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看”到顺从] 被下药顺从
时间：2019-04-22 03:29: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造成包法利夫人悲剧的原因已经被无数学者探讨，本文的侧重点不在于分析造成其悲剧的成因，而是对其进行一种女性主义的解读，通过女性陷入的“被看”与玩物的境遇、渴望沟通的心态、双重道德标准下的自审以及顺从的内化四个方面的分析，为现实社会中寻求自身解放的女性和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一种反观的视角。
关键词：被看；玩物；顺从；内化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在传统的男权话语下，女性的形象处于一种“被看”的境遇，成为一种消费的对象，或受到赞美欣赏，或被注视与把玩。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夫人——爱玛则因为没有全身心地献身于丈夫和孩子而被界定为与“天使型”相对的“恶魔型”女性形象。这里，我们运用女性主义视角的透视，通过在男权社会话语下女性陷入的“被看”与玩物的境遇、渴望沟通的心态以及女性不自觉地将男权话语对自身的界定内化为自身的愿望与行动的分析，为现实中女性自身的解放和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一种反观的视角。
一 “被看”与玩物的境遇
在父权制社会结构中，女人所代表的仅仅是一整套的自我牺牲和为他人服务的恭顺品格。而且在男性视角中的女性也被限定、被制约、被束缚为一种客体物的存在，成为了一件衣服、一种装饰和一种“被看”和被消费的对象。
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典型。地主罗道夫与包法利夫人爱玛的交往便充分体现了传统历史文化语境中女性所陷入的一种“被看”与玩物的境遇。罗道夫，一个法国大革命造就的外省地主，一个风花雪月的情场老手，他与爱玛的交往首先起始于他对爱玛美貌的垂涎：“这位医生太太（爱玛），倒是个漂亮女子！齐斩斩的牙齿，黑亮亮的头发，小小巧巧的脚，那模样……”而罗道夫对爱玛的想念，也完全是出于一种对美丽物品的喜爱，“他觉得爱玛俏丽，便忍不住想她”。甚至，罗道夫还像在购买物品时需要比较一番一样，他禁不住拿爱玛与他以往的情人作以对比，从“我就喜欢皮肤白的女人”的需求出发，发现爱玛“尤其鲜润得多”。而且，因为“那滋味，一定缠绵，一定迷人”，所以，爱玛成了一件“投中了”罗道夫的“标”的一件商品。
从爱玛“被看”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她只是被当做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中较为显眼的一件而已；而她对罗道夫的最初吸引，也不过是由于她“皮肤白”、“鲜润”、“缠绵”以及“迷人”的“滋味”而已。
爱玛成为了“被看”的物品，除了具有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使用价值外，还在于其实用价值，即：充分满足了罗道夫的新鲜感、虚荣心，和寻乐的情欲观念。“爱玛是那样漂亮！而且，罗道夫占有过的女人中，这样真诚的委实不多。这种恋情毫无放荡的成分，对他来说是一种新鲜事儿……既顾全了他的自尊心，又满足了他的情欲……”；而且，他发现这场恋爱“还有乐趣可寻”。所以，罗道夫对爱玛也极尽物的使用价值，极力满足其作为消费者的控制欲、占有权和驯化的欲望。“他毫不尊重爱玛的廉耻心，把它改变为顺从和堕落。”在以罗道夫的视角“看”过之余，一种对物品的喜新厌旧的念头萌发了，“只是过后怎样甩脱呢？”
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话语当中，女性的内涵早已经被置换为价值客体，而女性的形象也不过成了男性中心话语中“空洞的能指”。在整个过程中，爱玛成了一种客观化的存在物，成了一种仅供消费并且在厌倦之后还要被当作垃圾处理掉的废品。这在后来罗道夫许诺爱玛带她私奔前的行为言语中便不难发现：罗道夫“下了狠心”地挥手自语道：“无论如何，我不能抛弃家园，何况还带着一个女孩子（爱玛的小女儿）的拖累”，“再说，难看，尴尬，还有开销……啊！不成，不成，一千个不成！”在这里，罗道夫的利已主义与逃脱责任的消费心理得以充分暴露，而爱玛“被看”与玩物的境遇也不言自明。
