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突破口
时间：2021-07-05 16:01: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采访时间：2011年1月4日 采访地点：北京 复兴路61号院
受访者：罗小朋，美国明苏尼达大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1947年生，江西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主要成员，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现为某国际民间扶贫组织的中国代表。主要专注于农业与农村发展、反贫困、经济制度变迁等研究。代表作《中国发展和改革战略的现实选择》。
“要强调改革过程的理性”
主持人：今年以来，改革的呼声再起，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更高。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也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作为一名一直关注和思考中国改革的学者，您认为哪里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罗小朋：突破口就是地方自治。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首先要摆脱一个集体认知困境：一方面，无论是精英还是百姓，多数人都相信政治民主和地方自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但另一方面，多数人也相信，中国人搞选举会乱，中国搞地方自治会分裂。
主持人：这样的认知困境是怎么产生的呢？
罗小朋：根本的原因在于几千年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中国精英从来不缺“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分子，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忍辱负重，能够创造“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但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彼此不能理性沟通。
中国现代化艰难曲折的根本原因，是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不可能在精英阶层中培育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而精英阶层缺少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就不可能调动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不可能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资源，从而不可能以较小的社会代价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主持人：在您看来，要搞改革首先要在精英阶层中培育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
罗小朋：是的。在我看来，中国政治改革新思路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建设理性的精英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贯穿于改革的探索之中。为了改革成功，建设精英的理性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不仅应该体现在改革方案的设计过程中，也应该体现在改革方案本身以及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也就是说，不能仅仅是强调改革目标的理性，而要强调改革过程的理性。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从来就不是哪一个人设计出来的，而是精英阶层理性交往的产物，因此只要中国精英能够不断提高集体理性，不断改进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中国精英就完全能够创造出既适合中国国情又体现现代文明精神的政治制度。
中国改革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当中国精英能够比较理性地沟通的时候，就能够激发出很高的集体智慧，迅速地开创举世震惊的新局面。在这方面，最经典的成功案例就是包产到户。改革之初，中国精英对于农业改革，也曾面临类似于今天政治改革面临的集体认知困境。当时大家都认识到集体化的农业体制是中国粮食短缺，农业上不去的根本原因，但是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农业退回家庭经营就会导致政治灾难。
主持人：可是今天有许多人都以为，是小岗村的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自发包产到户，才打破了农村改革的僵局。
罗小朋：这其实是对改革历史的浪漫化叙述，也对中国改革历史非常危险的曲解。如果中国的改革都要等到老百姓冒着坐牢的风险去突破，那么中国的改革绝不可能成功，而只可能导致又一场革命。
中国农村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精英中存在着一种理性的认知态度。其中，在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不仅有需要改革的默契，而且有一种极其宝贵的共识，那就是实事求是，谁也不能把一种改革的方案强加于人。包产到户首先在安徽局部地区被默许之后，多数省份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当时的江苏省，甚至在两省边界树立了抵制包产到户的大标语，一个字竟然有一人多高。
主持人：确实，包产到户并没有“一刀切”地强力推进，省委书记之间甚至有“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争论，农村改革也是参差不齐地进行，先后经过几年才完成。
罗小朋：中国之所以能够突破对于农村改革的集体认知困境，不仅在于领导人的理性认知态度，还在于精英阶层成功地对原有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实现了重大创新。最突出的一个创新，就是智囊机构的诞生和发展。
中央集权的政治大一统，始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中央与地方的沟通。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高的道德风险。大跃进的失误以及后来的严重饥荒，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正是这种道德风险的存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央的改革领导人和地方的改革领导人之间也存在着一个认知的悖论：中央对改革方向和速度的判断要取决于地方的判断，而地方的判断又要取决于中央的判断。破解这一认知悖论，当然需要地方和基层的创新勇气，但是一旦局部突破之后，如何形成全面的共识呢？
主持人：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罗小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是一个自发组织的智囊团，它的贡献，就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沟通机制，从而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共识。没有这样一种新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很难想象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能够如此顺利、如此成功。
政治改革新思路
主持人：遗憾的是当年的精英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已经完全不能应对今日改革面临的挑战。
罗小朋：我们借鉴30年前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是从当年的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原则。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分区域的改革探索。今天，这一经验依然有重大价值，但是，今日的分区域探索，面临着当年没有的两大难题。第一，今日地方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已非昔日可比，第二，今日中国正在建设统一的法治，不能允许地方擅自突破国家法律的界限。如果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不能建立新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简单地模仿80年代地方各自探索的改革经验，只会导致灾难。
中国政治改革的任何一种思路，都必然要面对这样两个困难的挑战，即如何保证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不发生动乱，在实现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不发生分裂。
主持人：可能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两个困难，一些精英认为，中国根本上就应该放弃对民主和自治的追求。但是，中国精英和民众的多数，并不认同这种主张。
罗小朋：那么，破解上述两大难题的钥匙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破解难题的钥匙，就在于充分调动中国政治大一统的积极因素来克服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全面改善精英阶层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以建设中央与地方沟通的新机制为切入点，推动统一法治下的地方自治。
主持人：那么，什么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积极因素呢？什么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呢？
罗小朋：中国政治大一统对人类文明秩序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超越家庭出身和地域背景，系统地激励和选拔最优秀的人才为社会服务。没有这一积极因素，中国的政治大一统早就像其他大帝国一样，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
至于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来自中国家天下的治理传统。这种治理传统把一切公共事务的管理高度个人化，并且系统地排斥地方自治，压制基层和地方公共空间的成长。历史证明，没有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公共空间的扩展，中国精英不可能发展非个人化的交往，不可能形成非个人化的交往习俗，更谈不上建设体现公共理性的沟通伦理和沟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精英的个人和集体认知，都受到地位和人格的严重干扰，非常难以形成客观的集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