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概念源起及其研究的合理性问题

时间：2021-07-11 12:03:1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文学分期并不等同于简单的时间阶段划分，而是包含复杂的文学史叙述逻辑，特别是对文学发展与演变过程所作的界定，正因为如此，对文学分期的命名与质疑往往能够引发学界的普遍关注。比方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发表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①和陈思和《新文学整体观》②在发表之后就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就1949年以后的文学来说，“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九十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已经成为相对稳定的文学分期。不仅数量相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根据这些概念界定文学分期，而且大量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正是基于这些概念进行讨论。正因为如此，从文学史编撰研究的角度对这些被普遍运用的文学分期概念进行考察，探索这些概念的历史源起、意识形态、文学史写作问题就不无意义。这个问题已引起学界重视，比方说王尧《关于“文革文学”的释义与研究》对“文革文学”概念的关注③、程光炜《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对“新时期文学”概念的关注④、拙作《“新世纪文学”概念源起的宏观背景考察》对“新世纪文学”概念的关注⑤等。
　　当前学术界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成果不少，像董之林的《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⑥、丁帆和王世沉的《十七年文学：“人”和“自我”的失落》⑦、程光炜的《我们如何整理历史——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的问题》⑧、吴秀明的《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⑨、朱晓进的《重新进入“十七年文学”的几点思考》⑩等都是“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学术界对“十七年文学”的创作特征、整体评价、文学史写作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对“十七年文学”概念生成过程及其作为文学分期概念所带来问题，当前学术界仍然缺乏能够与“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概念相匹配的考察。拙作拟在“十七年文学”概念产生与演变的历时过程中，分成“十七年文学”概念源起、“遗产”还是“负债”、“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分期问题三个方面，全面盘点与“十七年文学”概念相关的文学分期问题，进而为文学史编撰研究提供参考。
　　一、从“新中国文学”到“十七年文学”的表述
　　最初的“十七年”是时间所指，甚至并没有用于描述文学。不仅1949年以前就出现过“十七年”說法，如《十月革命十七年——苏联经济建设的成果与展望》11，而且1949年以后亦是如此，如《侯正元机车组——三年半完成十七年工作量》12和《安全生产红旗飘扬十七年》13。作为文学阶段分期的“十七年文学”概念则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的文学创作，这个概念由“新中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概念演变而来。
　　作为最早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述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在《编写说明》明确指出“为了记录下这十年中文学方面的成就的一些情况”。按照《编写说明》的解释，“新中国文学”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时间起点，以“文学成就”与“斗争和经验”作为叙述对象14。如果我们将“文革”结束前的“新中国文学”与“文革”结束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概念进行比较，那就比较容易地看出“新中国文学”概念的文学性质所指：虽然“新中国文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都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成文学发展阶段的起点，特别注重政权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但前者采用的是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新中国”概念，以政治建构的“旧中国”作为对应物。由于“新”是与“旧”相对的，“新中国”和“新中国文学”概念也具有权宜性质，这也很可能是此后“社会主义文学”和“当代文学”取代“新中国文学”说法的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文学”说法的源起颇为复杂，详见拙作《中国当代文学概念与文学史写作》15，但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所作报告是值得考察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强调并阐述了“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直接显然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作为最早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之一，196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就存在这方面的影响，在该著《绪论》除将“驳资产阶级人性论”改名为“文学在斗争中发展”，以及增加“多民族的文学”之外，几乎照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对“社会主义文学”描述来界定“中国当代文学”。换句话说，《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代名词。从该书的《绪论》来看，编撰者具有明确的文学性质判断意识，这也能证明我们的假设：
　　在这部书里，我们试图对十一年来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作一个初步的论述。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十一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分成下列三个时期：16
　　这段话的描述是非常清楚的，该书论述的就是“社会主义文学”，不包括除此之外的其他论述对象，文学阶段分期也是按照“社会主义文学”来界定。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文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名词，它不仅是文学整体性质描述的核心概念，而且是文学史叙述分期的重要依据。
　　大体说来，在“文革”爆发之前的“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当代文学”概念表述当中，文学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学性质基本上是得到肯定的。尽管如此，在“文革”爆发之前，对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判断逐渐受到质疑，直至最终在“文革”中被定性为“十七年黑线专政”。毛泽东对当时的文学创作颇有不满，前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在1963年上海市元旦联欢会，首次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大写十三年”说法颇有争议，支持者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同反对者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人还有过争论，这也是“文革”爆发前颇为激烈的论争之一。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所编写的《文艺情况汇报》的批示明确表达过不满，这证实了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政治敏感。毛泽东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17。如果说对文艺形式和文艺创造的不满是表面性的，那么对文艺机构和文艺组织的不满则是实质性的。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进行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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