爱玛不仅在与罗道夫的交往中处于这种境遇，在与莱翁等其他男性的交往过程中，她的这种处境也都被充分体现了出来。在男权话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爱玛只不过是一种肉欲的满足，一种感官的消费，一种“物”的短暂的被占有和消遣而已。爱玛所面临的也只是“被看”与玩物的境遇。
二 渴望沟通的心态
女性被限定在男权话语之下，她们渴望寻求精神的抚慰，渴求着真正的沟通与交流，就像爱玛对爱情的渴望一样，仿佛是一条眼巴巴望着水的案板上的鱼。
爱玛曾经憧憬着美妙的婚姻，渴望着心与心的交流。然而，她却发现她与包法利“生活上越是接近，心灵上越是隔远”。于是，她便在心中更加渴望着“哪怕是偶然的一次，如果他愿意听她倾诉，她觉得千言万语会立刻从她心里涌出来……”然而，数千年来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在不知不觉中好像患了“失语症”一样。尽管爱玛“希望心里话对男人倾诉，可是这种情怀难以捉摸，像云彩一样变幻莫测，像风一样飘忽流转，又怎样向人诉说呢？”而作为丈夫的包法利是不能理解她的，除了“对她的痛苦居然一无所察”外，他还“自以为使她幸福”，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作为情人的罗道夫也是不能理解她的。面对爱玛如火似焚、语无伦次的思念表白，罗道夫“一点也不觉得新鲜”，更由此认为“爱玛和别的情妇一般无二”。在他眼里，“爱情的新鲜感恰如衣服，慢慢脱掉，裸露出亘古不变的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方式，千篇一律的语言。”作为情场高手，罗道夫根本“分辨不出同样的话语却表达了不同的感情”，也根本不会相信爱玛这些话是“出于一片真心”。
在男性话语权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中，一旦女性这种“被限定的自由”超出了所谓的界定而转化为独立的追求与挑选时，便被冠以所谓“不自持”和“厚脸皮”之类的美名。同样，现实社会中也有无数面临干渴且患有“失语症”的女性仍旧在孜孜以求地寻求着自己的梦，更有无数自认为很成功并且“使妻子幸福”却忘记了“给予水”的男性依旧生活在自己的梦中。包法利夫人渴求理解与沟通的情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的视角，即：在越来越商业化的今天，在人们的脚步越来越匆忙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不让那条在“案板上的鱼”干渴至死、怎样做才能更好地促进两性间的交流与沟通，这是两性之间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然而，对爱玛而言，“那条案板上的鱼”终究还是面临着干渴的危险，她寻求理解永远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而已。
三 双重道德标准下的自审
男性在降低和贬低女性的同时，也不断地塑造出符合他们利益与要求的贤良、温顺、以家庭为中心、默默奉献的“伟大的母亲”“纯洁的妻子”的理想女性形象。在男权话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之下，对男人与女人的道德标准的划分也有了双重性。女性的真实性被遮蔽了，而她们又会在不自觉中用男性所界定的道德标准来审视和评判着自己。
无人理解无法沟通的状况使爱玛陷入了精神与道德的夹缝中。爱玛在思索着，“她守身自律，究竟是为了何人？他夏尔难道不是一切幸福的障碍，一切痛苦的根源？她好像被一根皮带从上到下，捆得紧紧的，无法动弹……”于是，爱玛便由此生出了种种怨恨，她不禁陷入了痛苦的迷惘中，她想到了她渴望的一切、放弃的一切以及本可得到的一切。当她第一次生出与人私通的欲念时，她感到仿佛陷进了污泥之中，不觉吃了一惊，甚至感到了自己念头的可怕，并禁不住开始自责起来。她开始扪心自问，叩问自己为什么嫌弃自己的丈夫夏尔，叩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对他好一点。于是，在道德的自审下，她听取药剂师欧梅的建议开始鼓动丈夫去施行一些“矫治畸形足的手术”，并满心希望着“来个名利双收”。因为她现在所依靠的，“不过是一件比爱情更坚实的东西”。
爱玛之所以会“陷入污泥”，“不觉吃了一惊”，“扪心自问”，正是根源于男权话语下对女性所谓的“要以家庭为中心”，要“默默奉献”，要学会做一个“纯洁的妻子”“伟大的母亲”的道德要求与评判。
