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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利用(Biodiversity,Use)]

    时间:2020-03-06 07:24: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本文从多方面探讨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传统的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提高健康水平、降低人口数量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但是受高消费、能源需求、环境污染的制约。需要找到新的方法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可持续社会。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利用 资源管理 可持续社会
      
      背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生态系统功能的损失
      
      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承受人类活动带来的压力。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大量生物多样性消失。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悲剧,而未来我们还将不断听到。我们目睹了自然栖息地的大面积损坏和丢失,森林的过度采伐,脆弱生态系统不断退化以及气候的急剧变化,能够找到一大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但是人类活动是最重要的直接或间接的因素。如热带雨林,苔原和永冻层的物种灭绝和主要生态系统的缩小,就是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尽管这些数据可能不是绝对的,但是这种趋势却令人忧虑,而且自然栖息地丧失和破碎的效果才刚刚显露。
      尽管有许多多边,区域和国家的协议、法律和公约试图改善这_局面,但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仍在继续。在欧洲,在南亚和东亚,约50%的多样性已消失;在荷兰只有大约20%的原始或者受影响较少的生物多样性还存在。在中国,那些人迹罕到的自然生态系统保存相对完好。2002年,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提出了在2010年之前,要尽力减慢生物多样性丢失速度。而同时,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对于社会和经济的需求,却成了环境保护的障碍。
      2005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发表的关于世界生态系统等级水平显示:全球生态系统60%的功能已严重退化,其中包括支持、供应、管理以及文化功能。于此同时,对这些功能的利用,不管是作为原材料还是作为生活废物的吸收体,却居高不下且与日俱增!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已经超过了它本身承受能力的25%。
      显然,不管是对于政府、合作组织还是社区以及个人,本世纪最大的挑战就是实现自然资源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公约将可持续利用作为其三大目标之一,另外两个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自然资源开发利润的合理共享。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的要素上(化石能源、基因、个体、物种、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经济生产活动方式),核心落在了如何可持续的发展这些要素上。
      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的生态性主要体现在:选择什么来利用?在什么条件下利用?选择什么方式利用以及利用到什么水平?而它的社会性体现在:是谁以及利用何种方式,在何种情况下,为什么利用生物多样性?它的经济性体现在:开发的成本是什么,以及各种开发方式带来的价值是什么?分享所获利润是否合理?是否最大化地造福人类?这些成分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开发类型”。
      任何人都能找到两个生物多样性的开发类型,一个来源于他所拥有的或者说利用权力归属比较明晰的那部份(例如,食物的种植),而另一部分则是对于那些所有权并不明晰或者说公有的生物资源。绝大部分机构的研究集中于第一种类型,很少有机构涉及第二种类型。作为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注重这些公有生物资源(野生资源)并将提出以下问题:
      (1)在维持这些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功能过程中,什么是必须要做的?
      (2)在目前的开发过程中,什么是最强或最弱的环节?还有什么概念或者工具是我们能够引进的?
      (3)在可持续开发过程中,哪种开发类型必须被引进?
      (4)在各种类型中,在多物种环境(例如自然保护区)和传统的单物种环境下,生物多样性有多大程度的不同?
      (5)利用尺度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有多大?
      (6)在找到可持续利用这些自然资源的方式之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分析和弄清楚它们的结构和功能,以及人类的活动给它们带来的影响。
      
      什么是“可持续”?
      
      Sustainable(可持续)在被广泛的使用以及各种各样的翻译过后,它的意义似乎已经变得不那么明确了。现在以全球化社会生存的方式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人类所做的各种社会性以及经济性的选择给自然界太多的负担,并有逐渐超出这个星球承受极限的趋势。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一文,其中关于人类活动具有极限的说法轰动了世界。同年,“可持续发展”成为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主题。1980年,三大国际组织,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联合发表了环境保护战略计划,他们承诺将保护生物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中,生物资源是指自然环境中那些有可能被用尽的物种和生态系统。而后,布伦特兰委员会(The BrundtlandCommission)不仅引进了“可持续发展”一词,并首次给了它一个明确的定义“满足当代需求的同时又不损害后代的需求”(Meeting the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更重要的是,该委员会特别强调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并且加上了时间维度。
      如今,在各国首脑的演讲词里,在政治家的日程表里,特别是媒体上,全球可持续与可持续发展的说法随处可见。然而,与这些说法相比,更重要的应该是如何协调环境、经济以及社会资本相互依存的关系。一定意义上,可持续是一个诱人又有弹性却不准确的词。不管怎样,即便这一说法并不足以推动世界发展到一个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能够很好协调的社会,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加全面的方式或者概念来表示:自然环境为我们提供生活所需以及吸收我们生活废物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将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作为他的三大目标之一,在各种实现这一目标的工作计划里,委员会致力于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化石能源、基因、个体、物种、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经济生产活动方式),并且将可持续利用原则(也就是在2004年被委员会年会采用的所谓的亚的斯亚贝巴原则)作为他实现目标的工具。
      随着时间的变化,可持续利用的说法也逐渐被人们所提及。尽管一开始,它仅限于野生生物资源的可再生收获(自然保护联盟大会,珀斯(澳大利亚),1990年),但是从那以后,它的内涵不断被扩展。如今,它涵盖了可持续管理,可持续消费,可持续生产,甚至不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可持续利用的含义应该是:在生物多样性的消费性和非消费性利用过程中,生物多样性能够得到足够的时间恢复和维持。用金融的概念解释就是‘利用利息而非资本’。然而,随着食物资源波动以及多变环境因素的冲击,生物多样性的资本和利息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只使用部分利息,以便使资本能够产生足够 的利润余额。
      
