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式爱情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时间：2020-03-23 07:31: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有人说，历史是螺旋式前行的，因而常出现相似之处。例如，目下尊孔之势，何其汹汹。 世人在谈论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往往将康有为、梁启超并称为“康梁”。看到这个并称，很容易让人想起二人亲密的师徒之谊，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二人曾以共同的奋斗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梁启超是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最能干的助手。是他协助康有为校勘了《新学伪经考》；参加撰写了《孔子改制考》；是他分担起草了《公车上书》，组织举人签名；是他参与组织了强学会，为康有为办报撰写了大量激情澎湃的文章。梁启超曾形容他老师的学问思想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对其顶礼膜拜之至。
然而，历史变幻，白云苍狗，昔日的亲密师徒，维新战友，后来竟然分道扬镳，反目成仇。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要从二人在日本的时候说起。“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都逃往日本避难。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后起之秀，那里的欧风美雨对来自古老中国的青年学子有着异乎寻常的冲击力。到日本后，梁启超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有关西方新思想的书籍，眼界为之大开，思想观念为之荡涤，大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感。而向以“帝师”自居的康有为却仍然抱着保皇保教的宗旨，思想僵化，固步自封。这样，二人一个日新，一个守旧，分歧产生了。
在学术思想上，梁启超不再谈“伪经”，也不再谈“改制”，对康有为那一套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更是“屡起而驳之”。他尖锐地指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辕北辙也。”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他持论也“屡与其师不合”。他仰慕的文化宗师，不再是孔、孟、陆、王、康，而是孟德斯鸠和卢梭。在政治思想上，他由先前极力主张的维新变法保皇救主变为颂扬民权，提倡自由，大谈“破坏主义”和“扑满革命”，他甚至一度和革命党人频繁接触，政治上倾向革命。正是有着上述分歧，1899年春秋之交，梁启超公然联合韩文举、唐才常等“康门十三太保”，致信康有为，劝其退出政坛、主张共和。信中说：“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如此悖逆之言，当然引起了康有为强烈不满。他以师长的身份和尊严对梁启超进行了尖锐批评和严厉责备。但此时二人虽有分歧，却并未闹僵。
辛亥革命爆发后，以保皇自居的康有为对革命惊恐万分。他当即撰写了《救亡论》10篇，攻击民主共和，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初，他又创办了一份名为《不忍》的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宣扬尊孔保教。他还以教训的口吻劝梁启超共同为“虚君共和”而奋斗，但梁启超已经完全接受了民主共和的思想，认为“虚君共和”在中国已经彻底没有前途了，应该放弃。二人由分歧走向对立。
护国战争爆发后，梁启超与康有为则彻底反目成仇，水火不容了。袁世凯死后，康有为竟然主张复辟帝制。1916年4月4日，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刊登了他的《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然鼓吹复辟清室。5月4日，梁启超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辟复辟论》，对康有为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他骂康有为是“与众为仇，助贼张目”。1917年6月，在接到张勋的电召后，康有为立即化装成一个老农民，兴冲冲地登上北上的列车，于6月27日到达北京，与张勋密谋复辟大计。尔后，康有为以复辟有功，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得赏头品顶戴加恩的紫禁城内赏坐二品肩舆。一时趾高气昂，志得意满。
梁启超一面加入段祺瑞的讨逆大军，一面挥笔疾书，声讨复辟。在那篇反复辟的檄文中，梁启超大骂康有为“首造逆谋”，是“大言不惭之书生”。对于梁启超这种丝毫不给老师留情面的行为，很多人表示惊讶和不解。梁启超义正词严地解释说：“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短暂的复辟丑剧失败后，康有为又化装成老农民逃入美国公使馆。北京段祺瑞政府明令通缉康有为等5名复辟分子。惨败的康有为不但不自我反省，反而把失败的一肚子怨气发泄到梁启超身上。他写诗咒骂梁启超：“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指责梁启超违背伦常，禽兽不如，对他恨之入骨了。
至此，师徒二人已完全撕破脸皮，势不两立。
摘自《文史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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