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并未“重林轻刘”
时间：2021-05-24 08:03: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前一段时间，我读了一篇题为《毛泽东为何重林彪轻刘伯承》(以下简称为“重林轻刘”文)的文章。读后，我深感困惑不解。
作为一个湖北的年轻人，如果想为林彪写一点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学者，研究历史，如此不下工夫，实在难以原谅。我作为一位历史工作者，特别是从事过多年的军史研究，我想把我所了解到的一点历史情况介绍一下，让人们多知道一些事实的本来面貌。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中，不论是在一些刊物上，还是在传说中，都有一种说法，“中国有两个半军事家”。尽管对另外一个半，有时说法不一，但是国共两党对刘伯承是其中之一却毫无争议。刘伯承在战争年代确实创造过许多军事上的奇迹，从军事实践中总结了很多经验。我们在传记组的时候，收集到他的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人们很难想象他戎马倥偬，仍能写出如此大量的作品。
因为《毛泽东为何重林彪轻刘伯承》一文中谈到了许多历史事件，为说明历史事实，我就刘伯承在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的作用，谈一些看法，并列举史料，供大家研究。
南 昌 起 义
关于南昌起义，“重林轻刘”文中说“失败的原由很多”，“刘伯承同志在军事指挥上屡屡失误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就是无稽之谈了。马日事变后，宁、汉合流，以叶挺同志为首的11名共产党员给中央写了一份起义报告，经中央和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同意，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亲自主持南昌起义的准备和领导工作。为了在军事指挥上顺畅，经过各方反复协商，最终成立了“参谋团”，由刘伯承任主席，其他四名成员分别为周恩来、叶挺、恽代英和朱德同志。据20世纪80年代初公布的“六大”军事报告，南昌起义的军事指挥系统是：参谋团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下属“总指挥”和“前敌总指挥”（贺龙任总指挥，辖二十军，五千余人；叶挺任前敌总指挥，辖四军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一个团，5500人）。起义中有两场重要的战役，即“番台子战役”（占领南昌，保证了起义的胜利）和“会昌战役”（击溃国民党右翼主力部队的阻截，打通了南下道路）。刘伯承出色地指挥了这两场战役，在整个起义的军事指挥上未有失误。换一句话说，没有任何理由把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参谋团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南昌起义最终失败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主要原因是非军事性的。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我建议读者可以读一下聂荣臻的《聂荣臻回忆录》、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周逸群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给中央的报告（现存武汉市档案馆）和“六大”的军事补充报告，会对这一问题有个比较客观的看法。
建立红军的司令部指挥系统
刘伯承从苏联回来后在中央长江局任军委书记。当时他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要把适合于时代发展的“现代司令部系统引入红军”。因此，他在上海主持长江局军事斗争的同时，以“林植木”的笔名翻译了我国第一本《苏军步兵条令》。1932年中央把他派到苏区，到苏区后他一方面继续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亲自出任红军学校校长，为军队培养参谋人才和基层指挥员；另一方面，协助朱德和周恩来同志指挥第三次反“围剿”，在军事斗争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创立了一些新的战法。“重林轻刘”文中写到刘伯承同志“对苏联的战法推崇备至，使毛泽东备感压抑”，这是捕风捉影，不符合实情的描述。这段历史是一段有争议的历史。刘伯承到苏区后，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随着红军的发展，红军不能停留在由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指挥军队的阶段，我们需要建立参谋系统，以适应军队将来的发展和指挥”。这篇文章中从未对苏联的战法有何推崇，甚至没有提及。但是，这篇文章确实造成了毛泽东同志的误会。毛泽东曾以为刘伯承提到的“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指挥方法是指责他的指挥艺术。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的军委扩大会上提出了“诸葛亮摇羽毛扇子”这件事，并说这是中国教条主义的开始。研究历史要读原文，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问题，靠道听途说不行。刘伯承的所有文章都非常重视在自己军事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反对教条主义。我曾读过一本由冯玉祥先生题写前言的《抗日名将》，他把刘伯承排在中共将领的第三位，书中这样写道：“对中共军队了解的人知道，除朱、毛外，就是刘伯承了，他的功绩是建立了红军的司令部系统。另外，他曾带领红军跳出重围，四渡赤水。这种东窜西跳的战法是他早年在川军中作战的翻版。”