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娥:让田汉苦恋一生的烽火红颜|田汉
时间：2019-04-01 03:10: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1934年，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创下了连映84天的纪录。影片中由任光谱曲、安娥作词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也随之传唱全国。
几个月后，一名与安娥有过感情纠葛的男子，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优美的旋律令他顿时思绪万千。他随即用短短28个字，表达了自己对安娥的复杂情感：“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这名男子，就是后来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著名剧作家田汉。
然而，田汉与安娥之间的爱情故事，不是这短短二十几个字能够说清楚的，就连他们的儿子田大畏（著名俄文翻译家）也说：“父母一生爱得艰难。”
烽火岁月中成长起来的燕赵才女
安娥（1905～1976），原名张式沅，地下工作化名张瑛。1905年10月11日，安娥出生在原获鹿县范谭村（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张良弼，前清举人，曾公派日本留学，回国后创办直隶实业补习学堂(后改为直隶甲种工业学校，现为河北纺织工业学校)，是河北近代史上的教育先驱，辛亥革命后任众议院议员、国会议员。应该说，是他给了安娥文学和思想上的启蒙。小时候，安娥特别喜欢听父亲讲《西游记》等神话故事，还喜欢念诵民间歌谣。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她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1923年，安娥18岁考入北京国立美专西画系。1925年，安娥参加了由该校共产党员邓鹤皋（后成了安娥的第一任丈夫）领导的学生罢课运动，赶走校长郑锦。12月间加入共产党。其时，安娥20岁。
安娥的行为，对于整个家族来说，无疑被视为悖逆。尤其是母亲，她不能眼看着安娥因为闹革命而坐牢或是被杀头。田大畏回忆说：“我的外祖母性格很刚强，这一点母亲和她很像。听说母亲加入地下党，她直接来到北京，硬是从学校里把母亲抓回家。”阴历十一月的一天，安娥被守在传达室的母亲“捉住”，过了几天就被带回保定，不许她离家。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安娥在报纸上看到25名学生被杀，再也按捺不住，索性逃走。“母亲的这一选择，让外祖父直到去世都不认这个女儿。外祖父不赞成母亲走上共产革命道路，他发表声明‘从此不再有这个女儿’。”
1926年7月9日，安娥新婚不久，就随同丈夫邓鹤皋从天津乘船抵达大连。邓鹤皋是她在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的同学，也是她的革命引路人。当时，邓鹤皋担任共青团北京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西城党支部书记，安娥是共青团北京团总支抄写员。当时，邓鹤皋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派遣，到大连就任地委书记，安娥则被组织上安排做妇女运动工作。
邓鹤皋夫妇到了大连，正值大连“福纺大罢工”的艰难时刻。那一年的4月27日，为了反抗日本工厂主的残酷剥削和非人待遇，工人们自发地举行了“四·二七”大罢工。地下党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因势利导，将罢工从经济斗争引导到反奴役、争人权的政治斗争轨道。但是，罢工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严厉镇压，罢工领导人纷纷遭到逮捕，福纺纱厂（大连纺织厂前身）厂方采取金钱利诱、重新招工等手段，企图分化瓦解罢工队伍。“福纺大罢工”进退两难，前途未卜。邓鹤皋受命于危难之际，到任后，他积极贯彻北方区委罢工斗争“适可而止”的指示精神，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7月26日，在天津总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等声援下，日方被迫做出让步，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劳资双方达成了复工协议。8月4日，罢工正式结束。“福纺大罢工”影响巨大，被视为“惊天动地之一场大风潮”。
为了安全起见，安娥和邓鹤皋等人抵达大连之后，便隐姓埋名，借住在黑石礁的王大娘家里。白天，安娥深入工厂，与工友们打成一片，教他们识字、唱歌，给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大家亲切地称呼她“张小姐”。当时，罢工队伍里传唱着一首《工人团结歌》，曲调激昂雄壮，但歌词生硬费解，于是，她就采取工友熟悉的语言，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我们工人创造人类食住衣/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起来起来，齐心协力巩固我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很快，这首歌就成为鼓舞大家士气的号角。这首新修改的歌词，也是安娥歌词创作的处女作。这件事，已被写入了《大连市志》。
后来，邓鹤皋被日本人抓进监狱，安娥与其失去联系，误以为牺牲。1936年，误传已经牺牲的邓鹤皋曾找过安娥，此时，安娥正同任光生活在一起。在安娥的记忆深处，她最感谢的人是邓鹤皋，是他给了她最初的爱情和婚姻，是他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而且，邓鹤皋对她的工作要求很是严格，使她在这段极其艰辛的岁月中，获得了有益的熬炼。
红色经历和不俗才情征服恃才傲物“田老大”
1927年1月，安娥又被周恩来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同中山大学职员、地下党员郑家康联系上，与之结合。郑家康介绍她去苏联国家保卫总局，由此安娥开始她的特工生涯。她做特工时有许多化名，“安娥”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成了她的正式名字。田大畏回忆说，“在中山大学时，母亲因为历史比较简单，俄文也不错，被选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叫克格勃，当时叫格别乌，做东方部主任的助手，帮助他们办案。”
1929年，学成归国的安娥接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在国民党调查科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身边担任秘书。她利用这个有利的位置，收集相关信息，直接呈交给中共特科陈赓，再由陈赓报周恩来。这些重要的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员化险为夷。安娥参与营救的就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这位从莫斯科回来的“红色女郎”，一天可以变换好几个身份，一会儿是衣着华贵的秘书小姐，一会儿是女工，一会儿又成了大学校园里意气风发的学生。
同年秋、冬，经南国社学生左明介绍，安娥来到南国社，同田汉相识。田大畏说：“当时父亲已经是一位左翼作家，各方面来往的人很多。母亲懂文艺，自己也会写东西，组织就派她去接近田汉。”那时，田汉已成立南国社，在上海文艺界很有名气，中共文委正积极争取田汉，当年安娥只有24岁，作为党对田汉的联系人之一，她主动热情地参与到各项艺术活动中去。第一次会面，两人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看了田先生写的戏，就很想当面一见，田先生果然是戏如其人。”美术专业出身、文学功底同样深厚的安娥落落大方地与田汉握了手。田汉本以为所见的是一位积极要求入社的女学生，却见安娥清秀的眉目间颇有几分英豪气，不卑不亢，举止大气得体，故而很是欢喜。在田汉看来，安娥不单具有政治魅力，还有诗人的才情，浪漫、热烈且具叛逆精神。这以后，安娥便经常带着她写的一些作品来找田汉。当她将小说《莫斯科》交给“田老大”田汉时，这位“靠思想飞翔的艺术家”震惊了，为她“坚韧的记忆力、明晰的意识和生动的笔致”所叹服。安娥丰富的红色阅历以及不俗的才情让田汉越发兴奋和感动。很快，这部描写留俄女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发表在《南周》月刊上，田汉在“编辑后记”里做了热情而肯定的推荐，称赞“这样的作品现在是很unique（无与伦比；独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