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因素对犯罪率的作用机制
时间：2021-05-07 12:00: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犯罪率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收入分配的差距或者不公平、城市化以及失业率和贫困都对犯罪率的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收入分配不均和越來越快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造成低收入人群对社会的不满和被剥离感，这两个因素应当是影响犯罪率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有效地利用社会经济因素与犯罪率的负相关的关系，制定相应的刑事政策，可以有效地缓解经济增长带来的犯罪率攀升的不良现象，减少社会资源的支出，有效节约社会成本。
关键词：犯罪率；收入分配；城市化；失业率；贫困
一、以经济因素为视角看犯罪率增长的现象
所有的人都不会否认，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与此同时，犯罪也在不断地增多。经济的增长同时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全感，在这种不安下，某些人会怀念以前经济虽然不发达但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非常良好的时代。官方的数据也与人们的切身感受非常之一致，1978年的时候，中国公安机关的犯罪立案总数为53万多起，但2005年立案总数达到了468万多起，是1978年犯罪总数的8.7倍，犯罪总量在28年间年均增长了大约8.4%。可以这么讲，中国在这改革开放的这段时间以来，犯罪率应当说是急剧增长，这其中还不包括犯罪黑数。
对于经济增长和犯罪率的关系历来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导致犯罪率降低，理由是经济增长可以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从而减少因为贫困而产生的犯罪，经济增长也使得社会有很多的资源来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增加。反之，则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犯罪率的增加，理由是经济增长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犯罪机会，经济犯罪本身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随着经济增长、经济活动的频繁，经济犯罪也会大量增加。尽管对经济增长与犯罪率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的关系存在争议，但都不否认经济增长是犯罪率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目前的现状可以作为支持经济增长与犯罪率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但这并不是意味着经济增长不可能带来犯罪率的降低；20世纪60年代，由于产业结构的变迁，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民权运动的高涨，以及反主流文化的盛行，纽约市犯罪率迅速攀升。但从1992年开始，纽约市经济开始复苏，信息产业、服务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等繁荣发展。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就业岗位的大量增加，纽约市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好转，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力重新回到合法市场。青少年人口的相对减少和失业率的下降，移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黑人的生活状况的改善也促使了犯罪率的下降。
众所周知，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在经济发展、物质丰富、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这些特征也与犯罪的增长具有同步性，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关心的问题是，这些宏观经济和社会变迁对中国的犯罪率是否产生了影响，哪些因素产生了较大影响，哪些没有产生影响，产生影响的机理何在？
二、中国宏观社会经济因素对犯罪率影响的作用机制
1968年贝克尔首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社会犯罪问题之后，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学对犯罪的研究才开始逐步更多的来关注犯罪率的决定因素，尤其是各种经济社会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国内外的学者广泛的考察了收入差距、贫穷率、失业率、人口流动、国民教育程度等因素对犯罪率所产生的作用。
（一）、收入差距与犯罪
贝克尔指出犯罪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行为，随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低收入尤其是贫困者从事犯罪获取的潜在收益提升，并且人均GDP不断提高，犯罪者通过犯罪活动从个人尤其是从高收入者中获取的收益也呈递增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剧其从事犯罪的概率。在贝克尔看来，犯罪和其他行为具有一致的特征，它们都是一种理性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当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以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带来的效用时，此人便会从事违法，由此，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同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
从经济学视角看，穷人犯罪的机会成本低，富人的财富给穷人创造了非常多的犯罪机会，正如贝克尔所言，当穷人将时间更多的配置在非法活动上，其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来平衡现实存在的收入落差，因此，收入分配的不均衡“鼓励”了穷人从事更多的犯罪活动。在经济学上，Fleisher（1966）首次研究了收入不平等与越轨行为的关系，并发现收入不平等对犯罪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都支持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将对犯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改革之前的人均收入相对是比较平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会太大。但是改革开放的进程打破了这种平衡，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指导之下，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确实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整体提升并不意味着平等的提升，这个时候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具体表现在城乡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内部、城市内部和全国的基尼系数都持续上升，全国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已经超过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的犯罪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结出了繁荣的果实，但这些成果是在社会成员和社会各阶层中间不平等的加以分配，大部分弱势群体并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这些果实并不是人人有份，这种分蛋糕的不公平必然会引起许多社会成员的不满，使他们产生巨大的相对剥夺感。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也确实给部分人提供了较多的致富机遇，但是中国的人口众多，社会所能提供的致富机会又是非常有限的，也即，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致富的机遇，即使有致富的机遇也并非一定就能够取得成果，既然不是社会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那就必然地造成默顿（Merton）所指出的那种在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产生的社会紧张，也就是他所称的社会失范。社会失范所造成的紧张会导致人们采取各种方式去追求财富成功，尤其感受到这种相对被剥夺感和紧张的可能更多的来自底层民众，由于他们获得成功的途径太少，使得他们很可能感到悲哀、不满、不公正乃至于愤怒、焦躁、对抗、逆反等情绪。而在中国，不仅是底层的民众会感受到紧张，其他阶层的人也会感受到社会的分配不公并产生一种相对被剥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