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风暴掠过1983
时间：2021-04-25 00:01: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83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
这一年，全国刑事犯罪激增，不少地方发生犯罪团伙大白天公然侮辱、强奸女青年，拦路抢劫等恶性案件。从“镇反”到“文革”一路走过来的国人一直生活在相对“洁净”的社会风气中，“文革”时虽混乱，但强奸、抢劫之类犯罪并不多。人们普遍感到缺乏安全感，很多女青年都不敢上夜班。这一年还发生了几起令全社会震动的大案，先是2月份发生的“东北二王”连环持枪抢劫杀人案，案子还未破，5月份，卓长仁等人又从沈阳劫持民航班机飞逃韩国。6月份，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又发生了“六一六”事件，8个尚未成年的“古惑仔”酒后滋事，强奸、轮奸多名女青年，还杀害了27人，其中有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三起大案终于促使决策层将本就握紧的拳头高高举了起来。
1983年8月25日，《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文件出台，并配套修订了刑法法典，新增了死刑罪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均可判处死刑，第一次“严打”由此拉开序幕。
击毙“东北二王”
1983年9月至12月份“严打”第一仗打响，中央号召“各级党委、政府在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依法将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大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其中最大的一项战果是击毙“东北二王”。
1983年2月12日中午，沈阳的王宗坊、王宗玮兄弟俩偷盗枪支，在混入沈阳空军463医院小卖部盗窃时，被医院人员发现，将俩人抓到医务室盘查，身高183cm、当过解放军班长的王宗玮悍然开枪打死了4人，打伤1人。沈阳市公安局通过王宗玮留下的工厂通行证，一个多小时后就确认了俩人的身份，扑到他们家中时，俩人已亡命天涯。2月15日晚9时，“二王”又在湖南衡阳附近射伤了检查乘客行李的47次列车乘警，跳车逃跑。2月17日，俩人跑到衡阳冶金机械厂干部伍国英等人的房内偷东西吃，被发现后打死1人，重伤3人。之后，俩人跳出衡阳警方关卡逃脱。3月3日，“二王”潜入湖北武汉第四医院理疗室过夜，打昏碰巧过来取东西的医院实习女医生周建媛。3月25日，“二王”各骑一辆自行车通过武汉岱山检查站时，王宗坊先被查获，几分钟后骑车赶到的王宗玮突然开枪，打死民警、民兵4名，抢走手枪1支，又在枪战中打退了增援的岱山派出所民警，枪杀骑车路过的一名武汉工人，夺车而逃。8月29日，“二王”在江苏江阴市又抢劫了百货公司营业款两万余元。俩人从东北一路作案，流窜鄂、湘、赣、皖、豫等省份。
“二王”所过之处，吸引了大批警察围捕，却屡屡逃脱，有群众将公安局比作“第二粮食局”。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二王”时，免不了也会暗地里祈祷流窜犯“千万别跑到我们这里来”。
面对这样的暴力犯罪，走出“文革”不久的公安部门缺乏准备。武汉甚至动用军用直升机参与追捕都没有逮到“二王”。普通民警的枪法也谈不上好，在与“二王”的对射中常常吃亏，刑侦技术缺乏，15块钱以上的事就归刑警管了。特警只有公安部才有，吃的是每餐有肉、巧克力、水果的空军灶。为了抓捕“二王”，公安部门开始配备传真机、巡警、特警，设立检查点和110报警电话，并第一次发布了悬赏通缉令。新中国成立后从没有悬赏过，公安部刑侦局在研究了港台及前清、民国时期的“悬赏通缉”令后经报上级领导批准，印了一批通缉令，正面印着“二王”相貌特征，害怕影响不好，背面还印上“只许张贴，不准广播登报”字样，印好后空运到全国各地，任何人提供线索就可以获得1000元奖励，查实的奖励2000元，这笔赏金在月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年代已经很丰厚了。当时全国各地的火车站、机场、旅馆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到处都张贴着“二王”的照片，连中小学生都组织辨认，记住“二王”的相貌特征。
重赏之下，虽然假线索满天飞，但是人海战术还是极大地增强了侦查力量。9月13日，在江西广昌县，“二王”阴天戴草帽、墨镜出门被人举报，广昌县城关派出所所长邹志雄立即带人追查，刚一碰面，“二王”即开枪，双方短暂枪战后，“二王”翻山逃脱。公安部指示江西省公安厅要“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在广昌”，江西省就地组建指挥部布置围剿。9月18日凌晨，有附近山民报告称家里的饭和腌菜被偷吃了，现场还找到一只鞋。江西马上调动2.5万名武警战士、近千名公安民警以及部分民兵围山搜捕，几乎是每一米一个人，经过地毯式搜索，最后终于击毙“二王”。据说，“二王”当时带着上万元的人民币却腹无粒米，找不到地方花钱，已经饿得有气无力。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983年“严打”还打到了“大老虎”，被捕的是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六位上海“公子哥”。为首的胡晓阳是胡立教之子（胡立教是走长征的“红小鬼”出身，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小蒙、陈冰郎是陈其五之子（陈其五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是“一二·九”学运领袖，据说那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名句就是他喊出来的，后来还负责起草了著名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六人中，陈小蒙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记者，胡晓阳是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葛志文是上海新华香料厂工人，陈冰郎是中国民航一○二厂工人，陈丹广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非是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职员。
三个淫荡公子、三个帮闲混混，在父辈革命勋章的荫蔽下，厮混在一起，干的是拈花惹草、奸淫妇女人妻的事。这几个公子哥打着帮人办事的旗号，以招工、招干、调动工作为诱饵，以跳舞、谈恋爱为幌子，从1981年到1984年，共轮奸、强奸、猥亵妇女51名之多。陈小蒙出于记者的习惯，居然把采访用到了“采花”上，每一次事毕，都会与对方聊一会儿，然后把“采花”过程细节及“采访”内容如实记录下来，几年下来，竟然弄成了一本厚厚的《“采花”大纪实》书稿，而且还张罗着要出版。胡晓阳则爱好摄影，每逢淫乐之时，便会用携带的微型相机偷拍淫乱场面，供事后“欣赏”，甚至还拿出一部分照片作为陈小蒙书的插图，胡晓阳还故意拍摄了一些女性的裸照，用来要挟部分受害者继续与他行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