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 刘亚楼：和赫鲁晓夫叫板的中国上将
时间：2020-08-16 07:21: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援华协议,撤回专家,刚刚起步的新中国航空工业陷入了困境。但不久,赫鲁晓夫突然给毛泽东写来求和信,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上将受命赴苏联谈判。他有理有节,不辱使命,终于成功地引进了当时中国空军急需的米格-21制造技术。
周恩来点将
刘亚楼受命率团赴苏
1960年6月25日,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突然进行反华宣传。继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分歧严重之后,两国关系出现裂痕。同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早已确定的援华协议,撤回专家,破坏对华援建项目。釜底抽薪的卑鄙手段,使得初露微光的中国国防工业呈现一团淡雾。
赫鲁晓夫这一手,无非是想重用当年压服欧洲一些国家的手法来压服中国,迫使中国服服帖帖地听从其摆布。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打错了算盘。
就在中国人民要“争口气”、发誓脱了裤子也要造出自己的尖端武器时,令人蹊跷的事情发生了。1961年2月,赫鲁晓夫突然以求和的口吻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表示苏联愿意继续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希望中国尽快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
赫鲁晓夫作出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常的友善举动,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思前顾后、满腹疑虑。但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作出了惊人的抉择,派出代表团,周恩来亲自点将,委任二战中曾有过八年留苏经历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担任代表团团长。
勇斗“克格勃”
曾和赫鲁晓夫叫板
1961年3月,刘亚楼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天地间雪花飘扬,寒气砭骨。苏方接待人员一反往日的热情、友好,不是满脸冰霜,就是故作姿态,表现出一种很不协调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表情。
在谈判桌上,代表团碰到了一个叫德沃连钦科的“克格勃”。此人长着一脑袋黄头发,面颊清瘦,公开身份是苏联航空工业部对外联络司司长,实际上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派到航空工业部来掌管技术出口关的。早在1956年的中苏谈判时,他就表现出了极不友好的行为。
谈判主要按小组进行,刘亚楼每天都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讨论当天谈判的情况,以便研究对策。他专门嘱咐秘书孙维韬:把每天谈判的内容都作详细记录,记得越全越好,不仅正式谈判内容要记,席间对话、谈判外的寒暄聊天也要记下来。总之,要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记下来,切不可随心所欲地擅自删减那些你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小事情,对我们来说,事无巨细,都有价值。
为了预防“克格勃”无处不在的监视、窃听,代表团比较重要的会议,都放到友谊街中国驻苏大使馆召开。那里有一特别建筑的房间,屋内装有干扰设备,打开机器,房间四壁都能发出连续的“嘟嘟“声,遥控的窃听器就无法听清房间的谈话内容。
在谈判过程中,刘亚楼代表中国代表团提出参观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情况。苏方经考虑,同意代表团到该飞机的制造厂参观三天。
临出发前,刘亚楼再三交代代表团每位成员:以前苏联是禁止我们参观那个飞机制造厂的,是赫鲁晓夫心血来潮把我们请来的,来之不易哟。每个车间、每道工序、每条生产线我们都要认真考察、询问,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大家要清楚,过不久我们也将生产制造米格-21。
刘亚楼率队抵达设在高尔基城的这所神秘的飞机制造厂后,指示大家取消休息,立即参观。一天紧张的参观结束了,代表团被请进厂长办公室外间的会议室小憩。当工厂为代表团准备安排住处时,陪同参观的德沃连钦科神态冷漠地说:不用了,中国同志今晚必须乘火车返回莫斯科。
会议室的气氛蓦地紧张起来,人们把目光都投向刘亚楼。刘亚楼瞥了德沃连钦科一眼,板起脸用俄语冷冷地问:你们答应让我们参观三天,现在刚看完一天,脑子里还有好些问题需要和工厂谈谈,可你今天就让我们回去,这是什么意思?
德沃连钦科一双蓝幽幽的眼睛透出一股冷峻、倨傲的目光,他的回答似乎漫不经心,又似乎十分严肃:根据苏联法律规定,外国人未带护照不得在莫斯科以外的城市住宿,必须当天返回去!
苏方厂长、总工程师、总工艺师和设计师原先都是热情的,听了顶头上司的话,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虽然对上司的无理要求流露出迷惑不解甚至反感之情,但也只能默默地注视事态的发展。
刘亚楼却发火了!
他腾地从沙发上直起身子,一脸愠怒地挥起手臂,声音十分激动、愤懑:我们是赫鲁晓夫先生请来的客人,你们这样对待我们,难道是友好的态度吗?
德沃连钦科不甘示弱,立马从沙发上站起身,直着脖子吼道:这是法律,谁请来的客人也不行!
刘亚楼轻蔑一笑:我不了解你们的法律,可是你们作为主人,既然知道有关这方面的规定,为什么事先不提醒我们带护照呢?
