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党的理论创新的基本线索及其实践本质
时间：2021-07-08 04:02: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党的理论创新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多重意蕴，涉及到了多条基本线索。总的来说，党的理论创新遵循着“实践—理论”、“历史—逻辑”、“主体—客体”的基本线索，体现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以及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实践本质。
关键词：党的理论创新；基本线索；实践本质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3-0009-03
党的理论创新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根本条件，是革命胜利和改革开放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可靠保障。然而，党的理论创新有着不同的理论所指，具有多重意蕴，涉及到了多条线索，它既包括党的基本理论的创新，也包括党的建设某一个具体理论的创新，同时还包括了党所领导的事业的理论创新。为了深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进一步澄清党的理论创新的概念意蕴，科学梳理党的理论创新的基本线索，深入揭示其实践本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理论创新“实践—理论”线索的实践本质
党的理论创新，是指对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等进行科学的调整以适应并促进党的建设、革命及现代化事业持续快速而健康发展的过程。党的理论创新是适应实践的需要而发起的，是实践检验理论——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的循环反复过程，蕴含“实践—理论”的基本发展线索。从根本上来说，党的理论创新主要指的是党的基本理论的创新，也就是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及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集中体现。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属性。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实践的产物，就是革命的理论，其革命性指的就是它的开放性，能够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实践—理论”的基本发展线索揭示了党的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实践本质，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某种程度上，党的理论创新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学术界有成果指出，井冈山时期党的理论创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理论创新是指1927年10月到1930年前后，我党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成果……井冈山斗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开始真正中国化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进入实质性探索的时期”[1]。党的理论创新不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先河，而且事实上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迄今为止，这个历史过程形成了两大理论创新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及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形成的理论结晶。它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解决中国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开创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理论体系，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从而建设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问题。1945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并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写进修改的党章中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设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这是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进理论创新的结果，是在深入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3]的基础上不断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从它所涵盖的战略思想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中国社会现代化”：党的理论创新“历史—逻辑”线索的实践本质
党的理论创新不仅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规律，体现“实践—理论”的有机统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遵循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遵循“历史—逻辑”的基本线索。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这种现代化是在外来势力的逼迫下被动开始的，是一种被动型现代化，又称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在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看来，中国社会现代化“作为一种国家主导的民族振兴战略，现代化启动的成败的关键首先应从制度与政治层面上去探寻”[5]。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具有占先性；在转变阶段则是经济与技术因素具有占先性；而在现代化后期特别是社会整合阶段，则是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上升到重要地位”[5]528。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就是先推进政治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然后才是经济现代化与思想现代化等，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现代化的领导权威问题。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是沿着农民革命——洋务运动——戊戍维新——辛亥革命的历史轨迹演进的。由中国最底层的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运动，以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为目标，但它不能充当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领导权威。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的地主阶级开明派或改革派以“御侮”、“求富”为主题，试图通过发动一场军事的、经济的现代化运动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则充分表明，地主阶级开明派或改革派发动的经济现代化无法挽转现代化的被动局面，也不能充当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领导权威。资产阶级改良派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作为根本，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使封建政权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领导权威，戊戍维新在封建势力的反扑下以失败告终，这充分表明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不能充当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领导权威。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动了一场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以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它的失败则充分表明，中国唯有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领导权威。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现代化实际上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那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革命理论以及由什么阶级来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从被动到主动的革命性转变。恰逢中国社会现代化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历史关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广泛传播并同中国的工人运动有机结合起来，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肩负着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从被动到主动革命性转变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起来，领导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前提；新中国成立以后，积极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但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致使中国社会主义计划型现代化建设受到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积极的理论创新，大胆改革、厉行开放，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之间的有机统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
