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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士【寒士高华】

    时间:2020-04-02 07:36: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2011年12月26日晚七点多,高华第一次吐血后,跟家人说“非常难受”。后来给他输血,先是输的右臂,输进去后,感到发胀,很疼,又改为左臂。高华当时对好友范泓说,别人的血进入体内就是不行。   “他是睁着眼睛走的。”范泓说,第二次吐血,人渐昏迷,到十点一刻,终于抢救无效,享年57岁。   高华是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中国当代著名的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   得知高华去世,作家章诒和伤心过度,一夜无眠,次日起来,她飞到南京,“不是为了遗体告别,而是为了接纳他的精神。压力下的承受,困顿中的持守,我都需要!”   四天后,是出殡之日,尤其寒冷。南京城外的石子岗殡仪馆外,人头攒动,大家黑衣素服,手持黄菊,他们或熟悉或陌生,齐来送别高华。   青年学者王晓渔也在人群里,他说,最近几年,只有蔡定剑和高华二位先生的去世,能引发如此大范围的社会关注。   追悼大厅内,挂满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挽联,当下最著名的一批中国学者,几乎都送上了挽联。余英时送的挽联是:“读过高华先生的书,很佩服”。   上海学者萧功秦曾对高华说,你可能比我早走,但是你的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人生生命时间长度的价值。   高华一生研究历史,一生贫寒,很多熟悉他的人都称之为“一介寒士”。学者冯兰瑞送上挽联:“半点星火,让红太阳黯淡无光;一介寒士,为真党史呕心沥血”。   如今来看,“寒士高华”这四字,一语双关。恰如崔卫平、徐友渔同挽:“高风亮节,华章永存”。      人们来致敬,同时获得力量   2011年12月24日那天,高华先生去世前三天,历史学者张鸣到病房看望,他们一起合影,镜头里,高华一头白发,打理得整齐,并无病榻上的邋遢,面露微笑。只不过,面色显得蜡黄,有些憔悴。   张鸣回忆说,“可能是我以前干过兽医,对生命非常敏感。今年(2011)年初我已经来过一次了,我感觉高华快不行了。”   高华的夫人在一旁说,你千万别哭,你跟他聊,聊得开心点。   高华的家在南京城西北边的龙江小区,一幢小高层里的单元房,70多平方米,堆满了书。过去的若干年里,这间屋子里的书籍,就像不断胀水的海绵,让屋子显得越来越小,而高华却自得其乐。   逼仄和局促,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不仅仅是有形的房屋,在他的学术生涯里,亦有诸多相似之处。   从各地赶来的吊唁者络绎不绝。2011年12月29日晚上,学者秦晖坐了一天火车,从河南赶到南京。   他站在书堆中看着高华的照片,沉默不语。当学生劝秦晖,夜已经深了,早点回宾馆休息时,他独自面向高华遗照,鞠了一躬。   秦晖感到遗憾。在去宾馆的出租车上,他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夜色,轻声说,他们几位学者朋友,一直计划着让他拿出几天时间,来南京住下,与高华做一回深入的对谈,高华还是有很多学术话题要说的。   但一直没有找到时机。一拖再拖,25日这天,他打电话给高华,讨论一些学术问题,顺便也打算计划一下对谈的事情。电话里,高华声音洪亮,显得很有精神,这让秦晖相信,还有机会。   不料次日,高华就过世了。   12月上旬某日,高华即将接受人工肝手术,手术前,他得知自己被南方某媒体列为魅力中国50人的候选,就给一位媒体朋友打电话,大意是说,年纪大了,不习惯登上这种所谓的魅力、感动中国之类的舞台了,再说一个有病的老头,四处张扬,也不好看,他拜托朋友将他的名字拿下来。   他的这位媒体朋友说,当时高华自我身体感觉还不错,一定没想到病魔会那么快将他击垮,还想着活着要低调一些,不要让人觉得用生病博得感动和同情。   后来北京一位记者来病房看高华,他们都提到了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的一句话:“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这位记者回忆说,他当时说那番话,不是为了寒暄式的安慰,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奇怪感觉。当时的高华,已经在病房里断断续续住了3年多,其间的痛苦,外人很难感知。而高华在人前,总是一副波澜不惊的神态,很平静,很乐观,慢条斯理地说话,只是在谈论具体的学术话题时候,他会语调波澜。   这么几年,高华似乎成为一个学术圈中的大众明星,在有些人看来,他又是一个象征。来来往往,很多人来到他身边,坐在病床前,用各种各样的语调与他说话,而他始终故我。   最艰难的时刻是在平日,寂寞融化在每一秒里。   纪录片导演胡杰住在南京。他和高华是多年的好朋友。他隔三差五会端着摄像机,到高华家里,有时候是在人民医院的病房里。他们几乎从来不谈病情。胡杰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让朋友开心。他拍了很多高华大笑的镜头。高华似乎也很乐意被拍摄,每次拍完,他都会要胡杰拿来光盘看。   这么多年,很多人来看高华,胡杰作为一个贴身的旁观者,他觉得,大家是在互相取暖。人们来致敬,也同时获得某种力量。      出发于70年代   作为一个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高华曾说,一切都是从70年代出发的。他曾翻看北岛赠他的自选诗集《守夜》和《七十年代》,不由回想起自己的70年代,他常自问:“那时你做了什么?”   1970年,高华16岁,刚刚初中毕业。南京市这一年毕业的初中生全部留城,分配到急需人手的工矿企业,高华也因此成了一名工人。   但因为父亲被划为右派,他不得不经常被迫离开人群。   1971年夏,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高华被通知不能参加革命群众在马路上的欢迎行列,只能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中在一个小房间里。高华于是读报纸给大家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到南京来访问,他也不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欢迎;与之相反,每次公审反革命的大会他都被要求去参加。深感不公平,不久,高华就以生病为托辞不再参加。   在这种情况下,被搬到离他家仅十米远的一处南京市某重点中学被封存图书的留守处,成了他流连忘返之地。高华日后曾说,因为有了这处小小图书留守处,他家那间“狭小、阴冷、潮湿的住房,却透着光亮”。   在那几年,高华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许多年后,他依旧能随口说出当时的书目,如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都是在那个时候读的。   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高华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   “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高华日后说。      