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的日子【林丽韫:感怀当年成立全国台联的日子】

　　对台工作早就动起来了 　　 　　从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共和国的领袖们就在关注着隔着台湾海峡与祖国大陆遥遥相望的宝岛台湾，和生活在那里的台湾人民。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和西方国家封锁新中国的国际大环境，推延了中华民族统一的步伐。但是，中国人民谋求统一的努力却一直没有停止过。1972年，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日邦交正常化等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事件预示着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开始有了新的契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开始筹划如何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完成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
　　1973年始，从林丽韫担任中共中央委员到当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再到担任全国台联创会会长，这中间差不多有9年的时间。这9年中，台湾同胞的政治地位如何一步步提高，林丽韫全程参与和见证了这段历史。
　　就在1973年，罗青长对林丽韫说“应该有台湾同胞自己的代表参加党代会，这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提议决定的。”在中组部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筹备组，接着，中组部的同志找到当时还在党中央联络部工作的林丽韫，一起参加摸底工作后，在北京召开了台湾省籍党员代表会议，选出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台湾省籍党员代表团。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台湾省籍的中央委员。
　　“当时我也是听罗青长讲：‘小林一个，另外还得找一个老干部。’我是建国初期回来的，就又找了一个革命资格最老的台湾籍老干部蔡啸。当时蔡啸在西安，就把他调到北京来了，一共两个中央委员，对台湾同胞的联谊工作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了。”林丽韫至今记忆犹新。
　　
　　廖公说：“把那个傻姑娘给找回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一在这个背景之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毛泽东主席、周思来总理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基础上，确立了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中央的对台大政方针也由此发生了转变。
　　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自此，中央和国家对台工作方针从解放台湾向转变和平统一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当时的海峡两岸，根本不通，初期沟通工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需要有一个台湾同胞自己的民间组织，来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台湾人民的纽带和桥梁。
　　邓大姐(邓颖超)和廖公(廖承志)的想法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就要在台胞和祖国大陆之间建立一个民间的纽带，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定居大陆的台湾同胞，起到桥梁和沟通作用，便想到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来做这项工作。于是，成立台湾同胞联谊会就成为中央对台工作总方针中的重要一环。由谁来担纲这个重任呢?
　　廖公想到了林丽韫，他说：“把那个傻姑娘给找回来。”廖公之所以说她“傻”，其实知道她“痴”。从20岁开始，几乎看着她长大的廖公知道，不论是什么工作，林丽韫都会“服从命令听指挥”，都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毫无怨言。只要她接受了，就会专注地投入，专心地去做，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不计任何名利。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成一行。
　　此时，廖公要找回来的林丽韫，正专心致志地在廊坊当她的地委副书记。邓大姐鼓励：要勇敢地担起这副担子
