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里的父亲梁启超:梁启超传
时间：2020-08-17 07:19: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哀时客、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国文坛上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物，他自1899年起提倡的文学革命开辟了近代文学理论探索和文学创作的新局面。而他本人的创作虽然成就并不很高，却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为新文学的真正发展开拓了道路。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谈到过
父亲曾经影响他们
父亲从小在家乡就被誉为“神童”，他很小就中了秀才，然后又中了举。之后他到了万木草堂，碰到了康南海（康有为），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在万木草堂，他跟康南海一番谈话之后，眼界大为开阔，知道了世界上的许多事，觉得不能再读那些古书了。从此以后，近代史上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里面，都闪现着“康梁”的身影。
“公车上书”算是父亲一生中很重要的事情，也可以说是近代学生运动的开端。到父亲二十五岁的时候，“戊戌变法”又开始了，在“戊戌变法”中有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光绪皇帝接见我父亲，却没有办法听懂父亲的广东话，而父亲又不会说“京话”，所以光绪只给他封了一个六品的小官。但是父亲在背后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舆论上，他在《清议报》、《时务报》上撰文鼓吹变法，由于他“笔端常带感情”，文章很能感染人，所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之后，父亲逃亡日本，在那里待了十几年。在开头那几年，他学习日文，看了许多当时日本翻译的欧洲的那些文章，思考了许多问题。后来他又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报》，他把国外的一些事情和观念写成文章，在开启民智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对于当时和后世的人们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经谈到过父亲曾经影响他们。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对我说起过在南开听父亲演讲的情况。
父亲把对其他子女的爱
全部倾在了我的身上
我跟父亲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他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他……
不算夭折的，父亲的子女一共有九个。我是他最小的儿子，在他喜欢的孩子里面，首先是我的大姐梁思顺，其次就是我了。这里面除了老年得子的原因，还因为我出生不久，我的第一个妈妈（李夫人）就得乳腺癌去世了，同时呢，我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出国学习了，这里面包括他喜欢的“大宝贝”梁思顺和“小宝贝”梁思庄。那一段时间，父亲很悲伤，也很空虚。我出生之后，他把对其他子女的爱全部倾在了我的身上。从我出生到他去世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给了我太多的爱。
他给国外的孩子们写信，经常会提到我。这些都可以在他的年谱长编里面看到。所以我跟父亲的关系是：他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他。我对他的书房“饮冰室”印象非常深，后来天津有关方面修复“饮冰室”的时候，多次找到我，然后根据我的记忆进行修复。
父亲晚年基本已经脱离了政治，在我出生前后，他已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一两岁吧，是跟父亲和我的母亲（王夫人）一起住在清华园。那时我们有时在北京，有时在天津（那里是父亲常住的地方）。我现在还记得在北京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吃西餐，回来的时候坐车回到清华园，还带着一个大大的蛋糕。
我常去父亲的“饮冰室”
在天津，我们有两处房子，一处是我们家里人住的，另外一处就是父亲的书房“饮冰室”。当时我们家有很多孩子，亲戚朋友的孩子也经常到我们家玩，那种大家庭的氛围，是很让人怀念的。“饮冰室”是父亲写作的地方，为了不打扰他的写作，那个地方一般是不准孩子们去的。让哪个孩子到那里去，简直是很大的奖励。当然我是经常受奖励的。有时候他写作累了，给海外的子女写信，常常把我抱到椅子上面，把着我的手以我的名义给大姐写信。他管我叫“老白鼻”，我则管大姐叫“亲家”。这里的亲家不是指“儿女亲家”，是“干亲家”，因为我大姐的许多孩子年龄都比我大，但是他们都是我的干儿子和干女儿，这是父亲给我们规定的，借此来增加整个家庭的幽默氛围。包括我的名字“老白鼻”，其实是“baby”的音译前面再加上个“老”字。
当时给我很深印象的，还有他书房里面的大书柜，上面摆满了线装书，他收集的许多珍本奇本，都汇集在那里。那时我只有三四岁，兴趣当然不在这些线装书上。让我感兴趣的，是他出国的时候买的一盒一盒的明信片，放在柜子下面。我去了他的书房之后，总是拿着那些明信片翻来翻去，就像看小人书一样，他有时也在一旁给我讲解。这样，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知道了达・芬奇，知道了米开朗琪罗。总的来说，童年的家庭气氛对我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
我觉得父亲的“一生多变”
是与时俱进
