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张氏孝子复仇案看私义与国法的两难
时间：2021-04-10 16:00: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面对孝子复仇，作为礼法结合典型的唐律，态度模糊。复仇既体现儒家经义中孝义的要求，也挑战了国法“杀人当死”的权威，在实际司法中，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唐玄宗时期发生的张氏兄弟复仇案，引发了士庶激烈讨论，最终玄宗从统治秩序和皇帝权威出发，选择了据法处死孝子。
关键词：复仇；孝义；唐律；谋杀
复仇，自人类社会早期起即广泛存在。即使是在公认的古代法制相对成熟的唐代，复仇行为也未曾禁绝。孝子复仇，显然挑战了自秦汉以来公权力的权威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同时，为尊亲复仇也体现了儒家经义中孝义的要求。作为礼法结合的典范，唐律对此态度颇为模糊和矛盾。因此，面对现实的复仇案件时，在司法上常陷入公法和私义取舍的两难境地。
一、儒家孝义思想与国法秩序的矛盾
（一）复仇是儒家孝义思想的体现
儒家经典中对复仇一事，有不少记载。
首先，儒家并不反对复仇，诚如孔子所言“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儒家经义常强调复仇的必要性，尤其是复君父之仇的重要性。《春秋公羊传·隐公十一年》载：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礼记·曲礼上》载：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返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其次，复仇还须严明主次、区分亲疏。父母、昆弟、从昆弟亲疏不同，复仇的义务也不同。《礼记·檀弓上》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
第三，复仇有具体限制。复仇的对象应当限于杀人不义者，被义杀的，不可复仇，《周礼·地官·调人》载：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
复仇程度不可过当，当限于仇人本身，见《公羊传·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
以官方的角度构建了在现实运行中，复仇应具备哪些合法程序，《周礼·秋官·司寇》载：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
此外，为了减少现实中仇杀的发生，以保障社会的稳定，儒家经书中还构想了一套避仇制度，以减少复仇事件发生的可能。与复仇的主次亲疏相对，《周礼·地官·司徒》还规定了避仇的不同层次：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
儒家经典中这一套抽象的复仇制度，源于现实的复仇行为。随着儒学地位的彰显，也对司法官吏、学士庶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唐律中与复仇相关的条文分析
唐律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原则，是自汉魏以来融合儒家礼教的集大成法典。虽未正面涉及复仇，但细究仍有几条律文与此相关，以下稍作分析。
依常法，复仇杀人属杀人案件，又由于复仇者有预谋、有致对方于死亡的目的，故应当以“谋杀”入罪，《唐律疏议》卷十七《贼盗》“贼盗”条：谋诸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绞；不加功者，流三千里。造意者，虽不行仍为首；雇人杀者，亦同。
疏议曰：‘谋杀人者’，谓两人以上；若事已彰露，欲杀不虚，虽独一人，亦同二人谋法，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
谋杀属唐律七杀之首，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危害性最大，处刑也最重。谋且已杀，当斩；谋且已伤，绞刑；谋而未行，徒三年。
其次是禁止私和的条文。对于亲属被杀，私力解决方式有二，为亲复仇，或私下和解。唐律对复仇杀人没有正面的规定，但对于私和是绝对禁止的。
《唐律疏议》卷一七《贼盗》“亲属为人杀私和”条：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周亲，徒二年半；大功以下，递减一等。受财重者，各准盗论。虽不私和，知杀周以上亲，经三十日不告者，各减二等。
私和，从法律上讲，是跳过国家公权力的规制，以民间自行达成协议的方式规避官方的处理，它是对国家权威的不尊重，也会使大量罪行无从追究，影响统治秩序的稳定。因此唐律规定了与此相对应的刑罚。
疏议曰：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在法不可同天。其有忘大痛之心，舍枕戈之义，或有窥求财利，便即私和者，流二千里……
疏议几乎是直接引用了儒家经义的内容来斥责私和者，强调不可忘仇。在斥责私和行为的同时，也宣泄了为亲复仇的情绪，这在唐律中不多见。因此，禁私和之条在鼓励命案上告、据法解决的同时，想必也鼓励了孝子复仇。
另外，还有移乡避仇之制。避仇之制早已有之，在此不作赘述。唐律承袭前代，对避仇作了详细规定，见《唐律疏议》卷十八《贼盗》“杀人移乡”条：诸杀人应死会赦免者，移乡千里外。其工、乐、杂户及官户、奴，并太常音声人，虽移乡，各从本色。部曲及奴，出卖及转配事千里外人。
疏议曰：杀人应死，会赦免罪，而死家有期以上亲者，移乡千里外为户。其有特敕免死者，亦依会赦例移乡。
此条规定了杀人遇赦者应当移乡避仇，特赦也从此制，实际上是对现实中为亲复仇行为的消极承认。唐初复仇者若得免死，多伴随着移乡的配套措施。
最后，唐律反殴条。我们可将“祖父母为人殴击子孙即殴击之”条作为“准”复仇条文，以作参考。
《唐律疏议》卷二三《斗讼律》“祖父母为人殴击子孙即殴击之”条：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鬬折伤三等；至死者，依常律。谓子孙元非随从者。
此条规定的是尊亲属为人殴击，子孙当即防卫殴击的情况。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复仇是为被杀尊亲报不共戴天之仇，反殴是为救助尊亲。在经义层面上，二者均体现是对尊亲的孝义思想。从国法层面上看，复仇是可以且当诉诸公权力、却自行伤杀；反殴则是紧急情况下公权力无从救助，只得私力救济。因此，体现在律文中，是减免反殴的刑责，以鼓励救助尊亲的孝心。不过，反殴若造成对方死亡，仍按常律论死。可见，唐律对孝义的推崇，始终注意度，并没有突破社会秩序和“杀人者死”的常法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