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考释_简牍的起源

　　摘 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简牍与甲骨的起源孰先孰后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章认为简牍起源于尧、舜、禹时代，而其广泛普及的时期在商、周；盛行期是战国至东汉末年。简牍与甲骨是并行于世的文献形态。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简牍不仅是使用时间最长，而且也是使用范围最广的书写材料。
　　关键词：竹简木牍 龟甲兽骨 出土文献
　　中图分类号： G256 K877.5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2）０1－0137-04
　　The Origin and Its Related Problems in Bamboo Slips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the academia carries divergent views about which is the priority one between the bamboo slips" origin and bon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amboo slips originated in the era of Yu, Shun and Yao, gained wide availability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y, and achieved its wide popularity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and bones are parallel in the world literature form. Before the widespread use of paper, bamboo is not only used for the longest time, but also the most widely used as writing material.
　　Keywords Bamboo and Wood Slips； Shells and Animal Bones； Controversial Issues；Unearthed Literature
　　简牍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简，书写文字的竹片之称；牍，书写文字的木板之谓。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简牍与甲骨的起源孰先孰后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这主要是由于简牍时代甚为遥远，以往出土文物匮乏所致。20世纪初以来，甘肃、湖北、湖南、内蒙等17个省、区有大批简牍被发掘出土，不仅出土地域大大扩展、时代距离拉长，而且数量不断增加，有许多内容是全国首见或仅见的，为其深入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资考证的原始资料。本文谨遵前贤提出的以“纸上之材料”（传世文献）与“地下之新材料”（出土文献）互为证据的“二重证据法” ［2］，对上述问题作探究考证，并提出一管之见，以求教于考古学专家，使讨论逐步深入，并供古籍整理工作者参考。
　　1 简牍的起源问题
　　有学者认为简牍起源于西周［3］；也有学者认为简牍起源于商代 ［4］,笔者则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的梳理考辨和潜心研析，认为简牍起源于尧、舜、禹时代。
　　19世纪以前出土的简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有效保存下来，但从古文献的记载中仍能略见一斑。《汉书·艺文志》载，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从墙壁中发现了战国的竹简古书，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凡数十篇。这些珍贵的古籍采用与当时传本不同的古文抄写，称“古文经” ［5］。《晋书·束皙传》载，晋武帝太康二年，河南汲郡有人盗战国魏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统称“汲冡书。”流传至今的有《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6］。《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南齐建元初年，湖北襄阳楚墓被盗，发现竹简十余枚，为《考工记》的部分内容［7］。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共有8次发掘出简牍。影响较大的是1899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塔里木河下游的古楼兰遗址，发现了晋木简120余枚；1907 年至1909 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甘肃疏勒河流域发掘出汉代文书一千余件，即“敦煌汉简”；1930-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等人在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河流域绵延几百公里的汉代障隧遗址中发掘出简牍一万余件，即闻名世界的“居延汉简”［8］。
　　全国解放后，国家对考古工作极为重视，组织人员有计划地进行科学发掘。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简牍实物有20多次被发掘出土，如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出秦简1157枚［9］。汉代简牍出土较多，仅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在额济纳河原居延汉简出土遗址就发掘出19000余枚；1993年从甘肃敦煌悬泉遗址发掘出汉简近两万枚［10］。此外，1996年10月在长沙走马楼发掘出三国吴简15万枚，超过了以往所发掘简牍的总和，使全世界为之震惊［11］。
　　从对古文献和出土简牍的考证中可获得如下认知：华夏文明古国早期书写文字的材料中，简牍优于甲骨、金石和缣帛，且使用时间最长。《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殷先人”指先祖成汤；“有册有典”据孔颖达《疏》解为“有策书有典籍”［12］。由此可见，商王室从始祖成汤起就拥有简策文献。
　　进一步考证简策，还可以往前推。据《呂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夏末，“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 ［13］。既然夏桀有“太史”和“图书”，则其后的商汤当亦有之。《吕氏春秋》的作者比我们要早两千多年看殷商，应该比我们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史记·殷本纪》云：“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14］代桀灭夏这样的大事自当载诸典册，以期流芳后世，流传至今的商书中，第一篇即为《汤誓》。上述事例可证商前的夏王室也拥有简策文献。
　　《墨子·明鬼》历数古代记载鬼神的书籍云：“故尚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 ［15］《汉书·艺文志》关于夏、商代有简策文献的记载有多处，如：“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此语告诉后世，孔氏编《尚书》，从中选了一百篇。遗憾的是，其中《商书》留传下来的仅五篇。据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纪言，右史纪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16］既然设立史官书事记言为古之帝王皆有，显然也包括夏、商诸王。可见夏、商代的史官是留下了较丰富的记载诸王言行之简策文献的。《汉志》的这个记载可以说是“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及商王室“有册有典”的具体解释，并作为印证。 　　此外，《隋书·经籍志》载有：“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六家》载有：“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17］仅就上述所引文献的史实，便可说明“书之所起远矣”是有所凭籍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先秦文献还屡引商代之典籍中的史料，如《左传》引《商书》文；《尚贤》引《汤誓》文；《明鬼》（下篇）引《商书》文；《非命》引《仲虺》之告文等等。由此可见，虞、夏、商、周四代之典流传到周代还比较完整，直到春秋战国，时人还读到了四代之文献。经历了许多个朝代之后，四代之典大多散佚，流传至今的主要有《商书》，即今文《尚书》中所收的五篇：《汤诰》、《盘庚》（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微子》。［18］
