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任诞》看魏晋风度
时间：2021-07-05 00:01: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世说新语》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较早而重要的笔记体小说，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文章以阮籍为例，通过《世说新语·任诞》的分析，对魏晋风度所具有的自然性、深刻性和悲剧性的特点从一个侧面作简要分析。
关键词：《世说新语》 阮籍 魏晋风度 自然性 深刻性 悲剧性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代是最奇异、最另类的时代，是人的意识觉醒，追求精神自由、人格尊严及生命价值的时代。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1]。阮籍乃魏晋名士的代表，他以清谈玄理不问政事的生活方式演绎了一曲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之悲歌。
一、自然性——蔑视礼教，率真任性。
魏晋时代是生命意识觉醒的时代。宗白华先生说： “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2]这在《世说新语·任诞》中均有反映。
如：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8）[3]沽酒妇美貌，阮籍屡屡登门，醉卧其侧，乃越礼之举；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虚伪礼教的蔑视。
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7）[4]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耶？”意思是礼教难道是为禁锢自己而设立的吗？俗人是谨遵礼法不敢越寸分，而在这之上的任性放达，乃是名士风流。
二、深刻性——时局动荡，个人身世。
东汉末年，社会剧烈动荡，黄巾起义、党锢之祸、饥懂灾荒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频发，这些使魏晋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状况。阮籍的父亲乃“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后被曹操所礼遇，从出身背景来看，阮籍显然是曹魏的人，这就给他在司马氏专权之下度过的大半生出了一道难题，也成就了其人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5]正始年间的时局太过险恶，阮籍空有一番报复，毫无用武之地。这也充分显示了阮籍酣饮的原因所在。从此，阮籍就陷入了“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三十三》[6]的痛苦境地，不得不采取各种不得已的策略保全性命，所以他说“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咏怀三十三》[7]
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的时代。名士们在老庄哲学中找到了精神依归，但又不敢象老庄那样愤世嫉俗，也不敢完全抛弃儒家礼法。于是，他们聪明地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教义，把它们演变成适合自己生存环境和社会条件的玄学。
名士们思想的深刻性决定了魏晋风度内涵的深刻性。
三、悲剧性——纵酒解忧，悲情难遣。
“任诞”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侧面，而最能显示”任诞之风”的莫过于饮酒。《世说新语》正文中“酒”字共出现103次，其中“任诞”篇就有43次，占了将近一半；“任诞”篇共54条，提到饮酒的就有29条，更占了大半，这个数据很能说明，酒在魏晋名士生活甚至生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阮籍他自少便有“酒痴”之号，史上记载他年少时“嗜酒能啸”。当现实社会无路可走之际，他只能更加剧烈地饮酒，借以掩盖自己言行的真实意图，保持内心最后的一点节操和自由。于是，上文中所论述的种种扭曲、怪诞、痴狂的举动和言论都出来了。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烧之。”（《任诞》51）[8]刘孝标注称：“言阮皆同相如，而饮酒异耳”我不太同意这一说法。与其说阮籍比司马相如更好饮酒，不如说阮籍比司马相如有更多无法排解和消磨的忧患！“胸中垒块”指积郁在心中的忧愁和痛苦，所以要用酒来融化！阮籍的好酒实有其不得已之处。曾经“沉醉六十日”，侥幸躲过了司马昭的求婚；后又躲过了钟会的构陷。所以鲁迅曾说，阮籍喝酒，是为了避祸。但真正的祸，靠酒又岂能逃得过去？阮籍最终还是万般无奈地在将醉未醉的情形下，由人扶着写了“劝进文”，他无法原谅自己为司马氏“效劳”，内心十分痛苦，此后不到两个月便去世了。
四、结语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气质，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与政治权力冲撞的痛苦。阮籍乃魏晋名士的代表，他们绽放至真的性情，追求诗意的人生，诠释着魏晋风度的然性、深刻性和悲剧性！所以有人说魏晋风度犹如《世说新语》中的一杯美酒，甘甜又苦涩，酒的醇香穿越了千年却依然令人陶醉，令人神往。魏晋士人在酒中找到了人生的寄托，我们也该捧起《世说新语》，品品这杯融合了自然性、深刻性和悲剧性的美酒，大醉一场又何妨！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代是最奇异、最另类的时代，是人的意识觉醒，追求精神自由、人格尊严及生命价值的时代。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1]。阮籍乃魏晋名士的代表，他以清谈玄理不问政事的生活方式演绎了一曲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之悲歌。
一、自然性——蔑视礼教，率真任性。
魏晋时代是生命意识觉醒的时代。宗白华先生说： “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2]这在《世说新语·任诞》中均有反映。
如：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8）[3]沽酒妇美貌，阮籍屡屡登门，醉卧其侧，乃越礼之举；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虚伪礼教的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