　　1979年12月，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组长邓颖超，副组长廖承志。
　　1980年1月1日，中央对台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80年代至90年代全党的目标，要动员全党实现这一目标。廖承志也在会上指出，台胞政策的落实直接影响对台工作。并明确指出，将来要成立台胞的群团组织，将落实台胞政策作为首要工作。
　　1980年11月，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省级台湾同胞联谊会。浙江之所以成为全国第一个创建台联会的省份，原因有四：其一，浙江省的台胞数量多；其二，时任浙江省侨联筹委会副秘书长的赖中和，积极响应《告台湾同胞书》的号召，倡议在浙江成立台湾省籍同乡会组织；其三，浙江省的台湾同胞认为台湾问题有希望和平解决；其四，当时的浙江省委、省政府及省委统战部相当支持。浙江之后，福建、北京也迅速成立了台联。
　　邓颖超、廖承志等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都对这一新生的群众团体以高度重视，认为它能成为一座沟通长期处于隔绝状况的两岸同胞的桥梁。那时，邓大姐每周五固定在中南海武成殿召开一次对台小组工作会议。林丽韫担任全国台联会长以后作为列席成员也参加。在武成殿，她经常会碰到当时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罗青长、汪峰、杨荫东、杨斯德，王刚等同志，还有乐美真、耿文卿等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当时在邓大姐和廖公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那时的对台工作非常非常直接。所以廖公致蒋经国的信，那个时候起草讨论的过程我都参加了。作为列席成员，中央对台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都参加，所以我当了台联会长之后，每个礼拜到中南海去列席会议，会议精神、政策都要掌握得非常清楚，会后马上就各自分头到自己的口子去做贯彻落实。”
　　邓大姐之所以点将林丽韫当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筹备组的组长，源于对林丽韫的了解。作为台湾同胞和归国华侨。林丽韫的身份和经历使她更容易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态，也更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林丽韫跟随在总理身边多年，见证和参与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整个历程。这种经历使林丽韫深知人民的力量的伟大，也懂得如何同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打交道，如何在大的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共同努力；最重要的是，林丽韫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和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的品质。邓大姐知道，万事开头难，已隔绝了30多年的两岸同胞，再沟通一切都会很艰难。而筹备这件事，成立这个组织，也要有这个资历和能力，才能起到这个作用，担起这副担子。
　　林丽韫没有让邓大姐失望，她服从了组织安排。可这一次的服从之后，却与过去不同，白手起家，她的心里并没有底，不知怎么做，亦不知从何处下手。这时，邓大姐就鼓励她，让她勇敢地担起这副担子。“按邓大姐的原话：‘需要有一个同乡会性质的团体’。邓大姐之所以要成立台联会，是考虑自从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海峡两岸互不往来，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不了解，大陆人民对台湾也不了解。加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许多台胞对大陆有疑虑，当时，岛内的同胞要收听大陆的对台广播是很困难的。而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海峡两岸是迫切需要交流的，所以，此时就需要一个政治色彩不是很 浓的群众团体来联络群众，消除疑虑，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所以台联会就应运而生了。”“台联会的宗旨就是：‘凡是台胞就为你服务。’跟全国妇联、青年联合会一样，没有什么个人申请、批准那套入会手续。”林丽韫说：“让我当筹备组的组长，我的体会就是，台联会实际上就是联系党、政府和台湾同胞之间的一座桥梁，所以这是一个有‘同乡会’性质的机构。”
　　当务之急，成立筹备小组。林丽韫拿出一贯的工作作风，从河北、福建等地，迅速抽调来9位台胞。班子成立起来，架子就搭起来了。如此之快就搭起架子，得益于邓大姐的未雨绸缪。台联会筹建之前，邓大姐在中央党校办了一期短训班，台联会3人临时党组中的两名成员是从正在培训的学员中抽调的，一位是在天津工作的老干部董克，另一位是在湖北工作的曾重郎。