      生态学中的生物资源
      
      有生命的生物资源的范围一直从基因延伸到整个生态系统,没有生态系统能够例外。而且,与石油、天然气、铁矿以及土地等资源相反,如果能够合理利用的话,自然资源是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再生的。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意味着,需要关注各种影响自然资源形成、功能表达以及丰盛度的因素,例如数量、出生率和死亡率、复杂性以及结构等等。另外,也需要考虑物种、人类以及生态系统如何抵抗灾难和能否从灾难中恢复。可持续利用需要理解那些潜在的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内在因素,并保证能以合适的方式利用。
      1977年,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Spitsbergen group of Islands)的探险活动,让人们对承载力这个概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此行的目的主要是研究驯鹿如何在北极区群岛恶劣的环境,到处是捕食动物,而且不可能大规模迁移的情况下,能够生存下来。它们的数量是如何调控以及它们最多的时候有多少?夏季嗜口植物的丰盛度,动物本身将这些食物转化为皮下脂肪层的能力以及冬季气候的状况一起决定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驯鹿的数量大小。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生态系统,而通常情况下的生态系统会很复杂!而后,在非洲和东南亚的研究表明: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生态系统的最大承载能力。例如,断乳期间剩余的食物,可获取的地表水,一年当中不同阶段不同质量食物的数量,种群的大小以及捕食。最近在研究干热环境下动物行为和生理进化表明:暴露在不同而易变环境中的动物,能将能量丢失减到最低。尽管对于动物数量与分布,它可能与最优捕食行为和反捕食对策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但目前,这方面的生理生态资料很少。很多时候,承载能力理论被认为是无用的,但我们认为,这一最基本的概念依然有其用武之地,尤其是当讨论生物多样性的占有水平时!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储备率。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分析一个生态系统或者是地域的承载能力时,我们需要了解其成分和反馈过程的关系。
      80年代早期,萨哈拉地区的国家正遭受一场从70年代―直持续到80年代的干旱。那些年里,平均降雨大约只有1900~1969的60%,这直接导致了牛群大规模死亡和粮食的歉收,从而饥荒和死亡便成了塞内加尔和喀麦隆之间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常见景象。这场干旱给研究干草原和热带稀树草原生态系统创造了条件。上述两种草原中,干草原主要是一年生草本,从而植被结构和产量呈现一年的周期性变化;而稀树草原则是多年生草本为主,其植被变化通常是先从边缘变化到一定程度,进而全部变化:这让人们了解了生态系统的动态、稳定性和恢复能力的特征。
      很久以来,生态系统被认为是具有自我平衡能力,因此随着时间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生态系统也是自我组织的:它们的动态变化本身就是一个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的反馈机制。一个生态系统的变化(短期的)通常与环境因素影响有关,而一旦这种影响消失,它就会通过负反馈机制回到原来的状态。
      随着生态学的发展,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非线性联系本身就是生态系统功能的一个特点。生态系统能够吸收一定程度上自然或人类的干预(非常有的),并能从其中恢复过来!这体现了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特征。起初,恢复力被认为是生态系统在不产生大的基本功能性变化的前提下,吸收消化外界变化和干扰的能力!然而,生态系统也有不同程度的滞后现象:例如,它自身从被干扰中的回复可能会遵循一条与通常观察到的不同的轨迹,而且速率也会不同。
