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现实优越性
时间：2021-07-02 00:02: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态。它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着重大区别，具有强大的现实优越性。一方面，它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从国内外实际出发论证了一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选择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优越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另一方面，它既创新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又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中阐释了世界文明发展样态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在分析当前西方国家发展内外困境的同时，牢固树立了“人本”、“和谐”的执政理念，为世界各国文明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优越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资本主义制度；现实优越性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1-0012-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社会制度和现实运动在当代中国境域的一种实践形态，是指引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针。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理论上的真理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在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比分析的过程中，不断显现出强大的现实优越性，为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提供了经验借鉴。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从国内外实际出发论证了一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优越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世界上首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第一次促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变为实践。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开始了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他根据当时苏联的现实国情及西方国家敌视苏联的国际环境，先后通过制定并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巩固和
强化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日后苏联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有益经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接班人执掌苏维埃政权。他以强有力的措施掀起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暂时的姿态表现出来，且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为苏联二战期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建设并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奠定了基础。正是在他执政期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才逐渐形成并在日后得以沿袭和推广，故我国多数学者也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称为“斯大林模式”。
（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客观评价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得失，国内学者们的争论从未止息。这一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科学评价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一个基本的共识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的苏联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历史贡献在于，它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确实为苏联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维护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与物质基础。同时也应该看到，斯大林及其后来苏共领导人所推崇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内容来坚持。这种做法起初确实能起到鼓舞人心、协调生产关系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由于长期背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反过来又消解了人们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以致造成生产与市场的脱节、人际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混乱。整体来看，以经济政治体制高度集中为标识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内在弊端具体表现在完全经济计划、集权政治、文化专制、沙文外交等几个方面。
在经济体制上，苏联一味主张公有制经济的大与纯，排斥、打击甚至取消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形式；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进行经济管理；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建设，以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政治体制上，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行政机构臃肿，官员奢靡腐败，官僚主义盛行，盲目个人崇拜等等，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形象，造成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离心离德。在文化体制上，文化政治化倾向僵化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打压了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而造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缺失。在外交政策上，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色彩浓厚，以牺牲他国利益来换取本国利益，强迫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接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甚至在与美国冷战期间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结果导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的疏离和隔阂。凡此种种，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变革滞后于国内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其弊端和缺陷日益显露，为日后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当然，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等人，也曾相继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过改革。但由于没有纠正将社会主义社会具体特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内容的错误做法，这些改革举措并未触及造成苏联经济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根源，自然改革成效甚微。体制的长期僵化引起了苏联人民乃至苏共高层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质疑。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苏共改革的目标，一边高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一边高喊“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彻底背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其改革结果来说，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执政策略，既是在理论上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彻底背叛，也是在实践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复辟。尽管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主观愿望上并不希望瓦解自身政权和更迭社会主义制度，但在改革的客观实践中，这些国家社会持续动荡、经济频陷危机、政治丑闻不断的局面，也算是提前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释放了信号。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了自身解体和东欧剧变的间接因素。
客观而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管是前期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后期日渐暴露的弊端，都是苏联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也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累。所以，我们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能站在它的对立面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更不能以此来否认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方方面面所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