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与世俗 [“崇高”与“世俗”的二维观照]

　　[摘要]革命历史小说在追寻自己的审美价值时,一直是力图在“崇高”与“世俗”之间找到某种契合。本文试以革命历史小说中典型性文本《红日》与《苦菜花》为例,窥探文本是如何对“崇高”与“世俗”进行二维建构的。
　　[关键词]崇高;世俗;革命;伦理
　　
　　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崇高”的基本内涵就是人对有限的体悟和超越,它直接和人的心灵意义联系在了一起。朗吉驽斯在《论崇高》中提出的崇高美学标准,大大开拓了人们对艺术本质的新认识。朗吉弩斯的意图是找出崇高风格的因素,依他看,有五种,即“掌握伟大思想的能力”,“强烈深厚的热情”,“修辞格的妥当运用”,“高尚的文词”和“把前四种联系成为整体的……庄严而生动的布局”《论崇高》从审美的范畴首次提出了崇高的概念,这是朗吉弩斯对西方美学最重要的贡献。“崇高”在朗吉弩斯之前就已出现,但那时仅限于修辞学的范畴。朗吉弩斯并不否认崇高与修辞的联系,但他赋予了“崇高”以更为广阔的内涵。
　　如果用朗吉弩斯的“五个因素”说来衡量十七年文学(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可以感知到文本里具有“崇高”的审美韵味。尽管“崇高”是个美学意义上的范畴,但是在社会伦理价值判断的意义层面上,它更多地被用于对人们精神境界、道德水准、处事行为等方面的评价。“世俗”则是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以日常物质话语方式存在着。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世俗的价值趋向于粗鄙,它与崇高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世俗”一词,本来应该与“神圣、崇高、精英”等概念相对。它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与宗教的天国、彼岸、神圣等意义相对的世俗生活,包括儒家的制礼作乐、安邦定国,也包括平常人的日常生活。狭义的“世俗”,则特指脱离开了形而上的精神的追求,指以日常生活、物质生活与欲望为价值标准的生活及精神状态。就中国传统而言,以儒家主流文化为依托的传统理性虽然是以现世生活作为价值理念的标准,但是儒家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有着自己的一整套的伦理和道德体系,有着完整的宇宙观、社会观和道德理想追求;与之相比,以宋元以后出现的市民文化或市井文化为依托的世俗理性则以日常生活及物质欲望为价值准则,如发财、致富、娱乐、享受以及对于性的追求等。世俗的生活过程多注重世俗理性,注重世俗生活的价值准则,其理性标准较少关注形而上的精神性的一面,而较多关心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世俗生活的一面,即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即如何在文学这一领域贯穿“崇高”的价值观念,并用“崇高”的价值伦理来提升广大工农兵的思想境界,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换一种表达方式,此时期的主流意识写作话语是要继续继承“五四”以来的“启蒙”姿态,还是必须以双向改造的方式进行――既对文学接受者的改造,同时又是对写作主题自身的改造。这是我党即将执政与执政后面临的重大课题。要在文艺领域解决这样重大的课题,必须首先要摆正主流意识写作的姿态。因为写作姿态影响着文学受众的阅读心理与接受效应。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广大工农兵由于长时期受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添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如何把来自党的民族国家想象的宏大的崇高价值与民间乡土俗世的伦理价值统一于此时期的文本中呢?可以说,《红日》、《苦菜花》和十七年文学的其他文本在价值追求上都很好地贯彻了“讲话”中蕴含的“普及精神”。文本把极其崇高的价值理念和俗世的伦理价值判断很好的统一起来。“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政党所从事的动员民众、夺取政权的革命所面临的问题,是他考虑文学问题的出发点。”
