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前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群众路线与群团工作的论述

时间：2021-06-03 20:02:56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群众路线和群众团体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对于群众团体及党和群团组织的关系，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很多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是形成当前党的群团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1949年之前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群团工作的地位、工作原则和与党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的论述，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当前党的群团工作路线。
　　[关键词]群众路线群团工作中国共产党
　　“群众”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依靠力量，更代替了“公民”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主体。“群众”的这一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生成逻辑、基本形态和运作方式[1]。他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政治背景中表现为概念化，内涵丰富，而且具有操作性的党的“群众路线”，主要实现方式是党领导下的各种群众团体。对于群众团体及党和群团组织的关系，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很多深刻的阐述。据统计，在《毛泽东选集》中出现“民众”和“动员”字样的篇幅共计约58篇[2]。刘少奇在抗战时期发表的40多篇文章和讲演中绝大多数涉及组织动员群众的问题，其中关于群众工作的专门论述达16篇[3]。这些论述是形成当前党的群团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在2015年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早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群团工作中的实践与理论，对于深入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做好党的群团工作有重要意义。
　　一、群团工作的重要地位
　　受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五四运动时期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臣民”演变为构建民主国家的主体——民众，民众在近代国家构筑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2]，早期的革命实践者也意识到能否有效地动员民众成为革命成败的关键。如毛泽东通过早期创办新民学会、湖南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作的经历以及对马列主义的学习，逐渐认识到社团活动的重要性。他最早提出群团思想的文章可以追溯到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他在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爆发，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毛泽东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其中统一的民众团体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就是要扩大与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内容是各党派的抗日合作，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国防军，统一的民众团体[4]。民众动员是否成功直接决定着抗战的成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未达目的的原因之一是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因而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要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必须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2]。
　　群团工作是联系各方面工作的纽带，是影响和教育群众的重要力量。如陈云在1939年11月3日撰写的《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中指出：“党、政、军、民、学虽然都有它们各自单独的工作，但是把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联系起来协调发展的基本环节就是开展群众工作[5]。”陈云认为，“党应该经过社会上已有的或建立新的文化、教育、经济各种组织去影响和教育工农群众[5]。”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在太行区军队营级和地方党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做的题为《怎样继续坚持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告也指出：“一个革命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备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
　　为了更好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根据地建立了大量的民众团体，尤其是自1938年以后，为发展边区经济，提高人民的健康意识和水平，建立了大量的科技团体，如边区国防科学社、自然科学研究会、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等。其中很多是在边区政府推动下成立的，如中西医药研究会的总会是由边区政府聘请在边区人畜卫生医药界有声望者35人组织总会委员会，由总会委员会推选13人组织常务会，设正副会长各1人，下设秘书若干人，分别进行经常会务，并聘请顾问若干人协助指导医药卫生工作。为推动中西医药研究会在各地成立分会，边区政府还下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各专署县（市）政府催动成立中西医药研究会的通知》[6]，要求各专署、各县政府接到此项章程后详细讨论，多加倡导，依据当地具体情形和条件，必要时成立分会或支会，以推进医药卫生工作。各根据地分别制定了关于民众团体的管理制度指导群团工作，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登记办法》[7]和《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组织纲要》等。
　　二、群团工作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也存在民众组织和动员不足的问题。正如陈云所指出的，党在群众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自上而下由政府帮助组织的民众团体占多数。由于发动群众的工作不充分，所以好多民众团体在民众自己来看并不是他们自己迫切需要的团体，他们或是为军队、为政府服务的机关，或是“抄名册”的机构。因此，民众团体中不仅没有涌现出为广大群众真正拥护的群众领袖，民众团体也没有真正成为抗日政府的支柱[5]。为了加强群团工作，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渐总结出群团工作的一般原则。
　　（一）群团组织一般是自下而上的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民众的大联合是以小联合做基础的，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8]。毛泽东认为，通过广泛建立小联合，组织各行各业的社会团体以形成“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9]，这也是建国后党的群团工作思想的基本根源。全国科联以及后来的中国科协正是通过学会这样的小联合，进而组织起科技工作者的大联合，将科技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
　　尽管是从“小联合”到“大联合”，但“小联合”与“大联合”之间的目标也不完全一致，“小联合”有自身的发展目标，“大联合”也有自己的目标。正如《中国科协组织结构中的异质性》一文中提到的，学会、高校科协等“小联合”具有学术性、志愿性、自治性、合目的的统一性，而各级科协这种“大联合”具有群众性、官方性、政治性[10]。但“小联合”的个性化需求与“大联合”的政治目标只存在异质性，而不是矛盾性。刘少奇在《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中也指出，民众团体的要求规定民众团体的性质。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分别是基于群体的政治要求、经济要求和文化要求建立起来的，但同时这些组织也有次要要求，如政党常有经济的、文化的附带要求；工会、农会也常有政治的、文化的要求；俱乐部、学术团体等也常有政治的、经济的要求，但这并不变更组织的性质，如果把这种次要的附带的要求变为主要的经常的要求，那就要变更这个团体的性质。一个政党如果长期放弃它的政治任务，而仅为某些经济要求而斗争，那就不是政党了。所以，在民众运动中如果不准备变更某些团体的原来的性质，那就不要放弃这些团体的原来的任务与主要要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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