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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定型与升级

    时间:2021-07-03 20:02: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产生于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创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发展于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既有一个创立之前的结构定型过程,是基于多党竞争制和一党独裁制的相继失败而进行的新创造,又有一个创立之后的平台升级过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政党制度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跃升。它循着自己的历史逻辑不断生长,带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定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1-0021-05
      
      一、结构定型:从多党竞争制的尝试到一党独裁制的推行再到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的创立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由于殖民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制度的腐朽,逐渐形成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尖锐社会矛盾和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大历史任务;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开始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开始启动,逐渐形成了由传统阶级、现代阶级、半传统半现代阶级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先后出现了为民族利益和各自阶级、阶层、集团利益而奋斗的各种政党。有了政党就有了对政党制度的探索。从政党政治代替王朝政治、政党制度开始学步的时候起,到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最终确立、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中国政党制度在探索和演变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以下“五个历史环节”。
      (一)多党竞争制的试行和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开始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于实行议会制、内阁制和保障集会结社自由的规定,原先的革命派、立宪派、守旧派纷纷组党,以便通过竞选掌握议会多数、实现组阁和执政。一时间,中国政治舞台呈现出政党林立、彼此纷争的局面,西方的多党竞争制就这样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进行试验。但是,由于纷争不休的各政党始终把握不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提不出体现反帝反封建这个历史主题的政治纲领;由于当时备受压迫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具有进步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相当弱小,它们的政党受其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不但浮于社会表层,脱离人民群众,不能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来放大自己的政治能量,反而经过多党竞争、彼此内耗大大削弱了自己有限的政治力量;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多党竞争制缺乏必要的生存土壤和环境,致使多党竞争制不久就被力量雄厚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搞垮,走向失败。当然,多党竞争制在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的废墟上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运作模式,给中国政治带来了新鲜空气和一时的蓬勃景象,确立了以现代的政党政治取代传统的王朝政治的价值取向。所以,多党竞争制不是失败在引进了政党政治,而是失败在脱离历史主题、消耗进步力量而又水土不服的多党竞争。
      (二)“两党合作制”的孕育和流产。辛亥革命作为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破了封建君主专制之旧,却没能立现代民主国家之新,致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依然如故。在一场大革命势在必行的情势下,在多党竞争无法解决中国紧迫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的深刻教训面前,新建的共产党和改建的国民党这两个革命政党走到了一起,根据《国民党一大宣言》,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联手革命,极大地壮大了革命力量,很快掀起了国民革命高潮,显示了两个革命政党实行政党合作的巨大威力,也似乎预示着“两党合作制”将随着大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上升为新国家的政治制度。但是,国共两党合作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隐患是没能有效解决谁来充当领导党这个关键问题,致使两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最后导致两党合作破裂,共产党因国民党的“清党”反共而遭受重创,国民党因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日益蜕变,严重削弱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造成胜利在望的大革命半途而废,“两党合作制”也随之半路流产。当然,两党合作并没有错,事实上正是凭着当时这两个革命政党的合作,才掀起了给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以沉重打击的革命高潮。应该说,“两党合作制”的失败不在于两党合作,而在于没能解决好合作的领导权问题,说明单有政党合作而解决不好政党合作的领导权问题也是不行的。
      (三)一党独裁制的实行和危机。国民党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借用“以党治国”的理论,建立了一党独裁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据《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由国民党代替国民行使“四种政权”和“五种治权”,包揽全部国家事务,而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则长期处于非法地位,从而形成了“党外无党”的一党独裁的训政体制。这种一党独裁制,一则不能容纳各派政治力量参与国事,无法凝心聚力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根本任务,难以有效应对各种内外危机;二则无视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不但打击和镇压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先锋队的共产党,而且打压和迫害代表社会中间阶级的民主党派,无法给国家政权培植雄厚的社会基础;三则由于长期专制集权,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被权力所腐蚀,日益丧失进取精神和民心基础,政治上保守反动,经济上腐败无能,导致中国广大人民被一步步带向苦难的深渊,使一党独裁制面临深刻危机(最后被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瓦解)。当然,国民党作为一代伟人孙中山缔造的曾经的革命政党,毕竟在中国执政了22年,实现了国家表面上的统一,在民族危亡面前还获得了各党派对其领导地位的承认,说明当时一盘散沙、危机深重的中国客观上需要一个可靠政党统一领导和有效执政,只是蜕变的国民党难以担此重任。可以说,国民党一党独裁制不是失败在一党执政,而是失败在一党专政。
      (四)“多党合作制”的设想和破灭。在共产党倡导和推动下以及各民主党派响应和参与下,执政的国民党基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自身利益的考虑,同各党派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抗战时期的国共遇事协商、召开国民参政会以及战后初期的国共谈判、召开多党政治协商会议等形式来共商国事,形成了一定程度上不时出现的国民党执政条件下的多党合作局面,还达成了建立多党政府、实行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和平建国纲领》等政协决议。这样,“多党合作制”有了一个实践中的影子和纸面上的雏形。这是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主张、民主党派的多党竞争主张、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相互接近、彼此妥协的产物。但是,国民党基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在国家层面始终坚持一党独裁制,对于多党合作的政策时进时退,最后竟然撕毁政协决议,致使一种多党合作制的新尝试化为泡影,国民党错失一次摆脱政治危机、实现政治进步的历史良机。事实上,在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任务面前,毕竟存在着重庆(如国民参政会)和延安(如边区参议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实践和进一步上升为政党制度的可能性。重庆层面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制度构想昙花一现、转瞬即逝,说明一个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不愿意也没资格领导多党合作,最后是延安层面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制度雏形脱颖而出。
      (五)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的探索和创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坚持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权,联合一切民主进步党派共同奋斗等)同中国实际(如反帝反封建的中心任务,人数上“两头小、中间大”和力量上“两头大、中间小”的社会结构等)相结合,围绕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大历史任务,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从建党之初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到随后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进行两党合作,共同推进民主革命;从拒绝与第三党合作,到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多党派合作救国,并在地方建立体现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从主张建立国民党、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共同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到发出“五一口号”,召开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参加而国民党反动派出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各民主党派始终坚持爱国反帝、争民主反独裁的立场,在探索实现“中间道路”的多党竞争制的努力失败后,改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领导、与共产党合作建国。这样,通过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共同纲领》的制定,最终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基础上创立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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