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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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同时,国际上发生了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学界结合国际国内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宏观经济中储蓄投资失衡、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机制与约束条件、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态势、财政分权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效果和货币政策的选择等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
[关键词]经济波动;经济增长;结构失衡;政策效果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6-0001-07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同时,国际上发生了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学界结合国际国内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特别是对宏观经济中储蓄投资失衡、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机制与约束条件、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态势、财政分权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效果和货币政策的选择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储蓄投资失衡与结构失衡问题的研究
储蓄与投资的失衡是宏观经济失衡的一个表现。林桂军等详细分析了我国经济中各部门的储蓄与投资的具体状况,研究结果证明,在宏观经济层次上储蓄大于投资是我国经济近10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一失衡使得经常项目呈现顺差成为必然。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外资的流人具有挤出我国部分国内储蓄、形成资本外流的作用(1995年～2005年间,流人外资额约为我国资本流出总额的56%),也就是说,单从资金平衡角度,我国并不需要引进外资,现有国内储蓄足以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外资的流人客观上起到为国内资金创造流出机会的效应。本文的结果暗示,减少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单纯使用人民币汇率升值等短期政策是有风险的。[1]
邹卫星等从高积累的形成机制、高积累的循环加深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三个方面研究了中国投资消费失衡的原因,研究表明,中国投资与消费失衡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整体经济一系列特征所共同决定,其中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资本在效用中权重过大。基于财富效用和生产外部性的建模分析发现,资本在效用中的权重越大,生产外部性越高,则经济增长率越高,消费资本比越低。[2]
陈璋等研究也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储蓄率居高不下,并存在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他们运用一个结构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基本假设条件下储蓄率的变动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后发现,此现象是由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引进技术进步机制、劳动力过剩和强政府控制力等特定的中国宏观经济基本假设条件所导致的。[3]
祝丹涛认为,金融体系效率高的国家向金融体系效率低的国家输出“金融中介”功能,“帮助”其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结果前者储蓄小于投资,经常项目逆差,净输人资本;后者储蓄大于投资,经常项目顺差,净输出资本。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低,既造成储蓄“虚高”于投资和经常项目“表面盈余”,又造成资金配置过剩和不足并存,外资变成为国内投资融资的手段。通过引人国外高效率的金融中介完成我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我们已为此付出不少成本。[4]
项俊波利用1992年～2007年的宏观经济数据,构建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测度的指标体系,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结构失衡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从1992年的2.42增加到2007年的4.02,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程度总体上在增加。[5]
有学者还考察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曹源芳基于1998年～2008年的月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反应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彼此背离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彼此不成为对方的Granger原因,实体经济并不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也未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晴雨表”。[6]
二、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
我国2008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经济学界对造成价格波动和通货通胀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研究。
CPI与PPI倒挂是此次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尽管CPI与PPI之间的因果关系或非因果关系有多种可能的情形,但是贺力平和樊纲等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2001年1月～2008年7月间中国的CPI和PPI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所考察的时期内,CPI是PPI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后者经过1～3个月左右对前者的变动做出反应。这意味着在所有的考察期内,在影响以CPI衡量的国内通货膨胀中,需求方面的因素相对大于供给方面的作用,尽管需求和供给因素都共同地影响了国内通货膨胀的走势。[7]
陈建奇的研究发现,非对称供求结构是造成PPI、CPI倒挂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说,①我国消费市场具有供给过剩与稀缺并存二重性特征。工业消费品属于买方市场,厂商转嫁商品生产成本的能力很弱;食品及居住类消费品短期内供给缺乏弹性而难以迅速调整供求缺口,外部冲击造成该类商品出现短缺现象,由于该类商品消费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导致消费价格水平迅速攀升,从而主导CPI上涨及消费支出总量同向波动。②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特征促使投资总水平不断上升,加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而推动PPI的不断上涨。因此,投资需求的拉动是PPI总体增幅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③PPI几乎不向CPI传导,而PPI、CPI倒挂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驱动和消费持续低迷综合作用的结果。为此,宏观通货膨胀调控必须兼顾要素市场与消费市场的非对称供求结构,必须着力于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结构性调整。[8]
陈彦斌提出了包含需求拉动、成本推动、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四种因素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并运用2001年第1季度～2007年第4季度的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最小二乘估计比GMM估计更具有稳健性,在通胀的四个决定因素中,通胀预期对当前通胀的影响最显著,其他依次是通胀惯性、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9]
卢峰考察若干大宗进口商品经验证据以实证评估输入型通胀论,他发现,虽然结构性因素有一定解释作用,但新一轮通胀的主要根源应是过去一段时期总需求增长偏快和货币供应偏多,需要更多采用货币和其他总量型紧缩措施进行彻底治理。另外,中国在一些重要经济领域需求增量全球贡献度很高,客观上具有“巨型经济体”地位和影响,国际经济学标准理论中“小国模型”、“价格接受者”之类假定并不适用,理解中国经济成长具体规律,需要重视和运用大国分析思路和方法。[10]
周其仁认为,对物价指数的结构性分析并不能帮助人们认识通货膨胀。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应该到超发的货币数量中去寻找原因和治本之策。本轮货币过多的主要原因是开放条件下汇率机制的歪曲。在通胀已经形成的条件下,物价管制不但不能抑制通胀,而且会因为增加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而损害中国经济增长。反通胀要走釜底抽薪的路线,即校正汇率失衡、从紧控制货币总量。[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