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对话需构建基本价值认同
时间：2021-07-02 00:00: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如果在各国精英与民众心目中缺乏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认同，那么彼此的戒心不可能完全消除，通过外交途径宣布建立的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互惠关系”也只能是形式上的外交辞令和彼此的敷衍，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政治互信和对他方利益的关注。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就是同重要战略伙伴关系国家之间逐步增加和构建彼此在基本价值观方面的“同”，推动互动中的“求同存异”，以“和”为主线和基调来协调其他方面的“异”。
关键词： 亨廷顿； “文明冲突论”； 认同差别； “普世价值”； 跨文化对话；
进入21世纪后，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既不是苏联解体之前的“共产党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冷战”模式，也不是中国一度强调的“三个世界”模式（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日本和欧洲工业化国家为第二世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苏联解体和东欧转型使美国居于“一家独大”的超强霸主地位；俄罗斯与中国、印度、巴西成为“金砖四国”；随着经济增速的减慢，高福利财政负担和复杂的移民问题开始困扰欧盟各国，特别是2008年以来持续的世界金融危机正在对原来的国际经济板块进行重组。因此，我们必须对国际新形势的整体格局做出判断，并深入分析今天有哪些因素影响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各国之间的交往、“结盟”与冲突？
如何理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分析了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他对国家冲突的新模式给予精辟的总结。概括地说，亨廷顿认为人们（他讲的主要是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美国）在竞争中“需要敌人”，也需要“盟友”。在冷战结束后，世界上的主要冲突将由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主导。“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限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限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限”。
亨廷顿的观点发表后在世界各国知识界和政界产生很大影响，但是，他的观点代表的只是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国家的基本思维定式，如果全面和客观地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并深入理解新世纪的国际关系，其中有些观点需要进一步讨论和商榷。
首先，他认为“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这一观点是不全面的。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有时确实超越了意识形态集团（如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比如他描述的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和中东地区基督教群体和穆斯林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但是在许多场合，意识形态差异依然是影响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意识形态”原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社会至今仍继续发挥作用，美国仍然把“共产党专制国家”视为“敌手”。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朝鲜、越南和从这一传统中脱胎并具有回归这一传统倾向的俄罗斯，仍然是美国、西欧和日本不能信任、时刻防范并伺机加以削弱的国家。同时，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70亿人口和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使各国在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自然资源（矿藏、水产品、农产品）和商品销售市场等方面都面临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争。中国东海、南海的领海之争，加拿大、美国和俄罗斯的北冰洋之争，非洲资源开发权益之争等，都说明在经济快速发展和激烈竞争的21世纪，经济利益成为影响各国外交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等因素与文化传统一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关系造成重大影响，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过分强调“文明冲突”的作用。
第二，在全球化进程中，强国通常会凭借自己的实力在与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获得利益，真正平等的外交和真正公平的贸易只是停留在外交辞令中，“弱国无外交”。例如美国在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后，基本上是“想打谁就打谁”，“想制裁谁就制裁谁”，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准则都让位于“美国国家利益”。在这种形势下，各国维护本国尊严和利益的诉求必然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进行反弹，而西方文化在外交强权、经济实力的支持下蔓延到其他国家后，也必然引发各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维护本土文化的“本土化”文化运动。亨廷顿看到这一趋势，但他认为这只是由于在“这一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忽视了东西方之间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存在的不平等态势。其实，各国的本土文化运动只是面对外来文化强力冲击的被动反弹，这是各国保护本民族“文化权”的自卫行动。世界过去一直是、今后也将继续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以美国文化或基督教文化来“同化”全球所有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亨廷顿归纳了七种基本的“文明”形态，他把各种“文明”看作是边界清晰、彼此对立的不同板块，这是把“文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僵化思维。我们不应把各国文化看成是彼此隔离和固定不变的东西，因为各民族、各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适应环境变化、结合本土自发产生和族际交往两个方面的一个动态和辩证的历史进程。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都起源于中东地区，在形成过程中彼此影响，经典故事和戒训中充满了彼此借鉴的内容，后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但产生了春秋战国时期经过诸子百家竞争形成的儒家学说、道家、法家等世界观和伦理观，又先后吸收了来自印度的佛教、西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欧亚大陆各方的多种文化因素。随着科学技术和交通传播工具的发展，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开始渗透到社会上每一个角落。仔细剖析各种文化与文明，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学习与交融。也正是这些融汇在不同文明中的共同文化元素，构成了不同文明相互对话与和谐共处的文化基础。
第四，亨廷顿揭示出基督教国家在与非基督教国家交往时持一个“双重标准”的态度，这倒是一个值得赞许的诚实态度。他特地举出华人的例子，“中国人对待华裔的外国人与对待非华裔的外国人的方式大不一样……整个东亚的华人都认为他们的利益与中国大陆的利益一致”。当然，客观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如台湾地区有相当比例的华人并不认同这一点，这在近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展示得非常清楚。我们一直明确反对西方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采用“双重标准”，但是同时，亨廷顿指出的现象也值得中国人加以警惕。在现代国家，公民身份是最核心、最重要的政治认同，中国政府和民众在与华裔外籍公民交往中，切记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以为某人具有华裔血统，他就必然认同或者应该认同中华和中国的利益，这是大错特错，不但会误导自己的判断，还会引发其他国家对华裔的排斥和对中华文化的反感。
第五，亨廷顿认为“讨论和妥协的方式”可以用来解决马列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世俗的意识形态分歧和物质利益的分歧，但是“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这一观点需要商榷，意识形态本身即是一种文化形式和内涵，如果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可以讨论，那么不同的文化之间也应当可以对话，也可以在交流中相互理解和妥协。否则，文明间的冲突就会成为“死结”而只能诉诸流血和相互毁灭了，这不应当是人类文明的未来。西方文化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原则为主导的排斥型文化，而人类社会还有其他文化形态，在处理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上采用不同于西方的策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主张中庸之道、尊重并且重视借鉴其他文化、反对将一种意识形态的原则应用极端化的儒家传统，和将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异己收容进自己的体系并赋予它们恰当地位以求得社会和文化和谐的藏传佛教传统。亨廷顿的这一观点恰恰反映出西方文明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