然而，丈夫手术的失败使爱玛惟一的希望又破灭了。爱玛开始“后悔过去不该为了夏尔，为了这个家伙，……还流着眼泪悔恨失身于别人”。爱玛用道德的标准在希望与失望中徘徊着，而这种所谓的道德标准最终却无法抵过以罗道夫为代表的金钱享受和欲望的诱惑，在对丈夫彻底绝望之后，在与罗道夫私通之后，爱玛眼里以往的“贞洁”倒好像“成了一种罪孽似的”，那残存的一点贞操，也在麻木的猛烈冲击下“土崩瓦解了”。
这种所谓的道德标准为什么会“土崩瓦解”呢？这种所谓的道德标准又是为了谁的便利呢？这一问题可以从罗道夫的行为中找到答案。对于经常寻花问柳、花前月下的情场老手罗道夫而言，根本无所谓道德的自责与审判，他可以有一打情妇，可以经常更换。而究其原因，正是由于传统文化语境中形成的道德标准的双重性所致。
四 顺从的内化
女性的被限定是一种悲哀，女性的“失语症”和无人理解也是一种悲哀。然而，更悲哀和可怕的却是，女性早已习惯了这种男权话语的界定，不仅对此加以肯定和认同，而且还自觉地将其内化为一种愿望与行动。
社会赋予男性的优越权让爱玛羡慕不已，在罗道夫与爱玛谈起他的生活时，爱玛便忍不住发出了感慨：“可我们这些可怜女人，连这种消遣都得不到。”其中的语气，充分表达了爱玛渴望与男性一样享受几乎可以不受道德审视的自由的愿望。接着，爱玛又渴望生个男孩，“她之所以想生男孩，是希望对自己无能为力的过去作以报复。男人再怎么说也是自由的……而女人呢，却始终受到禁锢，温软怠惰，软弱顺从，不但肉体上软弱无力，就是在法律上也依附于人。”因此，当爱玛被告知她生出的是女儿时，她“扭过头，昏了过去”。
从爱玛想生男孩的愿望中，我们不难看出她对两性的关系和地位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然而，可怕的却是以后的她已经自动地认同并实践着自己作为“依附”的存在。
首先，爱玛有种强烈的想要依附于婚姻的想法。尽管她已经嫁给了包法利先生，可她还在幻想着“会不会遇上另一个男人”，并试图想象着另一个男人“一定是相貌英俊，头脑聪明，出类拔萃，招人喜欢”，想象着也许她还会因此而“住在城里，街上车水马龙，剧院人声鼎沸，舞厅灯火辉煌”。她的“生活的兴奋”完全来自于对一个有钱丈夫的依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世纪中叶的法国社会中女性的附属地位。
其次，爱玛更是试图把自己的命运绑定在别人身上，自觉地去填充着作为男性附属物的这一语境中的空白。当爱玛第一次萌发了要与莱翁私奔的念头时，她首先考虑到的是，如果有一天莱翁不再爱她时，能指望谁来救助她。而后来，她又认定罗道夫就是她的“一切”，是她的“国王”，而她不过是他的“女仆”。
最后，在这种思想的渗透下，爱玛更是把男权话语下的女性被当作玩物和商品的观念内化为了自己的行动，甚至成为了一种习惯：“就是为了他（罗道夫），她才……细心地修剪指甲……她才戴首饰，戴戒指，戴项链。每次他要来，她就在两只蓝玻璃花瓶里插满玫瑰，把房间和自己打扮一新，就像高级妓女等候王子驾临。”此时的爱玛已经把曾经的一种被动地位转变为了主动的自觉自愿。她不仅仅将命运依附、绑定于他人身上，也不仅仅是“女仆”，更成为了一种可以随时抛弃的商品和玩物。
五 结语
当们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对爱玛进行分析时不难发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包法利夫人已经变成了一种形象，一个概念和一个符号：一个美丽得沦为“被看”和玩物对象的物化了的符号；她是一个充满憧憬幻想，渴求沟通的雕像；她是一个试图摆脱枷锁和桎梏，追寻着不属于自身东西的概念表征；她是一个向往男性的权力并将其内化为自身服从意识的符号；她是一个为现实中的人们提供一种反观自身和两性关系视角的形象。
参考文献：
[1] 福楼拜，管筱明译：《包法利夫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 马睿：《跨越边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突破》，《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 郑国庆、南帆主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4] 潘建：《莉莉·巴特：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
作者简介：郭向宇，女，1980—，河南遂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英语教学法，工作单位：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