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约》与美国在华不动产重新登记之争
时间：2021-03-25 00:06: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1943年《中美新约》引发美国在华不动产重新登之争，上海地区成为主战场。公共租界以内的不动产纠纷围绕6个登记环节展开，租界以外的不动产争执集中在“登记资格”问题上。美国国务院坚持从新约第4条出发并最终赢得交涉胜利，国民政府地政署则立足于中国《土地法》，虽交涉失败却严格审批手续，致使重新登记无果而终。重新登记的缘起、经过与结果，揭示了美国在华不动产的复杂性，暴露了新约过于简略的缺陷，反映出新约对20世纪40年代中美关系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中美新约》，不动产登记，上海公共租界，《土地法》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6—0061-07
1943年1月11日，中美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简称《中美新约》或新约)，美国在华不平等条约体系全面崩溃。新约第4条规定以“重新登记”的方式清理美国在华不动产，并确立了大纲性原则以备战后执行。但由于种种因素制约，抗战结束后中美围绕不动产问题不断发生冲突，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交涉。学界尚无对此问题的专门研究，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美国在华不动产重新登记之争，揭示《中美新约》对20世纪40年代中美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影响。
一、美国在华不动产重新登记之争的缘起
美国在华不动产是近代中美不平等条约的产物。1844年《望厦条约》开通商口岸土地租赁之滥觞，1903年《中美商约》允许美国在已设及日后所设通商口岸或“通商地方”租地建房Ⅲ(1x183)，不动产权进而沦丧。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美国在华不动产曾受到一定的冲击和约束，如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7月20日颁布《内地外国教会租用土地房屋暂行章程》，对外国教会不动产实施登记以防进一步泛滥，但由于彼时国权收复的要务是治外法权和关税问题，对外人在华不动产管辖难免力不从心。至抗战全面爆发，美国在华不动产历经近百年的“合法”与“非法”拓展，大致形成三类：上海厦门公共租界以内、以外及教会不动产，其中上海地区云集了绝大部分，据美国国务院1946年2月份统计，约4000余处。追溯这一历史过程可见，美国在华不动产登记的实质，无外乎又一场国权收复运动，其关键仍在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为鼓励中国继续抗战，尽量满足国民政府的各种政治要求，其中一项就是撤废旧条约体系的核心——治外法权及其相关权利。从1942年10月24日至同年12月21日，两国政府在不足两个月时间内仓促完成谈判，并于次年元月签署《中美新约》，其中第4条规定了不动产重新登记的原则：其一，美国在华不动产权是永租权而非所有权。其二，既有产权不得取消作废，“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追究”，但若证明此系“诈欺”(fraud)或“不正当手段”(dishonestprac-tices)取得，则不在此列。其三，未经中国批准，美国人不得转移产权给第三国(政府、人民及公司)；若请求转移遭拒，中方当公平收购。其四，美国人持有的不动产永租契或其他证据，是否换发新所有权状，完全由中国政府主导。同年5月21日新约正式生效，不动产重新登记列入日程。
但条约如何规定与实际如何执行是两回事。战后中美关于不动产问题的实际分歧日益暴露，双方冲突交涉不断且无果而终。究其缘由，可归为以下三端：
首先，美国不动产性质复杂。美国在华不动产始自上海公共租界，该地起初只允许外人持有不动产，但许多华人以外人名义注册登记，由此产生名义上的美国业主和实际上的中国业主。1903年《中美商约》禁止美国人在通商口岸以外地区获取不动产，但一些美国人以中国人名义登记注册，于是又产生中国名义业主和美国实际业主。二战前后，许多不动产由于业主死亡、变动等因素，名义、实际业主的产权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短时间内很难厘清。
其次，《中美新约》第4条“只是大纲性的，不够详细和精密”。其实与新约所涉及的其他事项比较，关于不动产的条款已相当细致，国民政府行政院也在1945年4月10日及11月20日，分别颁布《各县市政府对于外人在华产权应注意事项》及《接受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完善新约解释并细化操作办法。但与美国不动产的复杂现实相比，这些规定仍显简略，而且某些措辞存有歧义，可为截然不同的理解。加之英美法处理不动产的原则与中国法多有差异，进而增加了达成共识的难度。
最后，两国均对不动产十分重视。国民政府基本上能够遵循新约第4条，不过外交部与地政署的关注点不同，前者从执行新约的需要出发，后者注重贯彻中国《土地法》，而此时《土地法》正在调整，地方职能部门往往有所错解，这些均成为制造摩擦的因素。美国政府高度提防不动产权受损，对中国地政部门的疏漏锱铢必较，对有歧义的规定做利己解释，并将新约凌驾于《土地法》之上，加剧了争执久延不决。
上海光复不久，国民政府便设立专门机构筹划重新登记，但焦虑的美驻上海领事朱瑟林(P.S.Josselyn)生怕美国不动产会沦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牺牲品，指责相关部门进展缓慢。1945年11月10日上海市地政局公布《清理土地权利办法》(简称《办法》)，两国交涉正式拉开序幕。本文主要考察上海地区重新登记之争，至于厦门公共租界内及美国教会的不动产，前者牵涉面很小，后者因地位特殊而被国民政府特别谨慎地另行处置，当时未制造麻烦，另文研讨。
二、上海公共租界内不动产的重新登记纠纷
上海公共租界以内的美国不动产较为集中，重新登记之争也尤为激烈。双方的争执与磨合主要围绕6个具体环节展开，鉴于相关层面十分琐碎且相互纠缠，分述如下：
第一，哪些不动产具备重新登记资格?从《望厦条约》和1903年《中美商约》出发，公共租界内的不动产具有条约依据，法理上应全部追认，但《办法》仅承认1937年8月以后的不动产权事实，这表明国民政府的两点立场：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不动产问题已经完结，未获登记者不予追认；此次重新登记仅清理遭战争影响的不动产权关系。对此，在公共租界内拥有大量不动产利益的英国政府极为不满，在前工部局副秘书、曾负责上海租界土地事务的格莱格(J.C.Greig)建议下，英驻上海领事建议朱瑟林联合申请向前拓展时限，但后者认为这与中方立场差距甚远而未附和。此事因美方务实态度获得解决。
第二，登记程序，即重新登记须先向本国领事申请，抑或先向中国地政部门申请?上海市地政局要求采纳后一种办法，但遭到英国强硬反对。由于此问题关涉重新登记的主导权，在美国务院特别助理、前上海公共租界律师克莱恩(R.T.Bryan，JL)倡导下，美英取得一致，中方被迫让步。这个结果干涉了中国政府的不动产管辖权，具有不平等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