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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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高度重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在反右派斗争中，知识分子受到伤害；“文革”期间，知识分子遭受打击，致使社会主义事业蒙受极大损失。改革开放后，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拨乱反正，确立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政策，激发了知识分子投身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社会主义现代化高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做出了一系列新部署，广大知识分子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7）02-0022-06
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高度重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历程，可以看出，什么时候处理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处理得不好，党和人民事业就容易遭受挫折。这是一条历史经验，一定要牢牢记取。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在国际上，新中国的成立虽然得到苏联、东欧以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和一些西欧国家的承认和支持，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封锁。在国内，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力量负隅顽抗，经济上生产萎缩，民生困苦，百废待兴[1]。巩固革命胜利果实，全面恢复国民经济，需要广大知识分子的参与。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团结知识分子。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2]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强调要“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3]。当时，我国知识分子大约有400万人，除少量是来自解放区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从海外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来自原国民党统治区即“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4]。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方针[5]：对其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给予适当工作；对其中有代表性、有影响、有特殊专长的知识分子委以重任；对失业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就业；对社会上有声望的年老失业的知识分子采取各种方法加以照顾。务使各方面的知识分子能够发挥所长，各得其所[4]76。这些政策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新中国建设的积极性。
1953年，我国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当时我国知识分子在数量和业务水平上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由于在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上存在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党员对党外知識分子持有某些宗派主义情绪，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充分发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详尽阐述了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之间的关系，明确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6]。这一论述是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依据，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探索建设道路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出现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突变。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震动。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趁机掀起了反共高潮。激烈的国际阶级斗争形势影响了党对国内矛盾的分析和判断。1956年4月，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促进科学和文化繁荣，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7]；1957年2月，他承诺要保障更多的言论自由[7]343-347，接着又发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7]455-456。但当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过于激烈时，毛泽东的判断是“事情正在起变化”，“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他们“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7]472。为此，约55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475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认定为我国存在的两个剥削阶级之一[8]。这样一来，1956年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所做出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判断被改变了[9]。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更为复杂。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专家，废除中苏两国相关技术合作协议，致使我国经济建设面临极大困难。1961年到1965年，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筹谋“反攻大陆”，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由于党轻率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加上自然灾害的发生，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间发生了严重困难。从长期极端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的党，对当时形势估计得过于严峻，重新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在1963年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这一时期，尽管周恩来和陈毅等人为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做过一些努力，但成效不大。此后，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逐步升级，阶级斗争被扩大化、绝对化，扩展到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意识形态领域[4]94-95。1963年，开始对一系列小说、电影、戏剧展开政治批判；1964年，这种批判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上述批判不仅把不同的学术观点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错误地给有关人士戴上了“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等帽子。“文革”期间，“四人帮”利用这种错误并把它推到了极端，把知识分子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进行疯狂打击，致使党所领导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遭到极大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极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