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梦
时间：2021-07-10 20:08: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没有梦想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做梦的民族，儒家梦想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但是自从18世纪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以后，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梦想就更多了，其中最主要的梦想就是如何尽快实现工业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从魏源、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洪秀全提出“太平天国”，到康有为提出大同世界，再到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共和国等，都反映了中国仁人志士的梦想。直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病逝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外部受帝国主义列强欺侮，内部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国家。新中国建立后，当阻碍中国发展的制度障碍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被清除后，实现工业化更是成为政府和人民的主要目标。正如1953年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基础上进行创造，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彻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由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构成的生产方式对发展道路更具有根本的决定性。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经济落后大国，而工业化要突破“贫困陷阱”和实现赶超发展，就必须有自己的道路创新，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和70年代末我们选择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同样，当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偏上水平的条件下，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收入差距的过大、产能过剩严重以及社会矛盾的多发，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要顺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又必须发挥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各自作用，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做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序。
二
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在长达一百余年的战乱结束后、人均收入整体处于贫困线的条件下开始起步的，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因此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突破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这使得中国选择了集中资源于政府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相应的体制政策，这个体制政策使得中国工业化成功地突破了“贫困陷阱”，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并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同时，也抑制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得供求关系紧张、经济严重波动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化改革和加速的条件。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根本性历史任务。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充分表明，工业化是后发国家“求强”、“求富”的不二选择。从19世纪60年代中国启动工业化以来，由于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仍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典型传统农业国，1952年，不仅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而且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0.9头和0.6部，加上人多地少，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低于二百多年前的雍正时期，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少。另外，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时，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仅为119元人民币，城乡人均储蓄存款仅为1.5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仅为1.39亿美元，财政总收入183.7亿元，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尚不足100亿元。
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同时受到作为成功范例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影响，为了摆脱贫困陷阱，新中国最终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于是为了将极为有限和非常分散的农业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加快工业化，中国就需要建立起一个确保高积累的体制，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正好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因此从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保障了积累和投资达到了最大限度。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旧中国经济最好的1931～1936年，资本积累率6年中有4年为负数，最高的1936年也仅为6.0%。而新中国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远高于11%，最低为1963～1965年的22.7%，最高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
三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化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36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增速，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提高到2013年的41805元（均为当年价格），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 %已经下降到2013年的10.0%。城市化率则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3年的53.7%；我国已经从一个人均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由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成工业大国，中国不仅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货物进出口贸易额世界第一，而且制造业在2013年也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同时，中国也由一个以农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市民为主的城市型社会。上述成就的取得，主要依赖于中国工业化的突飞猛进，依赖于经济体制和政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改革和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