他那激昂的话,像连珠炮一样“砰砰”甩出。他紧紧地盯着面前骄横不可一世的“克格勃”,仿佛要一拳将他抡到窗外去。
双方唇枪舌剑,剑拔弩张,会议室充满了火药味。厂长耶尔马索夫一看情况不妙,慌忙上前劝和:两位暂且息怒,请到里边的小屋交换一下看法,否则大庭广众之下有伤大雅。
刘亚楼把手一挥,声如洪钟,令人震慑:不行,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当着大家的面把问题搞清楚,好让工厂的同志们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德沃连钦科知道自己遇到了强硬的对手,自第一次见面,他就感到对手非同一般,咄咄逼人。作为“克格勃”,他自然知道眼前这位对手不好惹的往事。
1956年这位中国空军司令率团参加苏联航空节。宴会结束后,赫鲁晓夫为其靠近美英法的战略意图,有意把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团团长请到一边喝茶喝咖啡,又说又笑,把东欧等国的代表都冷淡了。这是怎么回事,连招呼都不打?有的代表团感到不舒服,走了。
刘亚楼感到东道主的做法有失外交礼仪,对中国代表团怠慢了。若像别国的代表那样走开,显得也不够礼貌,而且有失大国风度;不走吧,一直站在花园一角也不是个办法。他向陪同中国代表团的苏方联络军官拉夫洛夫表达了不满:主人没打招呼,我们在花园里干什么?是离开好,还是继续待着?
拉夫洛夫听出话来,忙跑去告知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一愣,随即马上离席,亲自来请刘亚楼入席。中国空军司令的出现,使那里的气氛更为活跃。赫鲁晓夫以主人翁的姿态介绍:这位上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司令,是文武双全的将军,曾在我国留学多年。
美国空军参谋长特文宁上将马上接过话来:我和刘亚楼将军已是朋友了,宴会上刚刚碰过杯,表达了我们的友好愿望。中国空军发展很快,令人佩服。
爱开玩笑的赫鲁晓夫说了一通中国空军战绩辉煌的话后,莫名其妙地接着说:我们天天吃土豆,我们知道,土豆有芽,有皮,皮不能吃,我们便把这没用的东西扔掉了。中国的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蒋介石就像土豆皮,没用的东西,我们就把他和台湾一块丢进太平洋了。
刘亚楼立即纠正:总书记同志,你说蒋介石是土豆皮,没用的东西应该扔掉,我没意见,但台湾并不是土豆皮,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能扔掉呢!
赫鲁晓夫“哦”一声后,颇为圆滑地说:也许我的比喻不够贴切。
刘亚楼严肃地说:不是不贴切,是整个儿错了!
赫鲁晓夫见刘亚楼当众顶撞他,有点生气,站起身说: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土豆的心,是有用的,所以它组建空军,我们愿意帮它。现在它的代表,中国空军司令刘亚楼将军就在这儿,他很清楚。
赫鲁晓夫在这种场合讲这样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刘亚楼为了给主人留点面子,同时不想给在一旁察言观色的美英法空军首脑留下话柄,乃委婉地说:总书记同志,对苏联人民的帮助我们从来都是感谢的,既然您也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我们还有什么分歧呢?
赫鲁晓夫体面下台,拉过刘亚楼的手连声道:刘亚楼同志,别误会,别误会!
于是,刘亚楼和赫鲁晓夫又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同一桌的西方空军首脑喝茶、喝咖啡、聊天。
这当儿,德沃连钦科还在面红耳赤、尴尬地站在那里思忖办法,厂长耶尔马索夫提出一个折中的建议:中国同志今天只看了厂里的一般情况,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是不是留下几位专家,以便继续参观和进行讨论,其他的人可以先回莫斯科去?
德沃连钦科的眼睛迅速眨动着,观察着刘亚楼的表情,见他还是虎脸紧绷,知道遇到了强硬的对手,不得不颔首微点,“克格勃”终于让步了。
经过这番较量,德沃连钦科像是换了一副脸谱,以后的态度也比较好了,谈话时总是刘亚楼同志长刘亚楼同志短的,客气多了。
艰苦谈判,遗憾去世
谈判不比打仗轻松。中苏关系破裂后的第一次谈判更是艰苦。
俄罗斯天寒地冻,但刘亚楼的心却火热着。在一轮又一轮的谈判桌上,他有条不紊、镇定自若,像指挥一场战争一样,从头到尾都要作精心的组织。在准备起草协议时,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问:苏方会不会提出派遣顾问呢?