　　
　　廖公笑“小姑娘，可以了吧，五子登科了”
　　
　　“当时确实是没日没夜地干”。
　　时间紧，任务重，办公条件艰苦，却挡不住林丽韫他们的满腔热情!筹备小组的同志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台胞的政治地位提高，体会到党和国家对台湾同胞的关怀，大家士气高涨，热情全部被激发、释放出来，工作进展很快。
　　他说，“当时，我们这个群众团体组织还是很严密的。一步一步都是按民主程序在走。先向全国各省委、省政府发出文件，了解台湾同胞的分布情况，并请各省推荐筹备委员，名额是由筹备组来定，定下来以后，通知到各省，各省再选代表，然后定在1981年底召开全国台湾同胞第一次代表大会。”
　　自筹办到正式宣告成立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总共就半年时间，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时间很紧张，大家就集中起来办公，一开始我们在皇城根下，就是原来的北京市西城区后库的全国人大招待所，现在的皇城宾馆。台湾的人大代表选举借用过这个地方。后来台联会没地方办公，就在二楼给我们找了5间房子，统战部拿了5把钥匙给我，就这5间房，连个会客室都没有，走廊的尽头有两个楼梯口，我们占了其中的一个，摆几个旧沙发，客人来了就请他们在过道上坐坐。”
　　后来中直管理局在万寿路甲15号小区拨一小栋四层的宿舍楼借给全国台联当办公用房。
　　“我很怀念那个年代，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是苦干。哪讲那么多，加班加点都在所不惜。也没人要加班费什么的，工作人员都不提这个要求，在那个年代都是非常谨慎地用钱，到以后也是一直养成要艰苦朴素的作风。我当了10年会长离开，我坐的椅子都是普通的没有扶手的那种，一张简单的办公桌，然后两张单人沙发。我的办公室推门出去是会客室，我走出去就会客，进来就办公。我自己都还记得经常天黑电灯亮了我还在加班。那时候也不知道每天几点下班，不记得什么八小时工作制，也没有礼拜六、礼拜天。”
　　台联会是民间团体，刚开办时要房子没有房子要车子没车子，开展工作真是寸步难行。
　　党组的章在哪刻?经费从哪来?这都是问题。林丽韫拿起电话找廖公，当时廖公正在料理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丧事。从上海回到北京后，马上就找到林丽韫。“小姑娘，过来。”林丽韫立即赶到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同志的办公室，廖公正和高登榜聊着。见林丽韫进来，廖公把林丽韫向高老面前一交，说：“小姑娘成立了台湾同胞联谊会，没钱，没宿舍，没有章，没有汽车，什么都没有，你来帮她解决吧。”
　　再见到廖公的时候，廖公笑着对林丽韫说：“小姑娘，现在可以了吧，五子登科了。”她才第一次听到所谓的五子登科：票子、车子、房子，还有其他两个“子”她就不清楚了，她说，“台联会就是这么创办起来的。”
　　1981年12月22日至28日，全国台湾同胞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台湾各族同胞的爱国民众团体――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成立。林丽韫由筹备组组长正式当选为会长，同一天被中共中央书记处任命为党组书记。
　　会上，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台胞代表受生活在大陆的全体台胞的委托，通过了《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章程》，章程规定，全国台联以广泛联络海内外台湾同胞，增进乡亲情谊，促进全民族的大团结，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振兴中华而贡献力量为宗旨。55位代表当选全国台联第一届理事会成员，理事籍贯遍及台湾省的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彰化、桃园、新竹、苗粟、嘉义、屏东、台东、花莲、宜兰、基隆等县市，并有多位高山族同胞参会。“当时选举完全按照民主程序，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林丽韫接着说“我也是高票当选为台联会的会长，李先念、乌兰夫、彭冲、廖承志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全体代表。”
　　“那次大会，李先念同志亲自前来出席，还有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他们接见全体代表的照片都刊登在我们的第一期会刊里面了。”
　　这是一个令林丽韫永远都会记住的日子!“廖公代表邓大姐出席，当时，廖公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祝贺全国台湾同胞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即席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台湾的回归，祖国的统一，鼓励我们要为祖国统一作贡献。希望我们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好对台湾同胞的政策，扎扎实实为台胞多办些好事，把全国台联办成真正的‘台胞之家’。”
