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改革宣传研究综述

时间：2021-07-11 00:00:3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中国改革宣传研究跨越了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由于时代背景和研究主体不同，各个阶段中的研究成果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当代改革宣传研究的成就最高，但是其中依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亟待学者们去完善。
　　关键词：改革；宣传；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4-0034-02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改革向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几千年，且不断创造出伟大奇迹，其所依赖者，除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等物质因素外，便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所具有的改革创新精神。从传说中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1]，颛顼绝地通天，尧舜禅让，到信史中的商鞅变法，庆历新政，乃至清末维新，中国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改革的历史。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家和学者逐渐意识到要完成社会物质层面的革新，首先应当实现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涅槃，而促进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就必须依靠宣传的力量。因此，我国改革宣传研究的历史亦如改革史一样源远流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宣传工作随之展开。中国改革宣传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陆续诞生了一批研究成果。比如，《土地改革政策通俗宣传资料》（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1950年）、《工会报纸的经济宣传》（陈浚，工人出版社，1954年）、《农业宣传工作经验汇编》（一知，农业出版社 1958年）等，《当前文字改革的宣传报道工作》（蔡世纬，新闻战线，1959年第12期）、《用漫画来宣传文字改革》（闻世忠，语文建设，1959年第15期）、《大力宣传按劳付酬的原则，做好工资制度改革的思想准备工作》（刘子久，中国劳动，1956年第2期）等。上述成果多是新闻、教育、宣传等领域从业者的经验总结，理论深度还比较有限。除此之外，就是当时党政领导或新闻宣传工作负责人的文章、讲话，如1953年11月27日～30日，各中央局宣传部长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胡乔木在发言中指出，今后各方面的工作都要以总路线为中心，总路线的宣传是十几年的事情，总路线是长期任务，全国宣传任务不可能离开这个基础。同时他还对具体工作领域的宣传工作提出一些意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1954年5月5日～25日）会议领导小组成员习仲勋在题为《党的宣传工作为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四中全会决议而斗争》的主题报告中指出，党的宣传工作必须为贯彻党的总路线而斗争。这些文章或讲话的内容一般是站在布置任务的角度对宣传战线工作人员发出的指示，所涉及的多是具体问题，并未向理论的方向进行转化。1956年之后，由于国家正常的发展建设步伐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改革宣传研究也无法继续进行。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改革宣传在内的各项理论研究才重新走向正轨。这一时期的改革宣传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学科框架下展开。
　　一、宣传学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宣传，将宣传视为革命与建设的有力武器，但是由于解放前缺乏和平安定的环境，很难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具有从事这项研究的一切物质技术条件，但由于党的领导思想的‘左’的错误，窒息了科学的发展。与政治斗争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宣传工作，直接听命于领导，很难把宣传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探索其利害得失的规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实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搞活的新政策，解放了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打开了科学研究的大门。”[2]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的科研工作者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如《宣传科学研究纲要》（林之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宣传学概论》（向在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宣传学导论》（李良荣，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宣传学讲授纲要》（宋锡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现代宣传学概论》（戴元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促成了宣传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改革开放和宣传学建立的大背景下，改革宣传研究工作加快发展，且成果斐然。
　　1.区域性改革宣传研究。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惯、自然资源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改革以及改革的辅助性工作必须因地制宜。正因为如此，改革宣传研究也应结合区域特点有针对性地展开。比如，丁军辉先生通过对辽宁电视台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而组织的宣传活动的反思，提出要做好东北地区的改革宣传工作就必须充分认识当地的历史和现实，用辩证的方法和多变的采访内容，去满足多变的传播对象的需要。[3]再如，蒋晓丽先生在《传媒宣导抚慰功能——兼论在西部地区的特殊功能》一书中，集中探讨了面对中国西部这样一个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人文资源相对匮乏的特殊地区，大众传媒如何更好地发挥宣导抚慰功能，以实现西部大开发的规划目标。[4]
　　2.改革中的典型报道研究。在我国，典型报道既是一种常见的新闻报道形式，也是一种常见的宣传形式。每当政府要出台重大决策或者完成某项战略规划的时候，往往要借助于典型报道进行舆论引导和经验普及。因此，改革开放一经提出，媒体中典型报道的数量便明显激增。“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的六年来，报刊宣传的典型人物多达千人，其中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有近百人，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十余人。”[5]典型报道的这种表面繁荣，难以掩饰其背后存在的问题。1987年，陈力丹先生就宣称典型报道是在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消亡。[6]尽管很多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并陆续发表文章进行反驳。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传统典型报道的社会影响力在不断降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很多学者将研究的目光锁定在改革开放中典型报道的重生和突围方面。比如，《典型报道的受众心理实证研究》先是总结了转型期中国典型报道所面对的种种挑战，继而肯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典型报道在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方面依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全书运用传播学的方法考察了当前受众心理与典型报道价值取向的契合程度，对受众接触典型报道的动机、认知、态度、行为等进行了初步探索，籍以启发实践领域的新闻传播者。[7]
　　3.针对具体媒体的改革宣传研究。大众传媒在改革宣传过程中的总体目标指向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媒体的特性不同，决定了具体分担的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方式不尽相同。比如，王涛先生就针对报纸的特点，总结出了这一传统媒体所肩负的五项改革宣传任务，其中“为改革的理论探讨提供宽松的场所，创造和谐融洽的氛围”[8]，与报纸自身的传播特性最为契合。再如，吴太平从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意识、改革栏目设置、转变工作作风和改革内部体制四个方面，阐述了电视媒体如何做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宣传。[9]董晓平先生则专门著文，分析了广播电台如何通过优化节目结构、完善播出方式、提高节目质量来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宣传任务。[10]
　　二、传播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注发展与传播交集问题的发展传播学在西方诞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右，中国学界开始了发展传播学引进和本土化探索，并推出大量的专著和论文。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就是通过调整现存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思想观念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公民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它既是改革的目标之一，同时也是改革得以实现的精神保证。而促成公民观念转变的最重要途径便是媒介宣传教育。因此，发展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改革宣传研究既有直接的贡献也有间接的启发。比如，《大众传媒与农村》一书通过对江苏农村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调查，揭示了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并着重阐释了大众媒介在促进该地区农民人格和社会心理现代化转变中的作用。[11]再如，《社会转型传播学》的作者站在中国处于转型期的宏观时代背景下，对变革社会中的传播意义、传播结构、传播分化、传播失衡、传播整合以及社会转型与大众传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并构建了中国社会转型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其中有关社会转型时期，大众传媒与民众幸福感形成的关系，以及大众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的论证与改革宣传的关系尤为密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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