现在的人们评价父亲，大都会说到他“一生多变”。怎么评价父亲这个“一生多变”，我觉得，要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与时俱进”。时代变了，所以他才“不惜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你看，最初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参与“百日维新”，一起保皇，后来又分道扬镳，还有对袁世凯的态度，经历了“仇袁”、“和袁”、“倒袁”三个阶段，而这样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太多了。我觉得父亲的一生应该算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探索民族富强的道理，虽然走过弯路，但是目标始终不变。他一生著书立说也好，参与政治也好，始终没有离开这个目标。
父亲有一段时间曾经寄希望于袁世凯，但是那一段时间他是很矛盾的。他曾经想过成立国会，实行三权分立、议会制等，并通过袁世凯来实现这些想法。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想法虽然好，但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办法实现。尤其是后来袁世凯称帝，他又只能站出来冒着很大危险坚决反对袁世凯。后来他在天津策划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他的好学生蔡锷在那次活动之后去世了。父亲对蔡锷非常喜欢，也非常敬重。在我的记忆中，在“饮冰室”里面挂有一张大照片，就是蔡锷的。修复后的“饮冰室”也是如此，只挂有蔡锷的一张照片。蔡锷去世的时候，父亲是北平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为了纪念他的学生，父亲在北平图书馆的旁边建立了松坡（蔡锷字）图书馆，就在北海里面。父亲去世之后，他的一些书桌、文房四宝以及很多收藏的书籍，都根据他的遗愿捐给了松坡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
后来父亲终于绝意于政治，决心退出政治，专心搞他的学问。
但是他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离开政治。五四运动前，中国作为战胜国，山东的主权按理应该归还，但是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又把山东的主权划分给日本。父亲当时正好身在国外，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感到十分气愤。于是他写信回来给林长民，意思说中国要亡国灭种了。林长民又写了一篇揭露巴黎和会的文章，这个消息传到北大校长蔡元培那里，北大的学生随即起来抗议巴黎和会，这就是历史上的五四运动。
从国外回来之后，父亲的影响可以说是超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但是反过来说，在政治上，他依然是一个失败者，依然只是一介书生而已。
我觉得父亲的光环并没有影响我
父亲一生爱国，这也影响到了他的子女，我们兄弟姐妹九人可以说都是爱国的。我们中间有七个人在国外学习，然后通通回来参加国家的建设。我非常遗憾的是父亲去世太早。1918年之后，父亲绝意政治，曾经许过一个愿：六十岁之后他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教育子女上面。结果他五十七岁就去世了，所以我没能得到他的直接教育，否则的话，我的古文、国学方面的底蕴要比现在好很多。父亲很希望在他的子女当中能够有一个搞自然科学的，我现在搞工程也算是了却了他的一个遗愿，虽然这条路是自然而然走过来的，也没有去刻意选择。
有这样一个父亲，我觉得很光荣。也许有很多人觉得有一个伟人的父亲，身处他的光环之下对自己会有影响。在这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名人的后代只是名人的后代，事实上，梁启超是梁启超，梁思礼是梁思礼，我们是各走各的路。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很有前瞻性。虽然他很多的思想都没有能够得以实践。
因为父亲我被批成了
“保皇党的孝子贤孙”
父亲身后，人们一直对他褒贬不一，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有一段极“左”思潮的时期。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依然被认为是“保皇党”。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当时，这样的一个父亲，其影响无疑是会波及子女身上，但是我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我当时是在搞“两弹一星”，是属于尖端的技术，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否则的话我的命运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受到更严重的批判，被狠狠地打倒，这在那个时代里都是有可能的。即便这样，我也是属于“靠边站”的一类人，但在技术上还要用我。我的几个大哥哥大姐姐，都没有能够逃脱被批判的命运，而且他们的遭遇比我要更差一些。
在我们研究所里，造反派是占绝大多数的。当时这些所谓的造反派经常互相批斗，激烈的时候还会动手。后来我就躲开这些造反派，专心搞我的工作。但是家里还是受到了影响，造反派到我母亲（王夫人）的家里，把东西都抄走了。而我，由于在行动上受到限制，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在她的身边，也没能把她的骨灰保存下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后来我在父亲坟墓的旁边种了一棵树，并且把它命名为母亲树，以此来纪念我的母亲。■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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