柴成文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刘伯承同志功绩在于建立了红军司令部的参谋系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军队，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没有当年红军司令部参谋系统的建设，就不会有红军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次反“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又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不在领导岗位，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对其褒贬不一。不管怎么说，敌军在第四次“围剿”中投入的兵力比前三次大得多，蒋介石调集了50万兵马，这一严峻的形势致使这次反“围剿”战争尤为艰难，但最后仍然取得全面胜利。“重林轻刘”文中写到，刘伯承同志决定“以遭遇战的方式消灭来敌”，这显然是一句违反军事常识的话。“遭遇战”是对战场一种客观状态的描述，而不是一种主观的战法或战术。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致历史情况是：1933年1月24日，中央局制定《作战新计划》，核心是占领南城和南丰，并要求周、朱、王、刘坚决执行。周、朱、王、刘经研究后，由刘起草，以周的名义致电中央局，提出了不同意见，大致内容是：《作战新计划》有五不利：1.暴露企图；2.易受夹击；3.损失大；4.无法筹款；5.浪费时间（在军委档案中存有此电文）。遗憾的是，中央局没有听取意见，坚持要求前线执行占领南丰的计划。仗打响后，战势不利，经刘建议，遂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围城打援，将主力撤至东韶、洛口待机，最终以大规模伏击获胜。从周、朱1933年3月20日签署的命令中可以看到，要求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也给予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和独立五师具体任务，指导了整个战场部队的运动。因此被后人称之为“指导战争最终获胜的关键性电报”。
第四次反“围剿”中刘伯承是协助周恩来、朱德负责整个战场指挥和筹划的第三号人物，而林彪当时仅是战役层次的指挥官。任何人都很清楚，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历史，根本不像“重林轻刘”文所说的由一个战役指挥官突然挽救全局的神话故事。
长征中的几个关键时刻
在整个长征途中刘伯承多次表现出其杰出的军事才干。他时常既在总部协助毛泽东、朱德筹划全局，又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创下了许多奇迹，如“攻克娄山关”，“两破遵义城”等等。鉴于篇幅原因，本文就从金沙江谈起。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中央红军决定先头部队由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兵分三路，直奔龙衔渡、洪门渡和绞平渡，抢船过江。林、彭由于直抢明夺，敌军焚船而逃。三路中只有刘伯承部化装成敌军，骗取国民党县长信任，夺取了船只，最终红军是从绞平渡顺利过金沙江的，因此也有了“巧渡金沙江”的佳话。过彝区与小叶丹结盟，又是一个常被人们传诵的出色执行中央民族政策的典范。红军在渡江前，由毛、朱签署了一份关于“民族政策”的文件，主要内容是红军在少数民族区要改变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要做好民族头领的工作。刘伯承和聂荣臻同志率先遣支队进入冕宁后，立刻释放了被国民党抓为人质的所有彝民，树立了“新汉人”的形象。此后，刘伯承根据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在当地地下党领导人廖志高的帮助下，找到了石达开军队的后人陈志喜，了解当地的情况，随即决定做小叶丹的工作，争取他对红军的支持。刘伯承和小叶丹的结盟保证了红军快速、顺利地通过彝区。毛泽东同志知道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后，曾风趣地对刘说：“诸葛亮七擒孟获（在历史上，此地是孟获家乡），用那么多年，你用的是什么办法让我们三天就能过彝区的？”刘伯承回答：“用中央的新民族政策。”
因为“重林轻刘”文中大段地谈到大渡河，有必要展开讲一下大渡河的情况。大渡河是红军长征路上面临的又一难关。蒋介石希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覆灭在大渡河前。当部队行至在罗岔时，根据情报，刘伯承分析，安顺场守敌不多，仅有一个营的兵力，非刘文辉的正规军，最有偷渡的可能性。所以刘伯承作出先头部队直奔安顺场的决定。由于通信原因，当时未能与总部取得联系，刘伯承此决定如千斤重任压在肩上。据当时跟随他的两位参谋回忆，由于过度疲劳，刘伯承同志当夜骑在马背上睡着了，嘴里还不断重复一句话：“有船，我就有办法……”刘伯承给先遣营营长孙继先的三点任务是：1.火速全歼安顺场的敌人，点一堆火给我第一个信号；2.迅速找到船只，再点一堆火，给我第二个信号；3.把船带到渡口，做好准备工作，给我第三个信号，我将率主力在拂晓前实施偷渡。后来由于技术原因，未能在拂晓前做好偷渡的准备工作。刘伯承在现场临时作出强渡决定，组织十八勇士强渡了大渡河。渡河成功后，红军夺取了七条船，开始陆续渡河。毛泽东到达安顺场后非常兴奋地说：“我说过伯承是一条龙（刘伯承属龙），他能带我们过江，这不过江了。”
由于战事紧迫，必须加快渡河速度，经中央研究决定，兵分两路夺取上游的泸定桥，作为红军第二渡河点。一路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此岸，直奔泸定桥；另一路由刘伯承率领，沿大渡河彼岸，直奔泸定桥。由于彼岸为敌占区，刘部夜行军时不能使用火把，还必须避开敌人主力部队，所以刘部未能先林部到达泸定桥。刘部是什么时候到达泸定桥的？我想引用林部先头部队指挥员杨成武将军上个世纪50年代在《红旗飘飘》中的一段回忆：“当我率部赶到泸定桥的时候，我已听到刘伯承率领的部队开始攻打泸定县城。”我为了了解红军长征史，曾到过泸定县城进行详细的考察。我想在这里指出三点：1.攻打泸定县城需要时间；2.如果没有部队攻克泸定县城，也就是说，驻守泸定桥头堡的敌军不感到腹背受敌，恐怕红军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夺取桥梁。3.大部队通过泸定桥时所用的桥板，正是刘部攻克泸定县城后所获得的门板。