      很多生态系统在长期或者严重的干扰之后,将不会再恢复到原有状态,它们会变化到另外一个状态。这种变化通常是急速而灾难性的。在污染和清理工作停止后,受污染的湖泊未必能恢复到原来清澈的状态;而过度放牧的稀树草原也很难恢复,以至于停留在另外一种平衡状态下。分析表明,这类生态系统已经跨过了承受的极限从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状态,这直接阻碍了它恢复到原来状态,除非在特定条件下。
      每一种平衡状态都有一系列的过程和结构进行维持,并拥有自己的恢复能力,从而恢复力能够被定义为能够引起一个生态系统从一系列的过程和结构转换到另外一种替代性的过程和结构的变化和干扰的数量!
      在同一个生态系统,反应可能是一个逐渐替代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快速的过程。因此,生态系统并不是只有一个平衡状态,而通常为多平衡状态。生态系统具有维持稳定性的一系列过程,例如和生产率和营养循环有关的一系列过程,也具有打破稳定性的一系列过程。生态系统的变化可以是连续的过程,也可以是不连续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延,生态系统不断发育。传统的观点包含:发育(r)、保存(K)、消亡(Ω)和重组(a)。发育阶段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例如,当一个种群发现一个富饶的地点以快速扩张;保存阶段通常是能量和物质的积累和储存;然后这个种群就会到最大环境容量并且维持一段时间。在消亡阶段,通常是因为环境条件的变化,种群数量急速减少;除非一些个体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重组阶段才会开启。这个所谓的适应循环正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复杂性变化的来源。
      生态系统的恢复性以及相关的一些概念和模型,是否足以帮助我们获取一个生态系统在不同压力水平下的行为,理解什么是干扰,进而能够评估可持续利用的水平以及修复那些退化了的生态系统。
      理解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对一种资源的开发应该在它的恢复能力范围之内,以免当把它转换到另外一个阶段后,用较低的可持续开发去修复它会变得很困难。同样,人类对某种资源的短期干扰和冲击,也不能保证这种资源能够恢复到它自然的水平。即便是在过渡开发停止几年之后,该种资源的恢复依然不见踪影,表明还有一些别的东西造成了这种资源的减少(这是在讨论渔业的禁捕时听到的)。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提供这些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干扰,通过消费性或其它非消费性的方式,以可靠的科学基础知识,使可持续利用成为现实。
      另外的关于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挑战是尺度,通常尺度定义为一定范围的空间和时间频率。许多生态研究集中在单一物种或选择的一些物种,通常时间和空间尺度都非常有限。
      因此,过程和特性描述的是很基础的,生态过程通常是非线性的。因此,当规模扩大并与时空异质性结合起来之后,要预测一个非聚合非线性过程时是非常困难的。同时,不同的组织特性也会在尺度扩大之后显现:个体层面的性别问题以至种群水平上的领域性问题。同样的,不同的尺度有不同的强势过程:光,营养以及与草类的竞争确定一株树在稀树草原的生长,而灌丛火烧和大象的密度,则影响着稀树草原林地的运行水平,塑造它的结构和组成。因此,任何扩大规模的方法都需要将越来越多过程的影响考虑进去,这些过程通常相互联系且具有不同的变化速度。
      这些方面使比例关系变得复杂,而一旦找到各种比例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必须考虑比例关系和恢复力之间的联系:如果一个干预改变了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那么它有可能也会改变它的比例关系,正 如这些关系所应用的那样,减少或扩大比例的范围。这同样适用于当一个生态系统从一个稳定状态变换到另一个时:当隐藏着的不同的过程变化时,比例关系同样也会发生变化。
      开始于70年代的区域森林动态项目,是一个巴西和美国合作案例,研究不同大小林斑的稳定性。在被隔离的15年内,很多林斑会丢失很多物种。只有足够大的林斑(大于1000公顷)才能保持住大部分物种。从而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手段进行森林群落的恢复。群落的尺度效应在其它群体上是否同样有效,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才能给出结论。
      
