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陪审”一词
时间：2021-02-27 12:04: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追根溯源，“陪审”一词的翻译定型，主要应归功于来华传教士们传播西法西制的努力，以及先进的中国人旨在救亡图存的不懈求索。而实行陪审制，意味着把一部分公民提到和法官同等重要的地位，并进而对法官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因而这种文化需要适当的大众参与，是一种民主文化。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与汉语外来词打交道。有些外来词，来的时间长了，被我们遗忘了它们的外来身份。譬如，北方人把小巷称为“胡同”。“胡同”一词原本来自蒙古语，源词为gudum。我们经常吃的“苹果”，“波菜”，隋唐时已输入。“苹果”，原作“频波罗”，曾作“频螺/频果”等，源词为梵文 Vimbara（>Bimba），另一来源为梵文Bilva（对应“频螺”）。“波菜”，原作“波棱菜”，来自尼泊尔，源词可能是该处一国名Palinga。还有“豆蔻”，“慈勒”，也是唐时输入。“豆蔻”，源词为阿拉伯语takur，与古港口名 Takola有关。“慈勒”则来自梵文Jira（ka），今由维吾尔语借入，作“孜然”。
还有一些外来词，来的时间不长，用得也很多，或者不算少，可很少有人去打探它们的来龙去脉，久而久之，也被忘记了外来身份。譬如“科学”、“哲学”、“逻辑”、“现实”、“理想”、“抽象”、“具体”、“社会”、“总统”、“陪审”、“经济”等等；这些词汇，都是外来的，借来的。
外来词不是外面自己跑来的，而是我们主动译介过来的，而且中国的外来词成份复杂，还包括部分混成词和日源汉字词。那么，“陪审”一词，是从日本借来的吗？前段时间，有朋友在微信群里对这个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末，由于中国在所有领域里的现代化进程都落后于日本，因而大量的日语新词汇开始涌入汉语。首先将这些词汇用于写作的中国人，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晚清政府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这些学生和知识分子开始大批进入日本。这些日语新词被中国知识分子吸纳为“借形词”，即汉字的组合是借鉴来的，但是，这些字的读音却是汉语读法。
梁启超在19、20世纪转折前后所发表的文章中，曾试图解释他所使用的外来词。由于中国公众读者不容易理解日语词汇“社会”（shakai），梁启超就解释说：“社会，人群也。”但在解释“经济”（keizai）一词时，梁启超则遇到了很大困难。虽然这个词汇在中国存在已久，但其最初的含义是“政治”（statemanship）、“管理”（administration）的意思，与前者并不相同。因此，梁启超为了从新含义上（即“economy”的意义）解释这个词，使用了许多汉语词汇，例如“富国学”、“资生学”、“平准学”（这一说法显然是出自古代中国的“平准法”，这是一种粮食购买制度，它确保政府能够在粮食匮乏时期贱卖粮食，进而稳定社会秩序）、“生计学”，等等。
“陪审”这一词汇，非汉语固有，自国外舶来，这已是学界共识。但是，对于贩自哪里，却有不同的认识。学界较为常见的一种观点，就认为近代法律体系中的绝大多数名词，都来自日文汉字或经日本转手传播过来的。“陪审”一词也被认为如此，即由日本人先将英文“jury”译成日文“陪审”，中国人直接从日文引入。
然而，断言“陪审”直接从日文引入，则不能只停留在推断上，而必须拿出中国是何人何时何书转述于日本的详细证据。 对这个问题，段晓彦与俞荣根在《“陪审”一词的西来与东译》一文中进行了详尽的考释。
他们根据现有资料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在学术著述上确定使用“陪审”一词，在日本是1873年，始于中村正直的《共和政治》。在中国是在1856年，是由英人翻译在香港出版的英汉对译教科书《智环启蒙》第一百四十六课，这比日本要早17年，并且《智环启蒙》于1864年为日本的柳河春三翻译，柳氏将“jury”翻译为“陪坐听审”，直接采取《智环启蒙》1856年香港版本的译法之一。这说明，日本最初翻译和介绍陪审制度直接取材于中文。第二，“陪审”一词进入法案，成为法定译名，在中国是1868年，始于《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日本是1877年或1878年，始于法国人起草的日本《刑法草案》，或《治罪法草案》，后者比前者至少晚了9年。
那么，“陪审”一词是否后来又由日本传入中国，即“出口转内销”的呢？学界至今还未找到支持此种观点的根据。
可见，“陪审”及以“陪审”为词干的一组名词，中文的翻译定型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完整过程，历经了19世纪从初叶到末期几十年的摸索选择。迄今为止，没有确凿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一译名是模仿日本的结果，或者是通过日本转手才传入中国。
根据段晓彦与俞荣根的考证，最早将“陪审”、“陪审员”这两个西方词汇传入到中国的，应归功于西方传教士。
第一个用中文向华人世界介绍“juror” 的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y Medhurst，1796～1857）。1819年，他在马六甲出版《地理便童略传》一书，将“juror”译作“有声望的百姓”。
来华传教士中，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第一个向中国读者介绍关于“jury”、“juror”的知识的。1822年，马礼逊编订出版了三卷本《华英字典》。在第三卷中，他在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单词后列出了对应的中文字词。马氏解释说，“jury”、“juror”在汉语里缺乏与之对应的语词。他认为，中文“乡绅”（Country Gentlemen）一词有时候具有与“jury”类似的功能。
1833-1838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 （Karl Friedrich August Gtzlaff，1803～1851）等在广州编纂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1838年，郭实腊在该刊三月号上刊出《自主之理》一文，介绍英国 jury制度时，将“juror”译作“副审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