　　在对日常生活的诗意表达中,将崇高的价值判断融于世俗的生活过程一直是十七文学审美追求与伦理诉求。不可否认,“对日常生活的否定,对日常生活主体的忽视,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空壳化,社会主体的虚无化。”但是,如果将生活的价值与伦理定格于庸常,消解于粗鄙,对文本的解读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自然会遮蔽十七年文本在史学意义上的作用。如在今天的有些论者看来,十七年文学是人作为主体迷失的年代和“‘人’和‘自我’失落时代”,十七年文学“多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彼岸的‘黄金世界’,不断地淡化对此在的现在的表现力度。”我们认为,十七年文学在看似“人”和“自我”失落的背后,更多的关注于新的伦理的建构,是在对世俗的生活之中融入了理性的诗意化的想象。这种诗意化的想象在文本中主要以抑物质扬精神的话语呈现。在理性的支撑之下构建新型的无产阶级伦理秩序,以精神的高扬来消解物质的诱惑,以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现代性理性消融传统的世俗伦理价值取向。这是十七年文学文本中崇高与世俗相融的策略。
　　首先是用革命的理性构建新型的无产阶级伦理秩序,使朴素的世俗家庭或家庭复仇意识转变为鲜明的阶级斗争。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领导者的引导、启蒙教育自然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农民的自发复仇也向自觉的阶级斗争转化。封建与恶势力建立的乡村权利秩序与乡民忍辱负重的命运伦理意识可以说是民众苦难根源。长期痛苦生活的磨难和有权势人的不断迫害,使贫苦的人们具有一种能忍受任何不幸的忍耐力,他们也由此相信该穷该富是命运注定的,自己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力来改变。面对生存的困境,不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就是走上两条朴素的抗争之路:要么是逃到深山老林里,结合一伙同命运的人当“红胡子”(注:是群众对被迫逃到深山野林中和财主作对的人们的称呼,统治阶级则称他们是土匪。)专门打劫富豪枪杀仇人;要么是奔跑到关东去谋生。如在《苦菜花》里边,兄长仁善一家惨遭乡村恶势力王唯一的毒害,弟弟仁义报家仇未果而被迫远离家乡下关东,区委书记姜永泉给地主放猪,猪被抢,走投无路不得不参加于德海的起义军。《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亦如此,都是迫于乡村权势的逼压不得不别妻离子,背井离乡。《红日》中,杨军与妻子阿菊一家的悲惨遭遇,梅福如历经苦难,才在共产党的队伍里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快活。而这正是单个的个体复仇的失败,是个体与权势反抗无果作出的无奈选择。“母亲”会把命运苦难的根源归结于“命不好”。这种逆来顺受、服从于天命的伦理观使母亲认为罪恶深重的王唯一是迟早会遭到报应的。如何把乡民从朴素的家庭、家族之怨提升为阶级之恨,如何把老百姓自发的复仇转变为鲜明的阶级斗争,进而找到自身解放的道路是十七年文本的历史使命。所以在公审王唯一的时候,作为区委书记的姜永泉在开场白中有这样一番话语出现:
　　“乡亲们!从今天起,这里的天下就是咱们自己的了,咱们老百姓要当家做主啦!”
　　“王唯一无恶不作,欺压穷人,大伙算算,被他害死、逼跑的人有多少?鬼子还没来,他就先当上了汉奸,出卖咱中国。大伙想想,他做了多少坏事,犯下多少罪恶?”
　　“现在咱们要打倒汉奸,组织自己的政府,一心抗日救中国。大伙不要害怕,咱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有自己的子弟兵八路军撑腰。大伙还该记得,伪县长宋健吾是怎么死的。谁要当汉奸,谁就落这个下场!”
　　“乡亲们!咱们就开始公审王唯一吧。谁有什么尽管说什么,把他的罪恶都说出来。把受过他的害都说出来。咱们报仇的日子到啦!”
