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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第二次结合”的探索实践

    时间:2021-07-12 08:01: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 本文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两次结合”的倡导者和艰辛探索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者。他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探索“第二次结合”取得巨大胜利的根本原因;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第二次探索”的理论成果为“第二次飞跃”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关键词】 毛泽东;“第二次结合”;探索;现实启示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同时,他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两次结合”的倡导者和艰辛探索者。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也意味着“第一次结合”的完成和“第二次结合”的开始。
      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面对新的征程,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回顾毛泽东“第二次结合”的实践,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开拓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的思想借鉴。
      一、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证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以贯之。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初步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他指出本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而提出了探索“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命题。
      在《论十大关系》发表之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主要是借鉴苏联的。随着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及1956年苏共二十大自己暴露出苏联模式的弊病,毛泽东提出我们要独立思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而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本着实事求是的思想,用了很大的精力从事调查研究、认真听取了党和国务院多个部长的工作汇报,这使得他对国情有比较全面、清醒的认识,进而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即“我们一定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56年9月党的八大报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4]这一论述突出了当时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的基本国情,强调全党要集中力量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57年2月,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强调了要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各调查组汇集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一起,在毛泽东主持下,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3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南三区”会议和“三北区”会议,在“南三区”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领导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作初步分析,强调各级领导要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作典型调查。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探索“第二次结合”取得巨大胜利的根本原因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进行“第二次结合”伟大探索的根本目的所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就提出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使中国富起来,他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巩固我们的新制度”。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6]由于我们长期遭到压抑的民族自豪感和革命胜利提早到来,更增强了我们加快发展的愿望。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会上,毛泽东庄严宣告:“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毛泽东再次重申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目标。1957年4月,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重轻农的发展关系问题。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整套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等多方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60年初,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的同时并举。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随后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改变了关于以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根本任务的正确主张,使探索我国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被打断;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已开始创造性地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正确思想,这时期的一系列探索成果,成为我们党日后找到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的思想渊源。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但“创造”大跃进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必然要受到规律的“报复”。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大跃进”的方法不对头,就是“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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