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对张闻天外交路线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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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12日，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事会议上的会议总结发言中说，外交政策上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做法，另一条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路线和做法。这里所说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是毛泽东的以世界革命为宗旨的革命外交路线，所说张闻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张闻天提倡的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
1959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军队和外事系统立即分别开会，更加猛烈地批斗彭德怀、张闻天。全国外事会议同军委扩大会议同时举行，从8月下旬开到9月12日。接着又在外交部展开揭批运动，从10月24日大会动员，一直搞到1960年1月中旬。外交部揭批运动(以及以后长期的专案审查)的重点，是“里通外国”问题，因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庐山提意见是苏联支持的颠覆活动。运动中大量时间用于要所谓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揭发交代，也有几天开全部党员大会，集中进行所谓分析批判。大批特批张闻天在外交部的“反党宗派集团”(那时中苏尚未公开破裂，“里通外国”问题不好拿到大会上)。批判的重点之一就是所谓张闻天的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
按照惯例，一个人一旦被打倒，也就被全盘否定。对张闻天的否定要涉及外交，本来已属必然，这次不同的是还有具体的最高指示。张闻天挨批期间，我在他身边工作，曾听他说，毛泽东在某次会上问了一句：在国内问题上右倾，在对外问题上怎么样呀?人们感到，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他决心要在对外政策上反右。果然这一意向立即落实到了外事会议和外交部的批判上。
在外交部的批判大会上，一些司长分别就外交上的不同问题做专题发言，还有人做综合性的批判。今天想来，批判者除个别人争当积极分子外，多数也是为运动所裹挟，也许并不相信自己所说。不管怎样，两条路线斗争的阵势已经摆开。我当时正在接受严厉批判，正在强令自己“端正立场”，改变认识，因此对所有批判发言都认真记录。这些记录经过“文革”劫难居然有两本(不是全部)夹在极少数被发还的材料当中，倒成为今天写这一段历史可资援引的资料了。
一
对“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批判，关键是说张闻天只讲和平共处，不讲世界革命。
张闻天确实主张实行和平共处政策。他认为：“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论和平共处》。张闻天文集，第4卷，226页。)自他1955年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以后，推行和平共处政策可以说是贯穿于他全部工作的红线。他不仅在日常外交实践中推行这一政策，而且从理论上多方阐释，力图发展和深化和平共处的进程。1956年他主持外交部第二次驻外使节会议，着重分析了执行和平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各种认识问题，尤其是带有“左”的倾向的认识问题。对于我们曾经支持当地武装斗争反对其政权的亚非国家，特别分析了必须同它们实行和平共处的根据。1956年8月，张闻天组织人写了《论和平共处》一文，全面论述和平共处政策的根据、内容和执行中的问题。1957年他视察驻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四国使馆，现场了解情况，解决妨碍执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认识问题。
本来，和平共处也曾是中央宣布的政策。周恩来1953年12月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判中提出了五项原则，毛泽东在1954年7月也认同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334页。)但是，自1957年毛泽东访苏归来，情况有了变化。在访苏归来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批评苏共的和平共处对外政策总路线，认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等问题。(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52页。)大约从此时起，世界革命的旗帜日益鲜明，和平共处开始受到或明或暗的非议。中央领导同志。论述中国外交的任务时，开始强调新的世界要推翻旧的世界，代替它，是我们“今天现实的斗争”(周恩来1958年4月15日在全国外事会议上的报告。)。“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要促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新中国的外交也正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陈毅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坚决贯彻党的外交路线》。)到了1959年，外交上的“左”倾思想终于挟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之威，以张闻天为靶子，大举批判和平共处了。
张闻天的和平共处思想，确实是同支持世界革命的路线相对立的。第一，从治国理念和方略说，张闻天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应该全力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办好我们自己的事。“外交战线上的任务，就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证最有利的国际条件，例如争取和平的环境，发展同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张闻天文集，4卷，270页。)，而不是支援世界革命。第二，从革命原则说，张闻天认为，“革命决不能输出。革命与否，如何革命，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张闻天选集，1985年，476页。)“别的国家是否革命那是人家的事，我们用不着管”(在驻印尼使馆党委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6月。张闻天年谱，下卷，1061页。)。第三，落实到外交实践，就要摒弃输出革命或日支援世界革命的思维和行动，就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四处推销中国革命经验，反对强加于人的革命宣传，对外援助要有节制，就要确认和平共处“不是一时的策略措施”(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张闻天选集，1985年，474页。)，而要确立“长期和平共处的思想”，(在驻巴基斯坦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7年5月22目。张闻天年谱，下卷，1060页。)“一切工作都应围绕着争取长期友好相处这一总的目的”(视察驻印度等四国使馆的报告。张闻天文集，第4卷，254页。)。
批判张闻天的和平共处思想，有其投鼠忌器的为难之处。因为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提出的，形势也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公开喊出打倒帝修反口号的那一步，所以批判者不好从理论上公开反对和平共处。他们只能拐弯抹角(其实也已经相当赤裸裸)地做文章。第一，他们说，世界革命是我们外交工作的终极目标，张闻天所说的长期的和平共处，是维持现状，是同这一总的战略目标相反的。一位司长说，“在世界上也要讲不断革命论”，“张闻天外交路线的根本错误是没有世界革命的思想，或将世界革命推到遥远的将来。”第二，还是这位司长说，“和平共处是用以达到世界革命目的的手段、策略”，“革命不能输出是策略，在一定的时期如果拘泥于这个理论必须遵行而不支持外国革命，就不对。”第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