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又见海棠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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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60岁的彭光涵站在北新桥王大人胡同1号海棠院里，胸中有股“重新解放”的激动劲儿。
彭光涵耳边响起1977年深秋，原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的一席话：“文革”结束了，小平同志指示我们要尽快恢复侨务机构，先把“庙”建立起来。你留下来帮我建这个“庙”吧!
彭光涵被点将，成了新成立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简称国侨办)的秘书长。他的第一项工作，是从北京市政府手中要回被称为“侨委大院”的北新桥王大人胡同1号院。
1949年10月，刚成立的中侨委就是在这里挂牌成立，住在附近的老百姓遂将这条胡同称作“华侨胡同”。
1952年，时任中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彭光涵一家搬入“侨委大院”里的海棠院。
在彭光涵大儿子安哥的记忆里，海棠树的树冠把这占地约有一亩的院子的大部分都遮住了，春天开花时，满院花香。
当年，中侨委的干部大部分是来自马来亚、菲律宾、印尼、泰国等地的归国华侨。安哥记得，有个叔叔打篮球的时候常穿一件黑背心，前胸和背后都印着一只跃起的白猫。回国参加革命前，他曾是泰国黑猫俱乐部的主力队员。
1970年6月，中侨委被撤销，有“海外关系”的侨务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篮球场空了，热闹的“侨委大院”冷清下来。
没变的，是如雪般的海棠花随风飘落，年复一年。
周恩来签署保护侨汇命令
20世纪50年代，令人震惊的消息不断传人海棠飘香的中侨委大院。
在南方侨乡，“华侨有钱，有侨汇的都不是好东西”在不少土改干部中流传。有的土改队把侨眷抓起来，甚至用刑，迫使其写信向华侨求助，汇款赎人。
有的侨眷没有一亩地，但因为有侨汇而被划成地主批斗；不少侨眷担心挨斗，纷纷写信给海外亲人不要寄钱回家，有的接到了侨汇单却要将汇款退回；有位华侨寄回些钱给病故的红军师长哥哥修墓立碑，遭到乡干部的反对，说“资产阶级的钱不能用在烈士身上”。
在泉州，海外华侨寄钱回来，村干部比侨眷知道的还早。汇单前脚到，村干部后脚就进了家门，他们提出种种理由让侨眷出钱“做贡献”，修路、买公债、投资，就连小学校缺几根竹竿、村里搞宣传买纸，也找侨眷。
村干部说，金山客(华侨)在金山(泛指海外侨居地)开铺赚大钱，侨汇是剥削来的，农会要点合情合理，也是对侨眷的改造。
彭光涵记得这样一组数字：1951年9月，广东省的侨汇收入比6月减少了1／3。广东四邑地区的侨眷收到了侨汇单不去领，而是把侨汇冻结在香港，被冻结的侨汇占该地区侨汇总数的40％。
中侨委很快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把侨委的人员召集在一起，非常生气地问：“怎么还在争论华侨寄钱回来，接受侨汇是不是剥削，是不是合法的问题?这是多么幼稚的问题!”他最后决定以自己的名义，发一个保护侨汇的命令，“不是可执行可不执行，而是命令，必须执行。”
1955年2月23日，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下发：华侨接受侨汇合理合法、利国利民，他们对自己的合法收入具有所有权，可用于生活家用，也可用于婚丧嫁娶，是否存款完全自愿。
这张命令在广东、福建侨乡广为张贴，署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邮局成了货运公司
1954年，彭光涵的妻子吴昭调人中侨委，担任侨汇科科长。
吴昭深入侨区调研时发现，尽管有保护侨汇政策，有的地方仍然变着法子向侨眷开刀，晋江一位侨眷要做功德(一种祈福仪式)，乡长的条件是要他买1000万元(旧币)公债。
侨汇下落的趋势并未明显改善，物资供应不足是主要原因。统购统销的经济政策下，侨眷分到的物资配额少得可怜，根本吃不饱饭，侨眷对此反应强烈。
由于物资供应不足，从1955年开始的从境外带回油、粮、食品、布疋的热潮，到1956年又创新高。据福建统计，每季从境外寄回来的布疋达6000包。
这种“以物代汇”的现象日益严重，邮局成了货运公司，外贸出口的粮、油、食品、布疋等生活用品，在港澳转个圈又寄了回来。
而侨眷迁去香港的人数与日俱增，以致美、菲的侨汇约1／2滞留在香港。
“以前对待侨眷，像杀鸡取蛋，现在金鸡出走了，釜底抽薪了!”彭光涵和吴昭很着急。
“侨汇券”灵感来自苏联老大哥
1956年下半年，在侨委的一次业务会议上，廖承志非常严肃地说：“现在侨汇下降得很厉害，以前一年有五六个亿，今年上半年才一个亿，真是要命啊!国家外汇真的不够用了，我们要帮助朝鲜、越南、缅甸、柬埔寨，都要钱，要外汇。”
“国家外汇一半来自侨汇等非贸易外汇收入，今年的增汇指标应为100％，我们侨委的责任重啊，全机关的同志都要想办法，特别是侨汇科的同志。”廖承志把目光投向了吴昭。
吴昭提出了发放侨汇券和建立华侨商店的设想。廖承志对“华侨商店”这个新名词产生了兴趣，“第一次听到，以前没听你们说过。”
“1955年三四月间，我突然想起有本书里曾讲到苏联在战时争取外汇的事情。”彭光涵回忆说。吴昭查到：1932年，苏联成立国际商店作为国家收入外汇的一种手段。
夫妻俩很高兴，认为可以借鉴苏联老大哥的办法，开外汇商店，让有外汇的归侨侨眷在商店里买东西，解决“以物代汇”的问题。
“华侨商店”的构想获得了中国银行侨汇处处长叶启明的支持。吴、叶两人联名向中侨委党组提出报告，建议建立争取外汇的新办法。他们给出的方案是：根据统购统销的政策，增加一种新的供应制度，即凭侨汇收入按一定比例发侨汇券，侨眷或者其他收到非贸易性外币汇款的个人或家庭，可以凭银行发的侨汇券向指定的供应单位购买一定数量的统销物资。
二人兴冲冲地给上级打了报告，却被泼了冷水。理由很简单：这是反对统购统销政策!
大帽子下来，新办法搁置。
此时，廖承志问起这事，吴昭觉得有希望了。
很快，由吴昭起草的发行“侨汇券”以争取外汇的方案得到周总理的批示。
1957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为了团结华侨和争取侨汇，国家对有侨汇收入的侨眷和归侨的生活资料应给予照顾，并指示广东福建两省，对于某些统销物资，在一般定量之外，根据侨汇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发给规定限度以外的特别证票，侨眷和归侨可以持侨汇券向指定的供应单位购买，其供应价格应高于统销价格。
1958年，福建、广东率先发行侨汇券，广西、上海、湖南等13个省市区也相继而动。同时，在侨区和大中城市开设华侨商店，或在一般国营商店中设立侨汇物资供应专柜。据统计，当年的侨汇，比上一年增加了40％多。中国银行“无米下炊”的艰难日子少了；外贸部把部分出口商品转为内销，专供侨汇商店，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