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梁鸿志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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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是南京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成立的傀儡政权。从1938年3月28日，到1940年3月29日，仅存在两年零一天的时间，是个短命的伪政权。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即开始罗致在政府上有一定地位的汉奸人物充当华中伪政权的“首脑”。
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物色唐绍仪为对象，唐绍仪迟疑不决，使日军原定于1938年1月成立傀儡政权的计划不得不推迟。
为了加快成立伪政权的步伐，华中日军特务部成立了一个以臼田物色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等人，由他们出面拼凑的华中伪政权。
梁鸿志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北洋军阀政府失败后，先后在浙、沪当寓公。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时，曾邀请其北上就任。梁自视清高，不甘屈居华北群奸之下，准备待机在华中伪政权中当魁首，所以不待臼田机关登门，便主动投入日本人怀抱。
梁、温、陈三人为了表示降日决心，特结伴前往上海虹口日军司令部官邸，拜会松井司令官并卑躬屈膝地说：“我等为拯救因错误国策而牺牲的悲惨民众，虽力量微薄，仍将竭尽全力，以建设新中国而求东亚的永久和平。在如此环境之下，还望日本友邦在各方面多给予援助。”
日本方面决定由梁鸿志负责组阁。梁为了提高华中伪政府的地位，使其取代重庆国民党政府，初步设想将新政府的名称定为“中华民国政府”，沿用国民党党旗，首都设在南京。在旗帜和政权名称问题上，梁鸿志和日方及华北汉奸发生了分歧。最后梁鸿志不得不屈从于主子的旨意，在旗帜问题上和华北临时政府一样，采用民国初年的五色旗作为“国旗”。日本内阁正式决定，华中政权只是一个地方政权，条件成熟时，就要与临时政府合并，组成统一的“中央政府”。梁鸿志不甘心屈居于王克敏之下，故在新政权名称问题上做了一番文章，把华中伪政权名称定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以表示与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处于平等的地位。
1938年3月28日，由日本华中派遣军直接操纵扶植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大礼堂宣布成立。根据伪政府组织法规定，由梁、温、陈三巨奸组成的“议政委员会”为“最高”议政机关。梁鸿志任伪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任伪立法院院长，陈群任伪行政院内政部长。
伪行政院设秘书厅，铨叙、考试、统计、典礼、印铸、侨务六局及外交、内政、财政、绥靖、实业、交通、司法七部。
伪维新政府成立后，担任上述各机构的官员大多数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及国民党政府的失意军人和政客。维新政府实际上控制的地区有京、沪两市及苏浙皖三省部分地区。1938年9月22日，按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南北两伪政权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作为日后合并的过渡中介。
伪维新政府成立初期，梁鸿志等汉奸因惧怕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暗杀活动，一直躲在上海日军占领区的新亚饭店内活动。直到6月21日，各部机构才陆续由上海迁往南京，10月1日起正式在南京“办公”。
伪维新政府是日本在华中地区的重要侵略工具。其一切活动完全听命于华中派遣军。日军向伪政府派遣了以原田为首的顾问部，控制了伪政府的各个重要部门。对梁鸿志本身的行动，也进行严格的监视。以照顾他的生活、安全为名，特派遣女特务田中贞子担任他的随员，并安插日本人担任他的贴身警卫。
为适应日本对华中占领区经济掠夺的需要，伪维新政府首先劫收了上海及苏浙皖地区的国民党政府的税收机关。所有关税、盐税和统税收入，除一部分充作维新政府的开办费外，绝大部分为日军充作了军费。梁鸿志还与日本人签定了设立“合办公司”等一系列协定，大肆出卖华中地区的经济利益，并丧心病狂地在苏、皖等地遍种鸦片，毒害中国人民。
1939年5月，日本支持兴办的伪“华兴商业银行”开张后，梁鸿志担任董事长。短短的半年时间，该银行就发行兑换券和辅币1570余万元，掠夺了沦陷区人民大量的财富。
伪维新政府的军队伪绥靖军和长江水巡队，是供日军驱使以维护沦陷区秩序的工具，是日军镇压沦陷区抗日活动的炮灰。
尽管梁鸿志当傀儡十分卖力，但维新政府在日本人眼中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地方政府。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日本政府命令梁鸿志的维新政府宣布解散。从此，梁鸿志开始寄于汪精卫的篱下，担任了汪伪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梁鸿志被列入国民党政府通缉名单。不久，隐匿苏州私宅的梁鸿志被捕入狱。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期间，梁鸿志及其家属紧张活动，企图多方取得开脱罪责的旁证。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亲书旁证，说梁在抗战期间曾通过地下人员向重庆提供过情报。孔祥熙还为梁鸿志作了“输诚中央”的旁证。但这些终究未能使梁免于一死。1946年11月9日，国民党最高法院对梁作出判处死刑的决定。临刑前，梁鸿志口中念念有词：“年到六十四，行步移法场……”没说完，法警的枪声便将他送上了西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