　　
　　胡耀邦说：“统战部部长好找，台联会会长难寻”
　　
　　在林丽韫的人生履历上，“服从组织安排”是她最大的特色：北大刚读了一年，告别心爱的专业“生物系”，调到中联部。中联部干得好好的，要调她去妇联，但林丽韫服从了，妇联又派她去廊坊挂职锻炼，她亦服从了。服从之后，就是一心一意去做好工作，不论在何处。按邓大姐的安排，林丽韫在廊坊挂职时间为两年。林丽韫已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下半辈子献给妇女事业。她牢记着邓大姐在西花厅卧室里向她提出的告诫：“要好好地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啊，好好地到基层锻炼，增长才干。”
　　可林丽韫很快就面对着下一个服从。
　　回北京开会，回到妇联机关，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一再给妇联和中央打报告，要调林丽韫去福建工作，并且事先也征求过中组部的意见。很快，中组部正式找林丽韫谈话，调林丽韫去福建省委工作。
　　调往福建工作的事情似乎已是水到渠成、板上钉钉，她甚至想，可能参加完福建台联会的成立大会回到北京，中组部的正式调令就该下达了。可跟她一起去福建开会的统战部三局局长马正信却透露“你的工作可能会有变化。”果不其然，回到北京，中央正式下达了通知。“我只看了一眼中央的批文，上面有：临时筹备小组组长林丽韫。”
　　“我历来服从组织，需要的话就去。”对她而言，台联会就台联会，群团组织就群团组织，哪怕是一个她完全不知道的新天地，哪怕一切从零开始，一切都需要白手起家，她也服从。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没有任何私念，尽力做到出色。 　　台联工作走上正轨之后，工作成果渐渐凸现出来。而此时，林丽韫又将再次面对她人生的另外一次更为重大的选择。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提出让她到中央统战部担任副部长。从群众团体的领导到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在许多人的眼睛里可以说是政治前途中的重要台阶。
　　然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却说：“统战部部长好找，台联会会长难寻。”因为台联会的会长必须由台胞担任。台联会更需要林丽韫。
　　林丽韫再度选择了服从，亦再度选择了放弃。她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一样，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台联会的工作。全国台联第一次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
　　邓大姐年高体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主要由廖公负责，他说：“对台胞的政策要落实，这直接影响对台工作，很值得注意。住在大陆的台胞只有两万多人，可以集中力量把工作做好。将来成立的台胞群众组织，应将落实政策作为重点。”
　　1982年12月，全国台联在云南昆明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有19省、市台联及筹备组负责人参加。会议中交流了各省、市台联成立以来落实台胞政策的情况和经验。
　　这是全国台联成立还不到半年就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受到了云南方面的邀请。林丽韫继续打开她的记忆闸门，“正在我们考虑到哪里开工作会议时，时任云南省台联会长的林文启说：‘我提供个地方，到昆明来开。’林文启，他是台湾澎湖人，我们都叫他‘小神童’，他本身是云南省广电局的局长兼任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这个同志挺能干又挺热心，政策落实得很好。因为他的广电局工作开展得很好，在省里也是知名人士。他说跟省委沟通好了，全部都由省委来接待。”
　　这让林丽韫很感动。
　　这是林丽韫第一次去昆明，却没想到昆明的6月居然还很冷。夜里她写发言稿的时候，外面一下子下起雨来，天就更凉了。
　　“他们就抱了一件军大衣给我，让我披着军大衣写发言稿。”“云南的天啊，在马路中间站着，一边下雨一边是晴的，都是到昆明才体会到的。”“当时，任省委书记的安平生还请我们吃过桥米线，这说明云南省委省政府对我们这个会，对台湾同胞是很关心的。”
　　过桥米线、军大衣、东边日出西边雨，这点点滴滴的花絮像一朵朵盛开的小花，滋润着林丽韫的心，成了她面对繁重工作时最温暖的点缀。她也将这份温暖化成了一串串春雨，播撒进每一个台胞的心田。
　　在繁忙的工作中，林丽韫总能感受到诗意和温情的一面：蓝天自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新奇。这种诗情总能转化成一股暖流，融入到她的工作之中。