文章不著一字空   1978年,高华考进南京大学。后来又留校做了老师。   他对中国近现代史很感兴趣,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他曾坦言:“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发表文章的空间很小,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过去的历史。”   对于自己的选择,高华心里很清楚个中艰难。他曾援引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的话说:“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   1979年在课堂上,高华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激动,多年后的一篇文章里,他还津津乐道。他还经常提及范文澜的话:“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从那时起,他萌生一个愿望,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并为此开始搜集资料。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和高华是20多年的好友,2011年12月30日这天下午,他满脸伤感,坐在背着阳光的椅子上,他说,1989年之后,我们一群朋友聚集在一起撰写《中国现代化史》,高华作为重要的作者之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时高华已经着手准备写延安整风。许纪霖说,高华跟他说起这个计划,并自认为“这是一本写给历史看的书”,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书是否能出版。   而著名学者朱学勤说,我们都经历了文革,都有必要交出自己的一份答卷,高华的答卷让人满意。按照高华自己的话来说,他正是出于寻找文革的历史渊源而作。   在朋友眼中,高华不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他从小是在阴影里面长大,父亲是右派,文革时,为了躲避杀身之祸,一度逃亡,家门口贴满了通缉父亲的通缉令。许纪霖说,这些经历带来的恐惧感,笼罩了高华一生,也使他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延安整风的公开史料很少,但高华以其敏感、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发现了散乱其间的有机联系。正如学者朱学勤后来说的那样,高华在零散之间建立了自己的历史逻辑,这种逻辑是具有强大的穿透力的。   1991年8月中旬,高华开始动笔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到1992年下半年,他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2年下半年始,他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牵扯了他不少精力;二则他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这也颇费精力。   直到1999年春夏之交,这本书才最后全文定稿。   写作这本书的七年间,也正是中国市场经济从起步到大规模发展的十年。高华却始终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高华在《革命年代》的后序里说:“于是就在这喧嚣、实利主义的90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2000年之后资本和权力的扩张,让高华更觉思考的空间逼仄,他曾说,面对渗入大学校园的项目化、数字化、标准化的压力,只能自我放逐,而埋头读书和研究,成了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也是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十多年来,高华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他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      自得其乐的边缘状态   进入21世纪,高华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外界甚嚣尘上,而他依旧独守书房,做那些持续了很多年的研究和写作。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景凯旋和高华认识有27年,“那时他还住在上海路那个小房子里,厨房是公用的,我去他家的时候,孩子还很小,他自己的书桌也非常小。楼板上堆满了旧的报纸和书籍。”   景凯旋说,多年来的高华,有几个关键词一直未变,比如逼仄、冲突、清冷和孤独。无论是实际的处境,抑或是学术的境遇。   “他是个善良的人,却一头钻到复杂的历史研究里面,人格上的冲突和矛盾,是非常难。”景凯旋说着,又扭头望了一眼身边高华的遗像,那张熟悉的脸庞依旧微笑,“飞蛾扑火般的命运”。   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评价高华说,他坚持用证据说话,高华的著作均有上千条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印象最深的就是史家据事言理,不空发议论的实证精神。   萧功秦则说,高华坚持的是“新实证主义”,一定要从材料当中、从史料当中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是反对对它进行教条化的先入为主的过度解释。高华能够做到这点,不仅由于他坚持原则,也因为他虽然生活在体制里,但是和体制保持相当的距离。“他在这种边缘状态当中,自得其乐。”他说,这是一种儒家精神。   2007年,高华被检查出肝癌,他当时说这是自己“特别艰难的年份”,随后的日子,他一再经历着“严峻的生命考验”,他将那些前来照顾和支持他的亲朋好友比喻成生命中的盐;而在朋友们眼中,他则是历史研究读者们的盐。   如今这包盐融化了。   2011年即将结束之时,多名学者聚集南京,共同缅怀这位固守清贫的朋友。张鸣穿着一件灰色的羊毛衫,脸色也有些灰。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页熬了一夜写出的长长的祭文,声音哽咽地念起来:“�天丧英杰兮,上苍不公,朋辈成鬼兮,怒向刀丛�”   张鸣回忆说,高华有很儒雅、很严肃的一面,但他其实也很有趣。   “我记得是2008年,熊景明组织了一次活动,有秦晖和章诒和等参加。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高华要拉我表演节目。我说我们唱什么,他说唱‘我们是害虫’。我说怎么唱这歌,他说,在某些人眼里,我们就是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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