刘亚楼若有所思地在屋里踱了几圈,一转身,说:我看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苏方只有通过派顾问才能达到控制我国航空工业的目的。他指示马上向周恩来发报请示。
周恩来很快就回了电:“派技术人员可以,对他们如何使用,主动权在我们这里。派顾问我们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派,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到时候你们就马上回来。”
苏方在准备好的协议书文本上,别有用心地写上“向中国派遣专家”字样。自从苏方无理撤走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后,中国对“派专家”这种提法很是反感,再说中国人完全可以自己干,不一定需要外请专家。机敏的刘亚楼提议用“工程技术人员”代替协议书文稿中的“专家”这个词。
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斯米尔诺夫上将坚持不改,认为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这两个词没有本质区别。刘亚楼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政治用心,柔中有刚地说:既然您一再表示,这两个词没有区别,词意相同,那为什么又不同意改呢,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
苏方代表沉不住气了,近乎失态地说:您何必吹毛求疵呢,反正我们是不想改了。
刘亚楼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严肃地告诉您,我是不会在这份协议书上签字的,请您把我们的意见呈报给赫鲁晓夫同志。好了,今天的谈判到此结束,我们等待你们的最后答复。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谈判时,苏方主动按照中方的要求,将文件中“专家”一词全部改为“工程技术人员”。周恩来对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的斗争表示赞许。
3月30日,刘亚楼在“协定”上签字。合同规定,苏联将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中国生产米格-21飞机(包括与米格-21匹配的P11-300发动机和K-13型导弹)的特许权,但所有的技术援助都是有偿的。
当晚,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搞了一个答谢宴会,请了苏联空军司令、空军主帅维尔希宁元帅及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斯米尔诺夫上将等人。代表团问要不要请德沃连钦科,刘亚楼大眼一瞪:请他干什么,来吵架呀!
协议签订后,代表团普遍感到高兴,但刘亚楼说:得看中苏今后关系的发展,要是中苏关系恶化了,即使现在达成了协议,也只能是一张牛皮纸――不顶用!
他的话多少有些先见之明。协议签订生效五个月后,苏联有关部门将制造米格-21技术资料陆续交付给沈阳飞机制造厂,但该厂的技术人员按苏方所提供的俄方技术资料目录与资料一核查,发现苏方故意将一些重要技术资料扣下,特别是所提供的米格-21飞机样机的一部分零件根本无法装配。
这些有所预料但所料不全的问题发生后,国务院迅速作出决定:飞机设计、制造等部门要对米格-21飞机进行全面的“技术摸透”,为自行设计新型歼击机埋桩、夯基。
……
几经风雨,中国航空工业终于走上了一条自行开发之路。1963年7月,第一架优质直-5直升机总装完成,接着成批生产。到1963年底,各机载设备厂优质过关的产品全部达标。
慢慢地,中国航空工业从根本上扭转了“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被动局面,全行业出现了扭亏为盈的繁荣景象。
当中国的航空人不负众望,突破一个个空白领域,把一架架新型飞机送上祖国的长空时,刘亚楼对根据米格-21试制生产两倍音速的歼击机,更是充满期待之情。
当他再来沈阳飞机制造厂视察时,但见工厂面貌和1960年大不一样,他原来紧锁的愁眉舒展了。他与航空工业、企业领导干部座谈,着重研究新机试制问题。
他无所隐瞒地告诉航空工业、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在抗美援朝中,空军获得的基本经验之一,是武器装备的优劣对空战的成败甚为关键,志愿军空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优异战绩,飞机的性能与敌方大体上处于同一水平线,是重要原因之一。
结合自己对多国航空业的考察,刘亚楼说:目前,与世界航空技术先进水平相比,我们在一些关键技术上明显落后,在武器系统的配套建设上,还有很大的空当。因此必须加快航空武器装备发展的步伐,今后为了免于有求于人,受制于人,就必须自力更生,研制出自己的高技术装备。他幽默地说:我这个空军司令能否肥起来,就靠诸位了!
这是空军司令给航空业人士下的军令。
苏联政府留一手的“小动作”,拖延了刘亚楼期待中生产制造米格-21的时间。幸有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和沈阳飞机制造厂等单位群策群力,对米格-21进行全面的“技术摸透”,先后解决了二百四十九个苏联提供的图纸中的疑难问题,编制了苏联欠交的八大试验技术文件,完成了各项技术攻关,试验并掌握了四十六项新技术和新工艺。1964年3月,沈阳飞机制造厂全面铺开米格-21的试制工作,次年研制成功。这是中国歼击机设计、制造业的辉煌转折点,它就是目前空军仍普遍使用的歼-7战斗机。
当米格-21的研制指日可待时,1964年5月,航空研究院提出要在米格-21的基础上,自行设计一种性能更好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而且技术、战术指标要全面优于苏联米格-23。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米格-23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歼击机,要超过它必须有比它更高的智慧。刘亚楼得知这个消息,大加鼓励,表示:空军大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你们成功时,我为你们摆酒庆功!
言犹在耳,遗憾的是,刘亚楼翌年因肝癌辞世。四年后,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翱翔蓝天,它的身后是日趋庞大的航空产业体系,这也算是对英魂的告慰。■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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