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改善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
时间：2021-07-10 20:11: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自然地形成的,并非主观选择的结果。应该正确总结极“左”时期人民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的历史教训,为民主政治建设找到正确的道路。民主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全面引进西方多党民主制是政治“幼稚性”的表现,但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我们都应注意吸取。
关键词: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制度;民主革命;改革开放;多党民主制
中图分类号:D621;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3-0022-05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关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近年来,这方面的讨论很多,也出现了众多不同的意见,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其中,关于在中国引进西方多党民主制度的意见引起了较多关注,本文亦打算就此谈一些看法。
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具有一般历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西方民主革命后建立起了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且在这个制度下实现现代化并走向繁荣。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同样的道路而要另辟蹊径呢?
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是列宁开拓的社会主义东方道路最有成就的继承者。东方道路与欧美近现代化道路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由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东方无产阶级政党在帝国主义时代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东方国家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科学的纲领,毅然担负起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并在胜利后进一步完成民主改造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责任。列宁把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归结为一句话:我们的政治变革先于我们正面临的文化变革。这里的“政治变革”,就是指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并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政权而不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权。这里的“文化变革”,指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发展经济,对社会进行民主改造,“完成”革命并自觉地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过渡。
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的不同,是使东西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这与其说是不同的政党和领袖们的作用,不如说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在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1]252。在封建社会后期,资产阶级由被压迫者逐步发展成为同封建贵族相抗衡的势力。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得到了包括小生产者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的支持,并最终赢得了反对封建统治的胜利,赢得了政权。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始终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253。西方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都曾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叶,当西方一些国家还在争取“政治变革”的时候,它的“文化变革”的内在矛盾却已经日益暴露和激化起来。历史呼唤着新的时代领袖,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问世,有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此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和它们同东方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些矛盾直接影响着东方国家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其最鲜明的表现: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退化。这里的“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加强起来的民主进步”[2]543。他们不敢担当起欧美先辈们领导民主革命并赢得真正胜利的责任。二是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增强。这里的无产阶级得到了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启示和鼓舞,得到了广大劳动者的支持。他们的领袖更懂得:“无产阶级所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取得的将是整个世界。”[2]543无产阶级在它还相对弱小的状况下提前独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担当起本来应由他们的对手——资产阶级——担当的角色,领导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因此,东方国家在“政治变革”后形成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它开始于俄国的十月革命。
中国作为“更是农民的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19世纪,开始了最为痛苦的历程。神州陆沉,唤起了救亡之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再到辛亥革命的失败历史,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寻找新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毅然担负起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中国“政治变革”以后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与革命后的俄国是一致的,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制度,但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其一,中国“政治变革”后的政权容纳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从旧统治集团里分化出来的、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切力量。而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实际上只容纳了一部分贫苦农民,作为广大小生产者政治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其二,中国的“政治变革”经历了从局部到全国的长期推进过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苏维埃根据地就有十年红色政权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三制”政权制度。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有过建立联合政府的提议。抗战胜利后,我党曾同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为争取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共同奋斗。直到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一些政治势力争取“第三条道路”的计划破产,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才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一致形成了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是这个纲领,肯定了工人阶级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地位。《共同纲领》颁布后,各民主党派随即宣布它为自己的党的纲领,并加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表述。由此可见,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地形成的,并非哪个人主观选择的结果。[3]
二、找准发展民主政治的主要矛盾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年时间里,我国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尤其是人民民主制度受到了极大破坏。正因为如此,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曾经为民主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产生了怀疑。为此,必须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已经有了原则结论,它为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指明了方向。
20年曲折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集体对“完成”民主革命缺乏科学的理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4]这个结论为《新民主主义论》所强调,更为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所肯定。这些文件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济政策上只限于“节制资本”,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只实行“平均地权”,做到“耕者有其田”,“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存在的”。但是,对于怎样才算是“完成”了前一革命过程,在怎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则语焉不详。
新中国建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三大改造”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实际上是在解读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含义。当时,从经济领域来说,农村因为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生产力有了一次大的解放,但并未实现质的变化,劳动资料还只是一些手工农具,劳动者还只是刚摆脱封建剥削的农民,农村还只是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工业经济还只是在长期战争造成的创伤中开始有所恢复,生产力的本质也没有任何改变。资本主义此时还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没有大的发展,更没有“操纵国民生计”的危险。国家没收官僚资本形成的国有资本相对于民族资本主义来说是如此强大,国家在应对暂时经济困难时所采取的“统购统销”政策使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凌驾于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5]在“总路线”酝酿和提出之初,还曾有过一些合理的思考,如把“过渡”的步骤同工业化的发展联系起来;注意各阶层特别是工商业者的反应,并作出适当的解释等。但在“三大改造”的具体实践中,尤其是在1955年以后,这些思考已基本上不再被提及,不但加快了改造的速度,而且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纯洁度”。此时,已经很少有人顾及党内外的反对和质疑,民粹主义思潮压倒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