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时间：2021-07-11 20:03:29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中苏论战;马克思主义;传播
　　摘要：中苏论战对中共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论战期间，中共中央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整理发表了对苏共和其他党的批判文章以及相关修正主义者的言论和著作;在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中苏论战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观点。
　　中图分类号： D829/A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1001607
　　Abstract： The Sino-Soviet Debate played an obje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spread of Marxism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bate，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a multitude of works of Marx， Engels and Lenin. It also edited and published the fourth volume of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collated and published criticism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other parties as well as the remarks and works of relevant revisionists. Marxism-Leninism was propagandized， and the Sino-Soviet Debate and the policy view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ere introduced among the party cadr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逐渐升级到公开论战，最后导致两党关系决裂，两国边境兵戎相见。这段曲折复杂的历史又伴随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由此成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冷战史研究的热点。19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和美国相关文件资料的解密，有关中苏关系、中苏论战方面出版了不少论著，推动了相关问题研究①
　　。虽然中苏论战“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291，但从长远来看，这场持续十年的大论战客观上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中苏论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课题
　　苏共中央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为主要内容的对外政策，而此时中国即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文献和回忆录有：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1991）》、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李海文整理《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阎明复《亲历中苏关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十年（1957-1966）》。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第三版）、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蒲国良《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等对中苏关系演变特别是论战的过程进行研究。蒲国良的《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孔寒冰《走出苏联：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李明斌《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陈立中《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叶政《中苏关系演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高正礼《中苏论战与中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等，探讨了中苏论战的起因、影响、教训和启示。
　　中国共产党也正准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部署。如何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中共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苏共提出的新政策及其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促使中共从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角度进行审视和回应。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除少数苏共中央领导外，大多数与会代表都没有思想准备。会后，苏联各地方党组织向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宣读报告内容。“对于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实没有任何严肃的解释。它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而它在国内的意义如何呢？在学校里，学生们开始撕掉墙上的斯大林像，并把它踩在脚下。他们问：是谁制造了个人迷信？”[2]222美国《纽约时报》于3月10日发表了这份报告吴冷西认为是10日（《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杨奎松认为是16日（《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4页）。，“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也做了广播。英、法、意等国报刊乘机对左翼政党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攻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报刊也发表了大量揭露个人迷信的文章，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普遍的思想混乱。
　　同样的混乱也出现在中国。3月17、19、23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讨论“秘密报告”，认为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有错误。中苏分歧由此产生。鉴于秘密报告引发的国际反共风浪，会议决定要发表文章，一方面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一方面坚持全面分析斯大林，既要指出他的错误，更要强调他的功绩。以此弥补报告的片面性，补救赫鲁晓夫的错误。[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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