　　此前,个体的恩怨与仇恨都是埋藏在内心,是以单个的个体郁积在各自心里,而此时则通过公审大家的心理世界达到了一致,王唯一由个体的复仇对象变成了大家共同的敌人,也让民众明白了王唯一与穷苦人完全不是一个阶级,王唯一是站在国家的对立面,而民众则是民族国家的受益者。福柯认为,公开处决具有一种司法――政治功能,它虽然是一种匆促而普通的形式,但也属于表现权力失而复得的重大仪式之列。公开处决并不仅是重建正义,也是重振权力。在公开处决王唯一的过程中,我们也感知到姜永泉作为共产党人对权力重振的信心与决心。对王唯一的处决意义远远大于了处决本身。在公开处决的仪式中,主要角色是民众。他们实际而直接的存在是举行这种仪式的必需品。这样的仪式存在,不仅使民众意识到反革命可能受到的惩罚,而且要用权力向罪人发泄怒火的场面唤起恐怖感。“犯人仅仅是惩罚的目标之一。因为惩罚首先是针对其他人的,针对潜在的罪犯。因此,这些逐步铭刻在犯人观念中的障碍――符号应该尽快和更广泛地传播它们应该被所有的人接受;它们应该形成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话语,让所有的人用这种话语来彼此制止犯罪。”“儆戒作用的基础是教训、话语、可理解的符号、公共道德的表象。”
　　其次,以革命精神的高扬来消解物质的世俗诱惑,现代性的物质话语永远作为一个虚设的美好精神家园存在于文本。从1949年以后的现代性实际过程看,革命者倾心的一直是思想的斗争、精神的高扬、心灵深处的革命。革命者对物质的腐蚀性一直持有高度的警惕。但是,事实的另一面是,革命队伍是被剥削被压迫的人群――被剥夺物质权力的贫民组成,因而必然带有浓厚的物质感情。革命和战争状态是一个物质损失和物质价值低迷到非正常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物质不仅不是人的存在的确证,反而是人的存在的障碍。因而,在战争状态中强调“脱物质”性不仅不会引发反感,反而会激起人们反抗的热情、向往的冲动。如此,“革命者所组成的现代性队伍不是朝物质王国进军而是朝精神的王国努力也就势所必然,物质及其制度充当全面的反革命角色也就理所当然。”将物质社会理想化为精神社会是文本中革命者自觉的手段追求。《苦菜花》文本的线索是在战争――生产中展开,战争之后是生产,是对山东昆仑山区乡村生产生活场景的描写,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生产的物质――果实;《红日》文本是在前线――后方中展开,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前线的纷飞战火与战争闲暇背景下后方爱情话语,却很少有后方的生产劳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部小说一个是按战争与爱情交替展开,一个是按战争与生产交替进行。战争是大背景,生产与爱情置于后方作为补充,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很难看到军民对物质的诉求――即使他们最初的欲望是物质。对他们来说,物质永远是在战争之后的一种乌托邦的想象。毋庸置疑,对苦难生存境遇的抗争即是对美好生存家园的向往,但是物质话语却永远被压抑于潜意识之中受到敌视与批判。所以,当石东根在庆祝战争胜利时,他对物质的追求欲望全部展现出来:想到的是洋河、双沟、兰亭大曲,不要弄小米酒、山芋酒,觉得小米酒、山芋酒真难吃;他会戴上国民党的军帽,穿上国民党的军官服,骑上战马神气地奔跑。而所有这些在军长沈振新看来都是与革命格格不入的危险行为,尤其是石东根将美国装备套在身上在沈振新看来更是一种极端可耻的举动。然后责令石东根写检查进而从思想根源上进行革命化的规训。另一方面是文本对落后腐朽势力多物质贪欲的丑化表达,这是从反方面来表现对物质的戒备。几乎所有的反动势力都是以一付物质贪恋癖出现在我们面前。如《苦菜花》里的王唯一的住宅占住了村子的一小半,其财产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创业史》里的姚士杰以丰厚的物质为诱饵并凌辱素芳;《红旗谱》里的冯老兰,占有丰厚的物质却生活极具吝啬,这些人对物质的占用欲望直接站立在革命的对立面了。一些经受不住物质诱惑的则最终蜕变为贪欲的仆从进而对革命造成了反动,如甫志高;也有沉迷物质松懈于革命斗志甚至动摇革命信念的,如郭振山。对革命队伍成员的规训永远是时代赋予文本的话语策略。
　　第三,以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现代性理性消融传统的世俗正义伦理价值取向,使崇高的价值规范与世俗的伦理机制达到融合。革命现代性理性可以包括政治理性与“红色”理性。有学者这样阐述过政治理性,认为政治理性对人与社会诸种生活的要求的根据,就不但是理性的原则、纲领和策略,而且更进一步将政治的原则、纲领和策略奉为精神指南。政治的原则、纲领和策略最终以理性的最简洁、最现实和最适用的面貌,成为左右社会和个体的最高价值尺度。其基本精神向度,可称之为政治理性。其实,政治原则、纲领和策略本身就包含了并具有一定的理性思考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认定政治的原则、纲领和策略是由理性派生出来的,但它一旦获得独立的话语形态,一旦以真理的形象出现,就会脱离理性的母体直接对现实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自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社会现代性使命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历史诉求,而左翼文学运动将政治理性的功能赋予文学则是中国文学的必然历史逻辑结果。