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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需要怎样的战略联盟

    时间:2021-05-23 12:00: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如果中国需要重新缔结战略同盟,以保证本国和亚洲的和平环境,保证全球秩序能够平稳地过渡和发展,中国就应该通过和全球大国、尤其是美国实现战略联盟关系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是缔结反美战略联盟。
      
      在中国总体对外战略构想中,战略同盟同样是一种选择,而能否实现,更多取决于中国和同盟国家所感受到的共同外部挑战和压力。现阶段中国的战略同盟选择仍有可能变动,这是因为中美是否成为敌人这个最大的中国对外战略因素同样尚未完全清晰。
      
      合纵连横战略自古有之
      
      中国是一个对联盟战略和联盟技巧有深刻理解力的国家。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战争和对抗需求就已经使当时政治家和军事家对联盟与反联盟的战略有了深刻的理解,这就是当时以秦与齐楚三强相争为目的的合纵连横战略联盟、以及远交近攻的战略顺序思想。但随着中国成为东亚地域内最强大的统一帝国,而且力量远超过周边其它小国后,国与国之间的联盟战略在中国历史中失去了被大量使用的机会,反而是在历史上中国众多统一暂时中断的内战期间,同盟和反同盟战略都被各个力量集团用于解决它们相互之间的对抗。
      这种联盟和反联盟应用的最典型例子,莫过于东汉末年后的三国时期,在这一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分裂时期,所有联盟与反联盟、以及三角战略的内在逻辑,都在真实的历史中得到过验证。近代中国在面临西方在亚洲扩张的巨大压力时,也曾一度想重新使用联盟与反联盟的战略来缓解自己的战略被动局面;清朝政府在面临多方面的外来压力时,曾使用“以夷制夷”的谋略,企图用与西方列强中的一方联盟对峙另一方的方法来解决当时清政府的战略窘态。但由于自身并不具备进行战略联盟组合条件,清朝的同盟战略完全失败,在这一周期内中国基本上未能从联盟战略中获得重大的战略利益。
      近代中国获得最大的联盟战略利益,事实上通过联盟战略实现了中国历史的转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中国军民的殊死抗战,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以一国之力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为全球反法西斯联盟创造了有利条件,进而使自己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联盟的核心成员。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成功战略联盟,为中国取得了在战后新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大国地位,其中包括联合国体系中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以及在亚洲格局的决定性大国地位。事实上中国的复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体系预留给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就已经被预示,而这个大国地位的获得,除了中国军民浴血奋战和巨大的牺牲外,也与二次大战中中国成功地实行了大国联盟的战略有关,所以今日中国的国际格局,与中国在20世纪前期所成功执行的战争同盟战略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初期阶段,通过与前苏联缔结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同样执行了有效的同盟战略,与当时苏联的同盟关系使中国顺利地克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阶段的重大外部挑战,同时成功地通过同盟关系实现了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但很快与前苏联的全面同盟关系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中国的大国地位和民族主义立场不允许中国在中苏同盟关系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同时也由于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并不能满足中国一系列重大战略的需求,包括核力量发展、中国周边安全、国家领土完整、与美国军事集团对抗等等战略问题,因此退出该战略联盟,从而保持战略地位独立就成为中国当时的合理选择。
      正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战略联盟事实上破裂后,中国开始执行不寻求缔结政治和军事同盟的大国独立战略。尽管中美关系缓和后,由于前苏联的军事压力中美一度调整双方的战略关系,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对苏战略协同,但中美双方从未正式签订联盟协定,中国始终在执行不寻求军事同盟搞联盟对抗的军事战略。而冷战结束后,当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地位不断增强,从而引发美国在亚洲进行军事调整,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过程中,中国仍坚持不缔结军事同盟与美国对抗的和平发展战略。因此联盟战略现阶段已经不是中国正式的国家战略选择,至少在中美关系领域是这样。
      
      中国特色的准军事同盟
      
      尽管中国在总体上执行不结盟的对外战略,但在某些具体的地缘战略方向上,中国也因为历史和地缘战略的原因,而执行一种准军事同盟的合作战略,现阶段与中国有真正的准军事同盟合作关系的单个国家只有三个:巴基斯坦、泰国和北朝鲜。中国与以上国家之间的准军事同盟战略关系,首先都是因为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假想敌。在特定时间周期内这些战略假想敌分别是印度、越南、美、日、韩。尽管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已经成功地改善了与各假想敌国的关系,从而使原同盟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以上在历史周期中形成的中国对外准军事同盟关系始终存在。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准军事同盟是通过一系列的友好合作意愿、宣言、声明和条约共同构成的,除了中朝同盟之外,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军事同盟缺乏清晰的最终法律文本,但中国与上述国家的准战略同盟关系都被其它国家所承认,并在各国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演变的进程中被考虑,所以这些中国与友好国家之间的准战略同盟同样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由于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的深层因素,中国在执行同盟战略时常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不轻易结盟,而一旦结盟后在执行战略同盟关系时往往能突破具体国家利益的计算,而在更高的层次上通过对大战略和长远国家利益的规划,来超越联盟关系中具体的局部利益得失。所以与中国形成事实上联盟的国家尽管数量有限,但都能够在与中国联盟关系的支援下,面对强大的对手而形成稳定的战略均势,这其中中国的战略支持力度、承诺的可信度、以及在关键时刻中国愿意为军事盟友所做出的牺牲,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所以中国的军事联盟战略在世界战争史上有独特的地位。中国军事联盟的特点是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能够为超越当下国家利益,为更高的秩序而付出牺牲,从而创造出更大的历史影响和结局。而西方历史上的战略同盟,包括美国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执行的军事同盟,是有严格的成本核算和利益考量的,而且西方军事的特点是将联盟的目标限制在战争领域,而仅仅考虑同盟国的利益。因此本质上西方性质的军事同盟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美国现阶段在亚洲的军事联盟,以及现阶段美国正在执行的全球反恐联盟,都清晰地显示出这种趋势:以短期利益为导向,不考虑联盟以外的战略格局,因此无法实现永久和平机制。
      在20世纪中后期,当美国在亚洲拼凑军事同盟,并卷入因其亚洲盟友的军事冒险而引发的亚洲区域战争时,中国同样通过区域军事联盟来支援自己的盟友,以维护区域均势和区域和平。因此尽管脱离中苏军事同盟后,中国已经不是全球范围冷战同盟的参加国,但在周边区域,中国仍以大国的身分与受到共同敌对力量威胁的中小国家联合,组织双边的军事同盟关系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典型的战例有中国参加的亚洲区域联盟战争,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在这两场均由小国发动,因为军事联盟而将大国卷入,从而具有亚洲乃至全球战略意义的典型局部战争中,中国都最大限度地履行了同盟国的义务,直接或间接地加入军事对抗从而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战略势态。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中国与北朝鲜和越南的战略同盟关系都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在这些表面上力量悬殊的战争中,以美国为核心的敌方军事力量之所以遭遇了失败,关键就在于中国的力量通过同盟关系加入了战争,从而改变了原本的战略力量对比关系。
      所以历史和现实里,中国同样成功地运用军事联盟战略最大限度维护了自己的国家利益,现阶段中国仍有数个特殊的军事同盟义务,但总体上自从上世纪中苏军事同盟结束后,中国已经不寻求建立机制化的军事同盟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是将中国的国家安全建立在自身的力量,以及和平发展这双重国家力量构成的原则之上。某种意义上,中国已经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英国一样,有意选择“光荣的孤立”,以便尽量不卷入外部的对抗,从而使自己能够更好地完成自己和平发展的国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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