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亲相隐与亲属拒证权的理论基础看两者价值取向之比较
时间：2021-04-10 12:04: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亲属拒证权”往往被视作“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化产物，其实二者从产生的源头、发展历程到本质思想、价值取向均有很大差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亲亲相隐”制度依托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是“义务本位”的，而“亲属拒证权”则依托人权思想及契约精神，以“权利本位”为立足点，赋予罪犯亲属以拒证的权利。本文试图从二者的各自的理论基础入手，对其价值取向作出简要的对比。
关键词 亲亲相隐 亲属拒证权 人权 契约
作者简介：张灿，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7-010-02
任何法律制度欲臻至科学而完善之境，其背后必有与之相呼应的思想文化理论基础作为支撑。这种理论基础必然是深厚的，是立足于本民族长久历史传统而形成的，因而也必然是符合主流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的。本文所要讨论的“亲亲相隐”与“亲属拒证权”制度即是如此。
一、“亲亲相隐”制度及理论基础
《论语·子路》篇中关于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记述，当为“亲亲相隐”制度之滥觞。此后，秦法汉律中均有对此的相关规定，直至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正式将“亲亲得相首匿”作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确立下来。东汉、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相隐范围不断扩展并得以完善，而到《唐律》之时，已经有了关于亲属间长幼尊卑相为隐的具体规定，“相隐”的范围扩大为同居共财的亲属之间，不同财共居但在大功以上的亲属也可容隐，并将奴婢、部曲与主人的关系拟制为亲属关系 。可以说《唐律》中的规定，意味着“亲亲相隐”制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基本内容为此后的宋、元、明、清各代所沿袭。清末民初时期，“亲亲相隐”制度在《大清新刑律》、《中华民国刑法》等法典中得以保存，并逐渐实现其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程序与实体相衔接的近代化转型 。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种种原因，“亲亲相隐”制度被废止。直到201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决定，重新将富有“亲亲相隐”精神的内容，引入第188条之中。
“亲亲相隐”制度得以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存续并发展，在笔者看来，其基础有三：
其一，“亲亲相隐”符合人之本性。“制度出于人性，才有助于保证公平、高效，并与时因革、损益变通而长久延续” 。而“爱”是一个人最首要、最本质的属性。所谓“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因此，至亲之人犯罪，从“爱亲人”之本性出发，首先必然不会是高举“大义”之名检举揭发，使至亲之人身陷囹圄，而是为亲人之利益考虑并作出决断。“亲亲相隐”制度即是如此。它符合了人的本性，不强其所难，免去犯者亲属内心所面临的“私情”与“大义”之间抉择的折磨，因而更容易从情感上获得大众的理解，更容易得到执行。
其二，“亲亲相隐”符合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所倡导的“礼”、“亲亲尊尊”等伦理道德规范为历朝历代所推崇。“亲亲尊尊”原本是西周礼制的核心内容，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以等级制度为基础，依据社会成员地位的高低有别，而导致权利义务各不相等的社会。“亲亲”在于维护家庭伦理，保持父子、夫妻、兄弟之间的和睦关系；而“尊尊”则依社会等级的不同，分别确立自身所承担的权利义务。儒家提倡“礼治”，而“礼治”的本质在于“人治”，它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德主刑辅，先教后刑，承天意，顺民心。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为“亲亲相隐”制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而其所谓的“天意”、“民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人性”。在人之本性的基础上，在正统思想的影响下，“亲亲相隐”制度的存在，自然而然的被社会视为理所应当。
其三，“亲亲相隐”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必然备受争议，“亲亲相隐”制度鼓励的是亲属之间隐瞒罪行，对其所犯之罪不揭发，甚至提供帮助令其逃脱法律的制裁，而其最直接结果，便是罪犯逃脱制裁，正义得不到伸张，这与统治阶级利益岂非背道而驰？
其实不然，中国古代法更倾向于“家族本位”。家族内部实行“家长负责制”，而君主则作为全天下所有家族的大家长，对天下负责。因此，整个国家以各个家族为基础，国家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各家族内部的稳定与团结。如秦王朝那样实行连坐制度，亲人若仇龇，邻里相为敌，其必然导致的结局就是父子、夫妻、兄弟等人伦关系的失位，为保自身而失其本性。如此之家庭如何和睦，而家庭不睦，国焉能稳固。“亲亲相隐”制度则可视为以个案的正义为代价作出有限让步，以换取家族内部关系以及国家统治基础的稳固。这从长远来讲，更为符合统治者的利益。
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既然“亲亲相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统治阶级利益，那么关于危害到国家政权稳固的罪行，又如何呢？对此，代表着我国古代封建立法最高水平的《唐律疏议》有着明确规定：“谓谋反、谋大逆、谋叛，此三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各从本条科断” 。“谋反”即“谋危社稷”，企图危害君主或国家；“谋大逆”即“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企图侵害皇帝的祖先及挑战皇帝的权威；“谋叛”即“谋背国从伪”，图谋叛国投敌。 这三种罪名源自“十恶”，确立于隋律，被唐律沿用。“十恶”之罪一直是此后历代统治者重点打击的对象，而作为其中直接危害皇权及国家统治的“三谋”，则更是丝毫不容宽恕。
由此可见，尽管统治阶级期待以“亲亲相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巩固统治基础，稳定社会秩序，但对于直接危害到国家政权及统治者切身利益的时候，亲亲之间互相揭发则成为自保的唯一出路。“亲亲相隐”是有边界的，是并非涵盖一切罪名的。
二、“亲属拒证权”及其理论基础
“亲属拒证权”经常被拿来当做“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化产物。其实，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亲亲相隐”制度是“义务本位”的，强调亲属间有相互隐匿犯罪的义务，必须履行，否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相反的，“亲属拒证权”则是立足“权利本位”，赋予犯罪嫌疑人的父母、配偶、子女等亲属以相应的权利，使其有权拒绝证明该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并免于由此获罪。二者自出发点开始即不同路，其发展过程中或有相似或交叉，但终究不能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