      利用:干扰生态系统的功能
      
      什么是利用?是草地畜牧业,是远洋渔业,是当地的农民从野生蜂巢中获取蜂蜜,是游人欣赏异地的风光或者天然栖息地中的野生动物,是饲养大象等等。这里把利用定义为:为了满足人们对食物、纺织品、水、医药、信息等方面的需要而从生物资源和自然环境中获取商品,从自然提供的服务中获取利益。利用的方式和程度依赖于获取的方式、经济社会因素、使用者、自然因素、还有资源本身。
      利用分消耗性的和非消耗性,二者的界限往往取决于利用的强度。利用指物理的收获或获取自然资源以满足食物、水和能量的需要。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利用都是干扰,也是捕食(Predat)。即让一个物种群体数量处于低于环境容量,物种还能延续并繁殖的水平。当人们从一种资源中获取自己所需时,已经有意或者无意的改变了那种资源的状况。资源状况的可持续性决定了利用的性质。
      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的非消耗性利用意味着在系统的弹性范围内利用这些资源的价值或数量。可以长期保持的最大可持续产量(MSY),或林学中的持续产量。如果要使羚羊、鱼群等野生生物的数量永远保持下去,免受灭绝的威胁。确定最大可持续产量就应该考虑到:影响种群数量的各方面因素,特别是环境容量本身与生态因素之间往往是非线性关系。实际上,这项工作是比较困难,例如草地畜牧业,无围栏的野生动物管理,非木材的林产品生产和北大西洋渔业。
      科学上的挑战在于设计一个利用的方案,这个方案必须考虑到资源本身的发展条件的限制和利用者的开发能力的限制。当前的收获模型假定动物的数量应该是稳定的。而正如我所指出的,稳定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就像人类社会也是相对稳定的一样。通常人们在考虑一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时总是没有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能够缓慢的起作用并导致变化,而只有这种作用积累起来引起巨大的变化时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Jared Diamond在“Collapsed”描述的,自然资源的非持续的利用,加上不科学的引导,无远见的政策和生态栖息地的破坏导致了生物种群的灭亡。
      因此需要从社会经济角度综合考虑生态系统动态和阈值的新模式。我们要把生态系统的弹性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弹性综合起来。需要合适的指标来衡量这些模式的效果。通过这种方法,赋予最优化利用和可持续利用一种特殊的意义。
      非消耗性的利用包括各种对生态系统不发生物质产出的利用。代之以提供信息,保护、调解、享受等服务。和消耗性利用一样,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到资源和利用者的系统开发模式。
      不是所有类型的利用都能相和协。这个问题对于消耗性和非消耗性的系统都存在,需要引起注意。对南撒哈拉的野生生物的利用和无围栏家畜放牧只是部分相容的,因为野生动物和家畜之间存在食物生态位的重叠。
      利用总是离不开经济学上的考虑。利用必须使我们的投入得到相称的服务或产品;它必须给人类带来比其他活动更多的利益。从这一点上说,商业活动和大牧场放牧,耕作农业,为生存而进行狩猎,捕鱼或者是游猎性质的旅游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环境随着时间和空间变化而变化,在一个地方商业化的捕猎利润丰厚,在其他的地方可能是奶牛厂或者生态旅游比较赚钱,这随开发者和他们所使用的开发手段不同而不同。总结起来,对于投入一产出的分析是发展方案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自然保护组织的工作中,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被作为一种手段来维持野生动植物的数量,包括保护地形。这种方法最初只是勉强被采用,但是最终得到了可持续利用准则,亚的斯亚贝巴准则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通过利用资源并赋予其一定的商业价值,只要还有市场这些资源就是安全的。但是很少有野生生物资源利用实例可以支持这个观点。正相反,在定量的系统中,实验和理论得到的结论完全不同。很多情况表明物种越稀有,它们的商业价值越高。经济学原理认为在投入高于产出的某一个点将会终止投入。但是,对于濒危物种,只有保证一定的数量才能使物种存活下来。这种效应导致了物种的灭绝(通常所说的阿利效应:种群的适合度与种群大小或密度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现象)。
      有四种因素导致了非持续的利用。首先,没有对限量利用规定严格的措施。其次是缺乏对公共资源的合法所有权的合理分割。这些公共的资源需要每个成员都承担一定的(保护资源)的责任。通常说来,资源如果没有确定的所有权,总是会有人想不劳而获。由于实践已经证明通过群体的自组织和调整,他们能够控制资源的使用权,防止资源的滥用,因此公地理论已经从导致“公地悲剧”的模型转移到了小型的基于群体占有的模式。但是,这种基于群体的管理很容易受到群体以外的因素的影响,而且对迁移性的资源的管理有效性很差。
      第三个原因是不断发展着的捕获技术。早期的捕获技术还能使资源维持在可恢复的范围内,然而现代的复杂技术能够找到最后一只东北虎和一株特别的兰花。总之,需要发展保证资源持续利用的管理系统。发展一个对于当代和未来都能接受的分配方式,需要克服社会和文化上的挑战。对于生物资源的平等利用权是其科学开发利用资源的前提。如果我们不对生物多样性进行合理的管理使之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这些资源将会退化、灭绝。正是这样的理念促使这些方案的实施。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生物多样性的利用问题,把他看作一种能够带来直接或者间接利益的商业机会。
      自从人类开始捕猎和自然商品贸易以来,私营的商业部门早已和生物多样性有扯不断的联系。但是直到最近,在这种商业关系中,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或者被视作这种关系里面的组成部分,人们仅仅是从中获取产品和服务,从未考虑到对它的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作用在这种贸易中的作用是很明显的,但是要改变现有的关系使生物多样性本身能够产生利益还是一个挑战。
      最近,壳牌国际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探索了能够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影响力的潜在的商业途径。其中的一些结论有:
      *世界上许多的地方的存在涉及生物多样性的商业机会,但是没有得到开发。
      *资本不是瓶颈问题,瓶颈在于找到能够从生物多样性开发中获得合理的回报的项目。
      *大型市场的转型需要重视。
      一些得到认可的商业机会有,生态农业,可持续森林利用,碳截存(是指二氧化碳的捕获、分离、存贮或再利用),取消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的银行业务。
      这样的生物多样性的利用需要人们改变对于生态多样性利用和 保护的观念。当前的模式仅仅使用了财政和经济学标准,我们需要使得生物多样性经济成为衡量一种保护措施是否成功的标准。通过积极参加到各种智囊团和各种论坛中去,努力把这种理念应用到生物多样性的实践。
      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要想取得成功,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通过经济方法让生物多样性利用商业化,使生物多样性由公共财产变成私人拥有的商品,这将引起人们的激烈争论,而且很难达成共识。现在提出的生物多样性经济可能会比传统的更为有效,但是免费利用的问题依然存在。由此引起了要不要在生物多样性利用中引进经济模式。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使用者:人是主体
      