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百团大战
1937年8月的中央洛川会议，在抗日战争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其决议对整个抗日战争具有战略指导意义，这篇决议后经改变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编入毛选。洛川会议决议原为刘伯承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报告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在报告里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在敌后抗日战场上，我们要从过去的正规战转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也就是开始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建立根据地，逐渐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而后转向战略进攻。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装备的差异，刘伯承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写到，“我们目前要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时机的运动战，避免与日军展开阵地作战”。
根据洛川会议的思想，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出征，进驻太行，五战五捷，先后发起 “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 “神头岭设伏”等战役。特别是“神头岭设伏”，当时日本的一家报纸把它称为“支那的一流的游击战术”，并写到“据说这场战役是由被中国人称做神机军师的刘伯承指挥的”。在刘伯承的指挥下，一二九师在敌后越战越强，到1940年，由出征时的一个半旅发展到13个旅。刘伯承当时的一篇军事论文中写到，目前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也就是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为锁子，把抗日军民分解开，而后任其宰割。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刘伯承率一二九师发起了13次破击正太路的攻势（后来不知为什么被一些人说成是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在朱德总司令离开前线回延安开会后，彭德怀副总司令决定在一二九师13次破击正太路的基础上扩大战果，吸收其他抗日部队一起参加，随后才发起了“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在历史上一直存有争议，不过，只要多读一点刘伯承当时的军事论文，就不难了解他与彭德怀同志的分歧在于，“是否应该避免与日军展开大规模阵地作战”。
千里跃进大别山
“重林轻刘”文中把“千里跃进大别山”称为“自身难保的挺进中原”，这是必须讨论的大是大非问题。我曾经采访过当年的国民党作战厅（相当于我军的作战部）厅长郭汝瑰将军。他说：“我打过不少仗，研究了一辈子军事，我认为，在军事史上，最辉煌的军事行动就是挺进中原。大的战争有这样一个规律：第一阶段，是对手的全面进攻；第二阶段，是对手不得已而转为重点进攻；第三阶段，是双方的战略相持；第四阶段，是我方的战略反攻。在国民党从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将一支13万人的大军插入中原、国民党占领区的心脏。形成了东逼南京，西迫武汉，南扼长江，俯瞰中原的战略态势，迫使国民党从前线抽调66个师，绞杀刘部。这时，战略反攻就开始了。”郭汝瑰认为：“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四年结束，是因为这是一场省略了一个半阶段的大的战争，从对手的重点进攻直接转入我方的战略反攻。从军事上讲，小部队穿插和奔袭是经常应用的战术，但是大兵团、无后方供给线、深入敌方的战争是史无前例的。孙子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行动是违反了战争一般规律的，没有胆大包天的勇气，谁也不敢下这一决心；没有心细如发的筹谋，谁也无法完成这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设想的时候，唯有刘伯承给予了积极支持，并愿意领受这一任务。毛泽东对这一战略行动作了三种估计：1.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返回来；2.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大别山周围坚持打游击；3.付出了代价，站住了脚，恢复了大别山根据地。刘邓大军确实是以无私、无畏的勇气，领受、执行并胜利完成了这一任务。当刘伯承从大别山出来的时候，毛泽东曾对他说：“你完成的比我第三种估计还好！这一行动确实推动了全局的战略转折。”
每一个元帅都在历史上写下过精彩的篇章。作为年轻的作者，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不要随便乱说。随便乱说，这不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只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衷心希望年轻人多读书，写好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