
［7］简.奥斯丁， 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译林出版社， 2000.
［8］李建中.中国文化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9］刘海欧.从传统到启蒙：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近代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