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与国家体育政策的转折：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探索
时间：2021-07-10 04:00: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邓小平的“三步走”理论科学地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3个历史阶段，即“温饱型”社会、“小康型”社会和“中等发达型”社会。本文对3个历史阶段的分期特征进行了阐述。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的转型期，“温饱型”人口还占总人口的大多数。有些地区、有些人群才刚刚脱贫，还有一部分人口至今未能摆脱贫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体育发展的基点，只能是保证绝大多数人的体育锻炼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权利。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现行的体育发展战略是存在缺陷的，必须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重新审视中国体育发展之路。
关键词： 中国经济；体育方针政策；“三步走”理论；科学发展观理论
中图分类号： G 80053 文章编号：1009783X（2012）03021605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20100925
作者简介：刘子建（1955—），男，成都市人，学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体育问题。
作者单位：成都体育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1 邓小平“三步走”理论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问题时，明确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只能分3步走。第1步的目标是脱贫，解决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第2步是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1番，一部分人进入小康水平，把贫穷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这时虽然人均数还很底，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第3步是在21世纪用30～50年再翻1番，目标大体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邓小平的“三步走”理论。
这个理论是邓小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来的，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3个历史发展阶段，不是要经过几十年，而是要经过大约100年的时间。“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确立，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重新估计，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国情的结果。
“三阶段理论”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基本特征：1）要解决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提高贫困人口收入，这要经过几十年的奋斗。2）中国经济发展将是不平衡的，贫困、温饱和小康状态并存，而且会出现相互演化，社会转型的过程极其漫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在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对新的风险和新的压力。贫困地区面临的不仅是本地市场、全国市场的竞争，甚至是全球范围的竞争，还面临着进一步贫困化，甚至被淘汰、被抛弃的危险。3）到21世纪中叶，中国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完全确立，现代科学技术才会赶上发达国家，经济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
邓小平这个伟大理论之于中国体育蕴含的启示是：1）中国体育发展战略应该依据“三步走”战略思想对中国国情的基本估计来制订，据此，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国体育发展的战略问题。2）应该重新审视中国体育体制问题，建立新的体育体制。3）应该重新审视中国体育思想与体育文化建设问题。
中国体育存不存在历史发展阶段问题，毋庸置疑，按照邓小平“三步走”理论对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分析，中国体育是存在历史发展阶段性问题的。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体育的发展水平应该与社会发展水平一致，即体育发展水平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相适应。
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基本情况是，有75%的家庭属于低收入家庭，在这类家庭中父母都是低薪，很艰难地维持家庭的最必需的开支，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水、电、气、通信、交通、食品、衣服等不可或缺的开支压得他们抬不起头，终年紧衣缩食，方能维持一家运转。对于这类低收入家庭来讲，运动休闲只是奢侈品，收费性运动项目或体育产品消费更是不可能的了。
20%以上的家庭属于中等收入家庭。这类家庭的收入来源也是工资，只是工资水平属于中等水平，没有其他经常性收入来源。他们的收入主要是用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水、电、气、通信、交通、食品、衣服等开支上。从时间上来讲，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他们大多是满负荷工作，工作之外的时间用于照顾孩子、老人，处理各种家庭事务和必要的社交活动，余下的时间才能锻炼一下。他们的收入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拿来从事体育消费，如使用收费的运动场地，购买比赛门票，购置运动器材，以他们的家庭财力和时间，他们也只能消费得起低价体育。
在中国，真正富裕的家庭不到5%。这类家庭月收入2万元以上，在银行有大宗的存款，他们是体育休闲的真正消费者，大多数人有常年健身计划，有各种商业运动场馆的消费能力，有的人还聘有常年健身或运动技术教练，有条件购置各类体育设备、器材、服装等。这一部分大多是以各种手段“先富起来的”高收入人群[2]。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95%以上的家庭是中、低收入家庭，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还必须看到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还在扩大，城乡分化日趋严重，行业差距更加明显的基本社会现实。市场化改革以来，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消费者支出有显著的负效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在消费支出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的体育消费需求。经济转型期我国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就业增长放慢，下岗失业者增多，职业不固定，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滞后，从而使人们的收入增长放慢，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不佳[3]。
椐统计，体育消费水平最高的上海，2004年人均体育消费305.68元，体育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的3.74%，而体育消费水平最低的西安，2004年人均体育消费154.74元，体育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只有1.97%；其他城市的这一比例也都不超过3%[4]。
有证据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表征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0.3～0.4），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4577。全国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以1百分点的速度在不断上升。根据大多数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来算，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也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