　　《墨子》云，三代圣王，对要事“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19］三代圣王，即尧、舜、禹。据此，简牍的使用可推到尧、舜、禹时代。又据上所引，世代史家、学者、王臣皆曰孔子编《尚书》“上断于尧”。另从考古发掘来看，甲骨文已有“册”和“典”字［20］。甲骨文中“册”，象征着一捆用两道绳编连起来的简。“典”为上下结构，象征着把“册”摆放在“几”上。如此论之，简牍起源于尧、舜、禹时代是有根据的。
　　事物的发展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零散的不规则的原始竹木的契刻、书写，至完善成册典籍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上古原始人类以结绳、契刻纪事，进而发展到简牍、甲骨、金石和缣帛。随着文字的产生发展和书写条件的成熟，至尧、舜、禹时期有成形的简牍是完全可能的。而其广泛普及的时期，应当在商、周；盛行期是战国至东汉末年。
　　2 简牍与甲骨并行于世
　　与简牍的起源相关，有的学者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龟甲兽骨是最早的文字载体，竹木简牍要晚于甲骨出现［21］。这一观点同样值得商榷。我们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简牍与甲骨之起源孰先孰后，它们是并行于世的文献形态。
　　据已有的考古成果，“论定甲骨文是殷代后期从盘庚迁殷到纣辛灭国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年这一段时期的遗物。”［22］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字已趋于成熟，并广泛使用。其时有很多原始森林，竹木丰茂，简牍取材方便，制作简易，书写适宜，而甲骨制作复杂，书写不易，传递笨重，时人不可能不懂得取舍。据考证分析，其时甲骨不是文字记载的主要载体，担当主要记录载体的应该是竹木简牍，典册才是殷王室的文书。除简牍之外，还“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 ［23］。
　　甲骨作为文字载体的范围是狭小的，也是特定的。其使用期及广泛程度，皆远不能与简牍相比。1936年6月12日，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殷墟甲骨17096片，其内容主要是占卜记录，夹有少量的刻辞与殷历［24］；1977年陕西岐山发掘出西周时期的甲骨1.7万余片，内容与殷墟甲骨相似［25］。从本质上说，这些甲骨是档案而不是书，因为其文字记载只为事后作稽核之用，很难起到传播知识、交流思想、总结经验的作用。
　　曾有学者认为，古之册即龟册（卜辞），龟册是书籍的一种原始形式［26］，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书·金滕》记叙周灭商后武王病重，周公为之祷于先王，而后“纳册”于金滕的故事。原文为：“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归，乃纳册于金滕之匮中。王翼日乃瘳。”后来成王“启金滕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 ”［27］值得注意的是，“册祝”这件事是在“卜三龟”之前，即史官捧读祷文之后才卜龟。此可证“册”与“龟”实为含义有别，两者同时并存。再者，既然周克商才二年，周既“册祝”又“卜三龟”，说明商代亦然。可见，简册与甲骨文同时并存于殷商时代，它们共同记载了商文化。
　　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简牍不仅是使用时间最长，而且也是使用范围最广的书写材料。这从我国解放后出土的简牍中可以得到证明。1975年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1155枚秦简，内容有编年记、秦律、日书、南郡守滕文书、治史例等；1959年甘肃磨嘴子6号东汉墓出土竹、木简504枚，内容为儒家经典《仪礼》；1972年山东临县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是古代兵书，其中有久已失传的《孙膑兵法》；1983年从湖北汉陵张家湾地区西汉初期墓葬中获得竹简1000余枚，内容有奏议书、盖庐、算术书、脉书、历谱、日书、遣策等［28］。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发掘出的“三国吴简”，内容可分为符券类、簿籍类、书檄类和信札及其它杂类等，涉及司法、财政、赋税、户籍等多个方面。
　　再从我国古书之最看简牍，春秋后期的《诗》、《书》、《易》、《礼》、《乐》、《春秋》，皆书于简，成为我国最早的著作。战国时期，奴隶社会崩溃，封建社会兴起。与其相适应出现了“百家争鸣”，产生了许多代表人物，形成了许多学派。有不少著作传世，如《论语》、《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管子》、《韩非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吕氏春秋》等，这些“子书”多书于简牍。我国的第一部词典《尔雅》，第一部记传体史书《史记》，第一部断代史《汉书》，最早的诗集《诗经》，最早的兵书《孙子》，也书于简牍。自然科学方面，《考工记》记载春秋末年齐国30多项手工生产设计规范及制造工艺；《度地》、《地图》、《地员》记载地理、地图、土壤；《地数》记载矿床学的知识，这些文献都是靠简牍流传下来的。另外，最早的天文历算著作《周髀算经》，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以及最早的分类目录《七略》等等，皆先书之于简牍［29］。
　　由此论证，简牍的使用范围是很广泛的，内容以文书类、著作类为主，涉及方方面面。从国家的法律条文、官府文书、史料、儒家经典、诸家著作、军事、医学、数学、自然科学著作，到民间使用的历谱、田租赋税、商贩契约、杂事记载都用简牍。甚至儿童习字、书信来往、通行关口特用凭证等皆靠简牍，真可谓无所不记。在当时，上至帝王将相、豪门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白发须眉，学龄童子，无不使用简牍。 　　《太平御览·桓玄伪事》载桓玄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30］可知在4世纪末的东晋中期，人们仍在使用简牍，经统治者颁令后才废止。由此算来，简牍在中国的使用历史至少有3000余年。
　　3 结语
　　综上，简牍起源于尧、舜、禹时代，是与甲骨并行于世的文献形态。简牍无论是使用年代的久远，使用范围的广泛普及，还是所载内容的丰富广博，形式对后世书籍的影响，都确实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它记载了中国的科学文化、古代典籍、历史沿革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和进步。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简牍被轻便而价廉的纸张取代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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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金明生（1953-），男，浙江师范大学研究馆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信息资源管理；樊瑞翡（1960-），女，浙江金华教育学院图书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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