从此,创作主体对政治现代性的追求制约着文学的发展与流变长达半个世纪,革命理性精神成为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化哲学基础和主要价值坐标。而红色理性从性质上来说是属于政治理性,但是又不是一般的政治理性,而是政治理性的一种具体形态。政治理性是一种普泛化的政治原则,而“红色”理性则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指导性,其核心理念就是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手段达到政治革命的目的。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从根本上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特别是最底层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切实利益,与底层民众的正义诉求相一致。相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性而言,正义理性包含了更浓郁的伦理道德情感。伦理情感的投入使正义理性减弱了形而上的抽象含义,增强了现实的实践性与群体性。当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价值规范与世俗的伦理机制达到融合时,底层民众的复仇心理就上升为崇高的革命目的,使得本来只是自发的准革命意识转变为了阶级的解放,为权力的取得而奋不顾身的行动。《苦菜花》、《红日》及其他文本都很好地处理了两种“崇高”与“世俗”的融合。“母亲”作为乡村世俗伦理价值的代言人,是正义的化身,无论是八路军还是乡村民众都敬重“她”的为人与处事。“她”在革命者“崇高”与乡村民众“正义”之间起到了两种伦理的构架作用。当柳八爷部下马排长强奸民女事件处于一种焦灼状态时候,正是因为“母亲”从朴素的世俗正义伦理的一番评说,柳八爷才亲自处决了革命队伍里的害群之马――对他有救命之恩的马排长,使得马排长强奸民女的事件得以妥善、严正处置。“她”思想意识深处是以朴素的正义为行事准则,正因为如此,也正好与革命者的崇高革命追求在价值诉求上取得了完美的融合。而“丈夫”为讨回公道、复仇未果不得不离家出走多年,到最后回到家乡参加革命队伍也是一种世俗正义伦理向崇高革命理性的回归。《红日》里,杨军与钱阿菊一家的悲惨遭遇,激发了他们复仇的心里动机。从第一次涟水战役的胜利到第二次涟水战役的失利,到莱芜大捷,全军将士心里的感情变化,特别是第二次涟水战役失利后,战士们对战争的渴求实质是充分体现了战士对复仇的强烈愿望。秦守本对主动出击战的喜好,认为“主动出击战这种打法”,“即使死了也心甘”。杨军在身受重伤,看到被自己枪杀致死的敌人,“心头漾起一种杀敌致果的快感”。另一方面,从文本中我们也能看出百姓对战争的不理解和对和平的向往,白胡子老爹对连年战争深有感慨地从民国初年历数到解放战争,接连不断的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苦难,但另一方面,白胡子老爹又把结束战争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人民战士身上。战士对战斗的向往与渴求与军长沈振新在战争失利后心情波动,都体现了战争失利后全军的焦虑心态。在全军弥漫焦虑心态之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崇高革命伦理背后的正义伦理的裹挟,也充分展示了对崇高革命伦理的吁求。于是军队政委的重要性就得以充分的体现。与此类似的话语策略在《创业史》、《红旗谱》也有充分体现。如《创业史》中有党支书卢明昌关于改霞进工厂的对话,县委杨副书记和区委王书记对梁生宝的影响;《红旗谱》中贾湘农的引导使运涛、江涛由家族之仇上升为民族国家之恨进而走上革命道路,朱老忠敢作敢为、豪爽粗犷、慷慨正直、有胆有识的“游民”品质上升为具有的敢于牺牲自我的革命精神。
　　有学者认为,“世俗化,即神圣意义丧失,实用标准代替理性标准成为判断事务的基础。”当我们反观十七年文学时,却不难发现此观点的偏颇之处。因为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文艺观,一直就在致力于“俗”与“雅”的融合,甚至可以说一直走着由“雅”向“俗”的靠拢的道路,而不是“俗”向“雅”的攀升,并且一直在尊重世俗正义伦理的基础上,使现代性的革命伦理得以充分的体现。“这种‘调整’与写作策略却加强了革命传统的讲述功能,完成了中国革命叙事的思想规范和审美理想,从而把它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更高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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