　　“在云南开会期间，外出参观时大家都坐在一辆大轿车上。一位辽宁省的代表在大连工作，是后来还当过台盟中央副秘书长的蔡鸿振。因为他和台湾有联系，就讲起一位台胞老妈妈委托他找自己的儿子吕英挺，说他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到大陆来的。这时，江西的一位同志立刻就激动地站起来说；吕英挺就是我呀!”他参加工作后改名吕英。这又是一个花絮，一个令人宽慰的花絮。几十年都音信皆无的一对母子就这样奇迹般地联系上了。
　　“与会的同志们也很受鼓舞，在落实台胞工作的过程当中，居然落实政策的干部本身都是这样的情况。云南的工作会议上出现这么一件喜事，一下子就传为了佳话。这说明我们整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吕英的事情更让大家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
　　
　　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不搞干部终身制
　　
　　1991年5月11日至15日，第四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在京召开。乔石、吴学谦、丁关根、谷牧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会议通过工作报告，修改了章程，选举了第四届理事会，张克辉当选为会长，郭平坦、徐兆麟为专职副会长，林丽韫等10位同志为顾问。
　　从一张白纸，空手起家，也算是开天辟地创下了台联会。从筹建到决定离开，10年的时间转眼过去了。如果说从回国到中日建交，到当选中央委员，这位小姑娘的青春是在伟人身边度过。如今的林丽韫则把自己的盛年献给了祖国的统一大业。当她把接力棒交到她的继任者手中的时候，台联会已经成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与工青妇齐名的群众团体，在全世界华人社区中，特别是台湾同胞中颇具知名度的团体。任届期满，她没有遗憾。
　　她至今还记得，“在讨论章程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届任期究竟是5年，还是几年?”在台联会最初不到10个人的筹备组里，成员有董克、曾重郎、郑坚、林盛中、林钗、林占锋、林云、林紫云、田富达。他们之中有建国初期从海外归来的台胞，也有70年代末从北美回国来参加祖国建设的台湾留学生，台联会也吸收了他们作为一方面的代表。
　　“后回国的这些代表直到现在还有一个团体叫‘台湾同学会’。我们当时也吸收了这类留学生代表参加我们的筹备组，让他们把国外的经验介绍回来。在谈到任期的问题上，林盛中就谈到海外的同学会都是两年一届，5年大长了，我们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我们是面向海外、面向岛内的群众团体，不能跟政府机关一样五年一任，但大家又觉得两年大短，工作刚走向正常轨道就又要换届了，所以，大家就折中到任期3年。”
　　“当时，小平同志已经提出：不搞干部终身制。我们参照当时人大5年一届，人大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按照《组织法》的规定只能连任两届这一章程。所以最后就制定了台联会会长任期三选三任，一届3年，最多9年这一规定。这既符合时代的潮流，又跟小平同志的思想和海外同胞的民主意识相结合了。”9年任期一满，林丽韫坚决执行当年定下的台联会会长任期原则，坚决不再连任。会长不搞终身制。
　　当林丽韫就要离开台联会的时候，留下了这样一些数字：
　　全国台胞政策落实情况：全国台联用了3年时间，平反台胞冤假错案1028起，纠正错判刑事案件432起，收回407户错误下放到农村的台胞户口回城，妥善安置台籍待业青年3078人；
　　台胞子女第二代读大学情况：北师大连续五届共培养了中青年台胞350余人，中央党校三期共培训了80名中青年台籍党员骨干。此外，还与华侨大学、暨南大学合办台籍青年大学预科班，开设中南民族学院高山族青年干训班；
　　接待海外台胞团组或人士情况：1982年共接待来访海外台胞团组或人士12次，1983年11次，1984年28次，1985年24次，1986年38次；自1987年，共接待海外及岛内台胞团组或人士42次，1988年63次，1989年67次，1990年77次：
　　开创台胞夏令营的情况：1984年7月11日至24日，首届台胞青年夏令营在大连、北京举行。来自美、日、巴西、加拿大的营员共68人，从这一年起，直到今天，台联仍延续当初的模式，每年都如此举办。另外，1989年1月20日，第一届台胞冬令营在北京开营，其中有24位岛内营员，赴哈尔滨、吉林等地，冬令营的开营模式亦一直持续到今天； 　　从1983年6月29日起，林丽韫带团出访美国、加拿大、日本、巴西等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她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一处有台胞聚集的地方，建立起了一条海外台胞与祖国大陆双向沟通的大通道。这10年间，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帮助下，林丽韫借助全国台联这个平台，用一颗真挚的心，用无数个不眠之夜，换回了海外及岛内台胞隔绝多年的心，温暖了大陆台胞曾经受伤的心。
　　这10年间，她率领着台联，创下了一连串的奇迹。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和林丽韫的名字联系在_起，她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主席问：吵架吵完了没有?