      许多研究机构致力于研究自然资源利用的社会经济复杂性,有两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个是利用的策略。就什么时候怎样对生物多样性进行利用,最终决定需要考虑到一系列的复杂因素。有些因素和决策者自身有关系,如可用的时间和技术,回报和其它途径的收入是否有优势。更重要的是不受决策者控制的因素,如政策、法规、竞争等。
      在马里农猎者采用一种和当地专业捕猎者不同的决策模式,这两种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最优值。他们对资源有不同的估价并且对于收获水平有不同的定义。我们需要分析这些模式,并且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适用的准则作为可持续利用的总指导。
      要想使生物多样性利用能够可持续,就不得不考虑贫困问题。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为了获得食物、能量和避难所,是不会顾忌环境限制的。要想使他们目前对资源的利用朝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首先要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在非洲南撒哈拉的大片地区,由于人口增长,产品缺乏市场,土地面积减少和草原退化,农业成了人们的生存的根本。由于这样的农业不足以保证基本的收入来源,人们需要寻找其他的途径来增加收入。如果降雨量不够,对于土地和资源的压力会骤增。再加上农产品价格很低,绝对的贫困是必然的结果。生活来源的途径越少,人们对于降雨量和产品价格的波动也就越敏感。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人们缺乏生存保障,人们采用了一种短期的生存对策:力量分散,高出生率,高迁移率和很多孩子是导致这种状态的社会经济原因。生态学家称之为r-选择(r代表繁殖率)。与之相反的是K-选择(K代表承载能力)收入长期得到保证,生活质量提高是发展动力,但是以高环境消耗为代价。
      南撒哈拉地区表现出来的人们生产活动分化的现象并不是发展的迹象,而只是人们对于生存的绝望表现。扶持项目能够带来提高收入的机会,但是一旦终止,原先各种好的蓝图也都随之终止,人们又去另谋生路。因此,那些提供农业技术知识,机器和化肥的项目往往不是很有效,很少能真正带来财富。通过在西非地区的调查发现偏远地区的土地所有者们能够最大限度的从土地获得利益;很难有没有被开发或者开发程度还不够的!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提供大范围的农耕之外的经济活动,以保证基本的收入和基本的生存条件。建立额外的经济发展途径将会打破贫困à高出生率à环境恶化à贫困的死循环,从而减轻对于土地的压力,刺激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帮助落后地区恢复。
      上面的措施不仅仅针对非洲的,也适用于地球上其它的贫困地区。全球范围内差不多有40亿人年收入小于1500美元,这是维持基本生活的必要条件。其中大约有40%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1美元。让这些人从收入金字塔的最底层走出来是消除社会不平衡和减少环境退化的根本途径。在非洲,使人们不再通过消耗性利用来提高收入。需要理解贫困背后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法规的因素,才能找到生物多样性持续性利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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