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争议政治的理论基础：范式选择与政策启示
时间：2021-07-08 20:00: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目前的社会冲突呈现出两种表征：一是触发冲突的传统结构要素有所减少，二是新型冲突不断涌现。在可预见的将来，上述两种情形何者会占据主导？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部分取决于所选择的理论范式。在评述社会冲突研究的社会中心与国家中心两种范式基础上，政治过程理论被作为建构与理解中国争议政治的核心。它在回应上述问题的同时，也为推动我国冲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治理冲突更为有效的方式是冲突制度化，即引导当事方选择国家认可或建立的冲突解决程序、方式和渠道来解决争议与矛盾;我国冲突治理体制应该以（社会）整合与（国家）协调为核心，即社会组织作为整合个人利益的初级主体和基础力量，国家在对抗的社会利益间扮演协调者的角色。
关键词：社会冲突;争议政治;冲突治理;群体性事件
中图分类号：C913;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4-0086-09
一、中国社会冲突演变的两种表征
关于中国的社会冲突，从既有现象和理论推测，大体有如下两种趋向。一方面，中国既有的社会冲突多数发生在现代化和经济转型的情景中，如大规模的城市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征地拆迁，随着国企改制改组而来的工人下岗，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向农民汲取过高税费引起的税费抗争等。随着改革推进，触发冲突的这些结构性要素日益减少，有的甚至不复存在。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2%，“全国信访形势呈现稳中有降、总体向好态势”①。这似乎验证了社会冲突研究中经常引用的一个论断：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时，社会将处于矛盾的高发期。而在超出这个阶段后，社会稳定形势将趋向好转。这很容易诱使我们做出这样的推论：它可能意味着中国终于度过了这道坎，“维稳”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或者说，“维稳”体制为中国赢得了通过政治整合与吸纳、社会的再组织、建立某种形式的福利体制、强化社会主义法治而最终彻底化解或节制社會不满的时间，从而走向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冲突制度化道路。即国家控制社会群体组织化的节奏和方式，避免在制度具备足够承受能力前让社会冲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而能够相对从容地、逐步地实现政治发展。
另一方面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冲突治理体制可能还没有迎来真正的“大考”。蔡永顺的调查发现，那些没有遭遇过官民矛盾的受访者中有11.8%说他们如果与官方发生冲突，会选择忍耐，但那些真正与官方发生过冲突的受访者中有26.0%的人选择了忍耐。在农村，遭遇官民矛盾的人选择忍耐的比重高达39.5%。Yongshun Cai， “Social Conflicts and Modes of Action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Vol.59， 2008， pp.89-109.这表明或暗示着，既有冲突治理制度具有的高成本和低成功率可能阻碍了民众将他们的不满诉诸于公共制度，这类潜在的不满会寻求适当时机爆发出来。近年来，我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向我们昭示出这类行动的能量。更重要的是，社会冲突中出现了三类新现象：一是争议政治中涌现出新议题，最为典型的是以“邻避冲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环境议题。尽管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它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二是旧有争议政治有了新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和国企工人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在这种情景下，一种新的工人政治有可能孕育出来。三是新的主体加入到集体行动行列。群体性事件已不再仅仅是由社会中的弱势或边缘群体发起的针对传统议题的抗争，而逐渐为社会中的其他群体或议题所普遍采用。张振华：《中国的社会冲突缘何未能制度化：基于冲突管理的视角》，《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在可预见的将来，上述两种情形何者会占据主导？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对我国未来冲突治理体制的顶层设计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认定冲突高发是阶段性的，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社会矛盾将自然而然得到缓解。那么，发展经济就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不二法门，冲突管理只是为了避免在经济发展到足以解决所有重大冲突前的权宜之计。反过来，如果认定冲突并非阶段性现象，也并非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一种相对持续存在的“顽疾”，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需要不断探索新的冲突治理思路与策略。当前我们只能对这一问题给出尝试性解答。社会科学长于解释，却不善于预测，这使得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做任何有关预测性的工作时都必须非常小心。到目前为止，本文对这一问题的大体判断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社会冲突总量可能会继续增加。支持本文做出这一预测的基础是政治过程理论。对于社会冲突，目前起码有现代化理论、社会运动理论和冲突管理理论三种主要视角。张振华：《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2日。按照解释社会冲突现象的重心是社会因素还是国家因素，本文将它们粗略分为社会中心和国家中心两种范式。这一分类要比绝大多数学者所给出的框架更为宽泛。在相关学术史的整理中，一个常见的判断是，争议政治的主导范式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发生在1970到1980年代，以怨恨为中心的分析受到了资源动员理论的挑战，但后者很快过渡到政治过程理论。在对它们各自的主张和观点进行极其简要评述基础上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给出一个高度概括性的总结，对这些理论稍微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见拙著《社会冲突与制度回应：转型期中国政治整合机制的调适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章“现代社会冲突理论述评”和第七章“制度化社会冲突的国际经验”。，本文强调政治过程理论对于理解中国争议政治的独特贡献，并指出其对我国冲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可能启示。
二、争议政治的理论基础：从社会中心到国家中心
（一）社会中心视野下的争议政治
尽管冲突现象在前现代化社会就已广泛存在，但社会冲突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通过两条主线发挥作用。一是市场社会的形成。在此过程中，经济从人们的社会关系中“脱嵌”（dis-embedded）[英]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逐渐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继而反噬和侵吞了其所嵌套的“母体”，结果是“原有的庇护、恩典、责任与承诺都必须在资本主义利润法则下经受检验和权衡，作为传统整合基础的、自然生成的道德秩序在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效率预期面前再也无法保持原先的自然和谐了”徐露辉：《政治整合论》，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36页。。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工业化往往会触动两种典型冲突：不同职业身份团体间的冲突（最为典型的是劳资冲突）、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或者城乡间的冲突。二是民族国家的建构。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将自然属性非常不同的群体纳入一个大的政治共同体内，必然面临严重的认同危机，导致不同种族、语言、宗教、地域团体间的争斗。民族国家的建构还是一个权力集中过程。原先散落在“中间层”的权力被收回，民众开始直接与国家互动。“在国家得到强化后，贵族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功能。同时，平民被原子化，其社会和生活开始受到国家力量的直接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1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