　　
　　1972年9月27日，《中日联合声明》经过艰苦的谈判，台湾问题、战争赔款的问题基本达成一致后，毛主席决定接见田中一行。
　　当天，外交部礼宾司通知田中，主席将于晚间时分接见田中，地点在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日方的代表是田中、大平和二阶堂进。
　　“总理已经在主席那里了，我们翻译和陪见的人员则从大会堂直接到主席的住处，得提早到场，客人们是从钓鱼台宾馆直接去主席那里的。”
　　“实际上是《中日联合公报》就要签署了，主席才见他们的。日方是3个人，日方的工作人员没有去。我们这方面有总理、廖公，然后我跟王效贤，她做记录，我做翻译。”“那天到主席那里去的时候，田中一进门就想要到洗手间去一下。主席就等他。当时田中就很严肃了，说紧张也可以。见到主席，就是很拘谨的样子。看到这种情境，主席当时就表示欢迎，然后很风趣地问：‘吵架吵完了没有?’田中马上说：‘吵完了，吵完了。’主席就又转向大平，幽默道：‘天下大平嘛。’大家马上就都笑了起来，气氛就轻松下来。才开始坐下来聊。”“主席谈笑风生，很精神。”
　　主席所说的“吵架”，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就是作为战胜国的赔款问题了。在《中日联合公报》第七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一直在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林丽韫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担任翻译。在这个万众瞩目的一刻，这个载入史册的一刻，人们永远记住了她，在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身旁那个娇小的身影。
　　
　　总理说：小林，你跟我走
　　
　　周恩来总理陪同田中角荣首相飞往上海。上海方面，为田中一行举行了大型的欢迎宴会。
　　“宴会的规模不小，几十桌的宴席，有各国各方人士。”
　　上海的欢迎宴会由上海方面主持，林丽韫陪在周总理身边。
　　大平外相显得异常高兴，在酒宴上频频敬酒。这时，林丽韫听到田中用很一凉讶的口气说：“哟，大平君，不得了，这么能喝酒啊?大平君今天大功告成，太高兴了，开怀畅饮，从没看到他这么喝酒的，他酒量如此之大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啊。”
　　“我跟总理，一向是什么都要翻给他听，要把场面上的情况让老人家知道，于是，我就将田中的话翻给他听。”
　　“田中很普通的一段话，总理就听进去了。不一会儿，总理就对我说：小林，你跟我走。”
　　林丽韫跟着总理，来到大平外长身边。此时，大平正兴高采烈地给桌上的客人们敬酒。
　　“然后，总理十分巧妙地对大平说‘大平先生，请同我们一起回座位吧。’大平那时的酒也差不多了，但还没到喝醉失态的地步。总理就很自然，很体面地在别人都还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将大平请回了座位，没让他再喝下去。”
　　“别人都没注意到田中的一段话，偏偏总理就注意到了，就细心到这个程度。
　　这一切，林丽韫都看在眼里，刻在心里。“总理就是这样从生活细节上关照人家，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从21岁给总理当翻译，这样的场景林丽韫实在已习以为常。周总理这种站在对方角度为别人着想的细腻给了林丽韫太多感动，总理这种细致入微的风范也影响了她的一生。
　　现在，只要是提到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人们就会放心地说，无论他(她)如何身居高位，那一定是容易接近的，是平易近人的，是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都是总理带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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